对艺术当代性的不同理解，或许最鲜明地凸显了中国美术在全球化境遇中的自主精神与自觉意识。

　　众所周知，作为对现代主义艺术反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一方面是以架上艺术的终结为理论根据而推导以装置、影像、行为和观念等新媒体为艺术当代性的表征;另一方面则是以艺术表达的绝对自由性、颠覆性和个人意志与个性体验作为艺术大众化的终极价值。与欧美当下流行的这种否定架上艺术存在发展可能的当代艺术不同，中国当代美术生态在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平衡中充满了无限生机。

　　这种生机的根本，来自于对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与艺术发展观的坚守。也即，中国美术家普遍认为，艺术的演进并非完全是艺术载体与表现方式的前后递进，而是艺术与现实生活密切程度的演变，反映什么、怎样反映与反映得怎样，共同构成了艺术史的内部运动。

　　正是建立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哲学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一艺术发展动力与源泉的创作观和发展观。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无疑是在新世纪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之后，如何探索中国美术当代性的理论根据。正是在这一理论意涵的指引下，中国当代美术更加自觉也更加自信地走进人民生活，以反映现实与塑造人民形象为主旨，真正推动了架上艺术的当代性探索与发展。

　　近两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实践，一方面让美术界从一种喧闹的场景和浮华的利益追逐中变得沉潜起来，另一方面则涌现了一批真正表现社会生活、呈现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佳作，而这些作品能够获得学术上的赞许，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架上艺术的创新意识。譬如，本是描绘宫廷贵族生活、追求高贵享乐美感的工笔画，却在李传真表现城市农民工或者当代乡村农民形象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拙朴、厚重和刚健的美感。这种具有生活温度的画作，在促进工笔画写实深度提高的同时，也巧妙地体现了如何从西式写实再度向东方写意回归的艺术探索。再如，获得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银奖的李智华的油画《老广东，小生活》，所描写的这对“老广东”，生动再现了中国城市农贸市场里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物与场景。作品从这对个体户的鸡鸭生意里，展现了小老百姓小康生活的真实状态。作品无疑是写实的，但同时也体现了油画在汲取图像语言方面的当代性拓展。还有，作为蒙古族画家，鲍凤林在今年“深扎”的主题实践活动中选择了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达尔罕乌拉苏木——这是他曾经多次写生过的草原牧场，他没有作为旁观者来猎奇草原民族的民俗风情，而是从现代文明的视角，在发掘和保护草原游牧民族原生文化的努力中展开创作。他在采风写生基础上创作的《长调草原》，通过蒙古草原的长调歌咏，展现了宽广而恢弘的民族史诗，而画面基调则以苍茫凝重的水墨为主调，绝去色彩的杂陈，在笔墨与写实造型的结合上显得更加深入。

　　应当说，“深扎”主题实践，让许多中青年美术家找到了艺术创作与艺术创新的根脉。一方面，他们从人民深厚的生活土壤里发掘出普通人的精神境界，并在清新的艺术语言的开拓中最大限度地凝固了民众生活原本的温度;另一方面，他们从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角度对于民族形象的再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艺术语言的风格追求，从而更加丰富也更加完善了他们各自的个性符号与审美取向。

　　身处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如果不能以视觉艺术见证和记录这个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刻，那将是艺术史的遗憾、美术家的羞愧。

　　放眼中外艺术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当下中国这样，调集众多的优秀艺术家，在短短的几年内，通过造型艺术来展现这个国家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只有尊重历史、敬畏文化的民族，才会把展现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脉作为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今年的收尾结项，既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收获了一批历史画，更为当下美术创作过多自我表现的小情小调、过滥无病呻吟的语言拼贴和过杂价值准则的起哄聒噪，起到了主流美术创作的导向引领与价值重构的调整作用。而伴随着近两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建党95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在全国美术界相继掀起的红色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高潮，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当代架上艺术的持续发酵，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这个时代从人们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对国家宏大叙事的精神需求。

　　述往事，思来者，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不断从历史深处探究未来走向的一种反思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需要从历史的沉淀与博取中不断积蓄力量的一种思辨方法。应当说，这些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同样体现了当代中国美术持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艺术家通过深入历史所获得的精神洗礼，也促使他们探索和凝固国家历史记忆中富有当代视觉文化特征的史诗图像。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历史，构建崇高。这些与欧美艺术扁平化、拼贴化和私密化的当代性并不趋同的造型艺术，体现了中国当代美术从生活出发、从历史出发、从审美出发、从精神出发而促进造型艺术当代性开拓的另一种思考与实践。

　　事实上，欧美现当代艺术的进化逻辑并不能涵盖中国传统艺术与当代绘画。当照相术的发明开始动摇以再现性的幻觉艺术为特质的欧洲架上艺术的根基，并从此转向探究语言独立进而推导艺术载体的不断进化时，中国美术从未以“形似”作为艺术价值的最高准则，也从未发生道与技分割裂变的艺术现象。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有无相生、释家的虚斋坐忘，从来都是中国艺术的文化魂灵。如果我们在敞开胸怀、积极汲取一切人类文化艺术的优秀成果时，忘却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血脉，甚至用他者艺术演进的逻辑来覆盖和修改自己的文化基因，那无异于消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存在。

　　中国精神的提出，是在艺术价值被西方全球化声浪的同化与遮蔽中发出的一个响亮的声音。中国精神不仅以其最深层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规定了当代中国美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其谱系的内核，而且，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也从根本上确定了其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如何衡量中国本土美术的发展、如何评判外来艺术移植的再生价值、如何确立当下中国美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与表现形态，以及如何认知后现代新媒体艺术所建立起来的新型艺术作品与受众关系等的价值取向。

　　中国精神命题的提出，让当代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有了更加强烈的自主意识，从而也不断增强了中国美术繁荣发展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而中国精神中对于本土文化历史的敬畏与传承、对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艺术的尊重与萃取、对于艺术人文关怀的思想性探索与艺术不断变革的当代性创造，毫无疑问又具有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普世性。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精神对于人类艺术发展规律的不懈探求，也弥补了欧美艺术发展的历史缺陷，成为新的全球文化框架的一种崭新构建。当我们以这种自信的艺术姿态和文化心理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真正体现了中国当代美术成就的作品——诸如中国画的现实观照与多样探索、油画的写意特征和漆画的语言自立等造型艺术的多种现代媒介转换时，我们就不会再为是否具有他者的那种全球化艺术、是否具有他者的那种艺术当代性而气馁自惭。因为，中国精神所持守的艺术人文理想，正在构建新的全球文化理念与艺术框架。

　　（作者：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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