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院“走向自由——古元的内在精神”

中国美术馆“永远的战士——彦涵诞辰百年纪念展”

　　7月23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从革命时期走来的“战士”版画家彦涵先生的百年纪念展，这与北京画院刚刚结束的“走向自由”古元回顾展形成呼应，几乎同时，两家美术馆推出了两位新中国版画家的纪念展，这并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两年来，各大艺术机构都开始对这一代艺术家展开研究，例如北京画院美术馆沿着二十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展览，近期推出了古元、邹佩珠、卢沉、周思聪、启功、赖少其等艺术家个案研究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同样从几年前开始梳理学院历史开始，最近分别将韦启美、罗工柳、张凭、王临乙、王合内、孙滋溪等艺术家作为个案进行深度研究与展出;广州艺术博物院的研究个案则涉及廖冰兄、赵少昂、丁衍庸、黎雄才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关良、吴大羽、赖少其的综合大展都曾经一度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这代人的艺术就是人们熟知的新中国美术，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而最近，这段历史中的多个个案开始进入美术馆观众们的视野里。这些艺术家或许并不像徐悲鸿、李可染、黄胄那样家喻户晓，却在新中国美术史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个案，成为近两年来学界纷纷研究的热点。在市场中，这些早年被忽视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开始逐渐引起拍场和收藏界的关注。

《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 14.4cm×11.8cm 1939年 黑白木刻

古元《静静的玉渊潭》 38.5cm×52.5cm 1979年 水彩

　　新热点：新中国美术研究

　　“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这是画家古元先生给自己的一张木刻版画取的名字，隐藏着古元亲身经历与思想蜕变的过程。这与其他十五张黑白木刻组成了一套革命题材连环画，讲述了出身雇农的主人公遭遇时代的悲惨蜕变成一名战士的故事，是作为版画家的古元生平完成的第一套作品。十六张巴掌大的木刻版画在“走向自由——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展览上被布置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成为展览中最受关注也是最具故事性的作品。这个展览把观众拉回了八十年前的时光，19岁的古元凭着对自由的理解和向往，毅然离开家乡广东，辗转几千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木刻，因革命走上了艺术创作的征途，开启了他的艺术人生。

　　古元的一生，也代表了他这代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从革命时代走来，经历了抗战、新中国建立与建设、十年浩荡以及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历经坎坷，却从未终止创作，最早对于美好和自由的向往没有一丝一毫的衰减。

　　“这代艺术家的共性，都是从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革命中开始，在特殊的时代以笔当枪参加斗争，他们用艺术作为一种武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们又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跟随着新中国的文化一路前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这样总结跟随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艺术家：“即使在动荡的年代，艺术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但他们的作品却在时代的洪流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激情和视觉力量。”

1938年在延安　左起：彦涵、华山、胡一川、罗工柳

从延安到北京-王式廓百年纪念展开幕现场

王式廓《血衣》 素描 中国美术馆藏

　　王璜生介绍，中央美术学院对于这代艺术家的研究是从王式廓开始的，2011年5月，“从延安到北京——王式廓百年纪念展”在央美美术馆拉开帷幕，这个展览的研究基于更早之前王式廓的家属向央美捐赠了近200件作品，机构通过藏品对艺术家进行研究，这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

　　“对于王式廓先生的研究在我来央美美术馆之前就开始了，最早是因为央美的收藏，而且王式廓先生已经走了很多年，对于先生的研究和资料梳理工作一直没有真正的开展。”王璜生介绍，在王式廓大展完成之后，他们意识到央美历史上像王式廓先生这样需要挖掘的艺术家还有很多。“尤其是在范迪安院长到央美之后，他开始对这一系列展览有了更为宏观的把握，开始做董希文，我们辅助他做董希文的研究工作，也恰好是在董希文诞辰百周年之际进行展出。这次在学术上将董希文这个展览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王璜生说。

　　由文化部、教育部、文联支持的“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最终在2014年12月27日开幕，展出了迄今为止董希文存世数量最多、最为全面的作品。于是，顺着这样一条研究思路，2015年以来央美又先后梳理了韦启美、罗工柳、张凭、王临乙、王合内等艺术家的并形成系列专题展，同时还包括即将要展出的伍必端、田世光等艺术家。

罗工柳《地道战》 布面油彩 140cm×169cm 1952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彦涵《我们衷心热爱和平》版画 109x65cm 1952

彦涵《春潮》版画 45.5x39cm 1978

　　对于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永远的战士——纪念彦涵诞辰100周年”，王璜生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最近我去看了彦涵的展览，效果非常不错，无论是作品的呈现，展厅布置和环境的营造都很规范化和高标准。”王璜生坦言，他在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时也做过彦涵的展览，当时也努力将展览做好，但是当时的想法还是更多的将精力放在作品本身。“这几年做过的艺术家个案的研究性展览的确跟前几年不大一样，都是有深度的挖掘研究工作。尽管以前也有这样的展览，但多数还是比较应景，或者是配合家属的展览，或者是从一个纪念性的角度出发。”王璜生认为，如今对于这些艺术家的研究力度已不同于往昔，无论是从作品本身的梳理与研究，还是艺术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文献的挖掘与整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开始受到重视，所以对于每位艺术家的研究也形成了更有效的成果。

　　谈及艺术家个案的研究性展览，北京画院的20世纪艺术大家系列同样也是最值得推荐的关注对象，从北京画院2007年确定了研究近现代美术史与20世纪美术个案之后，至今已经完成40多个二十世纪美术大家的研究与展览案例，以齐白石为中心，横向纵向展开对20世纪美术界甚至整个文化界的研究，这样一路梳理下来，近期所呈现的周思聪、卢沉、古元、关良、赖少其等正是新中国初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

　　在谈及这一现象时，北京画院副院长、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认为，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关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艺术机构和美术馆。他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我发现近几年以来，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都在做与中国二十世纪有关的展览，例如2012年初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中国革命时代的艺术:傅抱石(1904-1965)’;大英博物馆也首次做了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展;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展出过20世纪中国绘画与日本的展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2014年举办了齐白石个展。我想说的是这个现象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认为，这是全球性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开始关注的一种现象。

　　学术：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为何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对于新中国时期美术的研究热潮呢?有一个最为直接而客观的原因，是这代艺术前辈们都已进入了百年诞辰的时代，从而成为一个纪念的节点，这成为最为表现的直接原因。

　　同时，去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与今年的建党95周年也不得不说让革命时期的美术重回人们视野的另一外部原因，尤其是对红色经典题材的关注。另外，除去重要作品和早年被收藏的主题创作之外，这代艺术家们的大量作品、手稿、文献都还大多留存于家属手中。“家属手里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作品，这在之前还没有机会好好梳理，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家属恰恰有精力又有需求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儿。”吴洪亮说，当美术馆恰好在做相关研究之时，机构与家属的双方面配合，正是艺术与社会的配合，能够更好的完成深度的艺术个案研究。

中国共产党建立95周年美术作品展

　　而更为深层的的原因并非是偶然的，吴洪亮用一则故事来说明：2012年8月，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有一位油画艺术家去看了展览之后，回来跟我说，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辛酸。他当时特别激动得说：“我们在油画事业上奋斗了这么长时间，现在看到孙宗慰在半个世纪前画的油画还是这么禁得住看，相比之下我的画显得很飘。”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看当代艺术看了这么多年前之后，突然发现当年的画里的价值;我们以往都觉得近现代离我们很近，而且离的太近，近的都没有当成历史去关注，当他们距离我们慢慢越来越远之后，我们才当成历史去开始研究，去研究它的学术价值，去研究它的本体语言。”吴洪亮说。

　　在王璜生的美术馆经验看来，美术馆体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给艺术家个案研究的深入程度带来了直接影响，通过研究和梳理，对于艺术家是一个再认知的过程，当研究到位之后又通过美术馆呈现出来，观众所看到的艺术家往往跟以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除此之外，吴洪亮认为这与中国对于自身的文化自信也有直接关系：“以前，国外的不少学者对中国二十世纪的艺术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20世纪艺术并不值得研究，甚至称中国20世纪的艺术不是因袭古代就是抄袭国外。当年苏利文先生对中国20世纪艺术进行研究时，也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如果说以前没有对此观点进行回应，现在我们重新自信的去看待我们这一百年的历史，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既吸收中国传统又吸收西方，抑或自我生长而形成的具有独立面貌的艺术。我们的研究，就是在不断的做着举证的工作。”于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关注就开始了。

　　当下，当大家开始用一种更冷静的心态去关照那一段历史。才开始意识到这代艺术家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并没有真正被挖掘过。“以往都是比较官方的评述和推荐，但随着这些艺术家前辈们已经遗憾的逐渐离我们而去，对他们的艺术应该有更深入更全面的定位，而不是仅仅一篇篇零散的表面的文章，尤其是应该确立他们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真正地位。”王璜生这样感慨。吴洪亮也谈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新中国以来的艺术家们在学术上的价值挖掘才刚刚开始，“客观而理性的研究，这是一个开始”。

　　市场：未被完全释放出来的价值

　　在拍场上，新中国美术从来都是艺术市场的宠儿，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红色经典题材艺术，历史的特殊性造就了这一时期的拍品多次夺下拍场天价，这一板块，最不缺的就是市场与收藏。

　　“那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那也是一个能创造名作的年代--一张画传遍了神州、一张画代表了时代，一张画名满天下。与革命风云岁月相伴而生的红色文艺经典，代表了艺术家积极入世的态度，改造世界，开天辟地的力量。生产建设、革命圣地、毛泽东诗意这三大题材使传统中国画转而服务于现实。再度回望这段历史。当政治影响力逐渐淡去，审美力量愈加明确。”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中国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这样描述整个时代的特征。的确，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并非人尽皆知，但他们的作品却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如今，这也是新中国美术一直以来在市场中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美术与红色经典题材拍卖TOP10

　　再回头梳理艺术市场中关于新中国美术的成绩，郭彤介绍： “新中国美术”专场的开设被业界评价为“嘉德的标志性专场”，红色经典题材作品在拍场上引起关注也是从嘉德开始的：1995年秋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送拍的刘春华1967年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最终以605万元人民币成交。1996年、1997年，嘉德的秋季拍卖专门推出“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96秋专场的封面是李可染《韶山》。从此“红色经典”作品便成为中国艺术市场备受关注的独特板版块。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嘉德举行2009秋拍新中国美术专场，近50件红色美术作品总成交额达1.38亿元。2015年秋拍大观之夜 • 晨曦——新中国十七年绘画集萃，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巅峰之作李可染《万山红遍》以1.84亿元成交。

　　历数几年来的几项拍场记录，也多与新中国美术相关：2011年北京瀚海秋拍傅抱石的《毛主席诗意册》经过多路藏家的竞拍，以2.3亿元的高价成交，刷新了傅抱石书画作品的拍卖纪录。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上，吴作人绘于1977年的油画《战地黄花分外香》以8050万的高价成交，亦刷新了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2012年北京保利春拍上李可染《万山红遍》强势亮相，最终以2.9325亿元成交。

　　多年来缺乏了学术上的挖掘和梳理，关良、古元、周思聪等艺术家的艺术市场多年来也无法与李可染、傅抱石等艺术大师们早已成熟的市场体系比拟，却在近期逐渐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新中国美术这一课题，反映了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时期，亟待艺术机构和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等机构均作过相应的展览和学术梳理，市场的反应也与之相辅相成。”郭彤认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更多的是以领袖题材作品、工农兵群像、工农生产写照、大好河山等主题性，即便有一些“命题作文”的性质，但从革命时期走来的艺术家依然在主题创作中追求的是发自内心的激情，记录了那个特殊的一段历史。

　　尤其是近期全国各地美术馆博物馆不断举办“抗战胜利”“建党95周年”为主题的展览，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新中国美术的历史追忆，新中国以来的美术和小众化的连环画、版画的艺术作品也水涨船高，最为重要的一次市场热点即是2015年翰海春拍中，古元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150幅水彩作品作为一个标的以估价待询形式上拍，最终以1702万元成交，单件作品的成交额在百万元左右的区间。

关良拍卖指数(数据来源：AMMA)

　　以关良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并不受到市场热捧，1994年朵云轩举办的中国内地首次艺术品拍卖会上，关良的《金玉奴》仅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他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拍出7.9万元，这已经是当时关良的最高拍卖纪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中，关良《石门》拍出2300万元，问鼎关良个人最高拍卖纪录。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关良的作品逐渐开始在拍场上尽显风光，特别是上海明轩拍卖会上，关良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估价350万至500万元，最终以1552.5万元成交。进入2015年，恰逢关良115周年而举办的多次纪念展，包括上海嘉禾、中国嘉德、上海明轩分别不失时机的推出关良的纪念专场，表现皆为不俗。

　　谈到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这代艺术家未来的艺术市场的看法时，郭彤谈道：“在徐悲鸿、李可染、傅抱石等一代大师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众多美术大家都曾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有佳作流传。这一代大师大多是在50年代初接受美术教育，并在六、七十年代达到创作巅峰。如今这代大师们大多历经沧桑而又保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代名家的导师，一些作品被深度发掘出来。近些年，他们以有限的作品流通量在市场上保持着不错的成绩，但与其历史地位和成就相比，这一代人的艺术作品价值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多元化审美语境下，那些早年受到忽视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也逐渐开始受到市场关注。作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造成这种市场现象的主要原因。”

（文/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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