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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艺术强调融合、贯通与兼收并蓄，但也强调排异、独具与别开生面。所谓“排异”，即排斥异己力量，以保持原生机能、状态与风貌。在数千年演进过程中，“排异”功能为纯洁书法艺术、承传独特魅力发挥巨大作用。

《黄庭经》（局部） 王羲之

　　排斥俚俗与无益的交融，以保持形体规范与美观

　　早期文字蜕变生衍，非规范化俚俗、草率现象一直侵扰文字正常发展。战国时期，社会普遍存在文字随意化、臆想化倾向，导致产生大量不可辨识的异体字。诸侯各国或出于风俗习性或出于自身理解，任意赋予文字造型，特别是“蝌蚪文”“鸟虫书”，因过分顾及其装饰作用和工艺色彩，一定程度上滑离文字既有发展轨辙。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秦国文字单一性较强，虽也有少数异体字，但不仅数量少而且结构悬殊不大，尤其是秦青铜器文字，因强调正统、突出通识、力避俚俗，具有较强的严肃性。文字排斥俚俗，从政治出发有利于国家施放号令、统治管理，从文字自身讲，“标准”是文字由象形向符号演变的必然要求，各行其形，各取其意，任意改变部首组合与增减笔画、变异或曲解形体，只能致使文字繁难与不可辨识。

　　这种形体上的“排异”还表现在对已成熟文字篆、隶、行、楷体的并存并现上。因书写多元性，导致四体在形态上风貌有别而未归于一统。篆隶之间虽互为交融，但笔画“篆曲隶直”始终分明有致。“隶变”对隶书成熟有重要作用，但隶书几乎与篆书同步发展，并非完全胎脱篆体而成，春秋时《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标志性笔画“蚕头雁尾”就已露端倪，而且后期此笔意始终侍奉于隶体，从未向他体旁逸斜出。《居延汉简》隶书，波磔分明而且优美，为社会普遍适用，但在同期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篆文中，不见波磔丝毫痕迹。为保持各自机能与血脉，书论中更是强调四体不同要求，阻隔四体之间苟且亲昵与不良交织。正如晋卫铄《笔阵图》中说：“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排斥思潮与板滞的风貌，以保持内质鲜活与灵动

　　书法受社会文化思潮的渗透与干预，但书法在文化思潮面前维系自身体面与尊严，表现得近乎匪夷所思。

　　以佛教对书法影响为例。佛教强调精神状态专注一境而不散乱，要心绪宁静、思虑集中，还有佛理“意象论”“顿悟说”以及“色空观”等，都被书法作为有益元素加以吸收。但是，书法自身也随即形成强有力的抗体，来排斥佛教文化思潮的波及。一方面，恣性高扬，反对执着于物，倡导悠游于乐，提倡书法家要做到适心适手，畅所胸怀。书法这门特殊艺术，有着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情绪性，富于动感，讲究行气抑扬顿挫与收放自如，正好印证书家内在心理情绪之律动，如果心如死灰，静水一潭，书法家灵性将枯萎凋谢，作品将不会灿烂鲜活。另一方面，藐视“写经体”，反对千篇一律、僵死呆滞。在印刷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弘布流通，都靠书家纸墨抄缮完成，其风格来源主要是汉简和汉魏时期的楷书新体，这种书体强化正体意味，散发静谧、庄严与凝重的审美特征，部分作品成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但因书法与佛教并未建立起对应性的审美互动系统，使得“写经体”并没有被书法搁上高位，从未占居书法主流地位，在南朝一直被排拒于文人书法核心之外，即使如东晋王羲之写《黄庭经》也很少用写经笔意。在北朝，“写经体”中表现的强悍雄强风格恰恰又走向了佛理反面。在整个南北朝书法发展中，没有一位书家以写经名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排斥着佛教对书法审美意识的干扰。

　　排斥因循与不当的同化，以保持风格独具与多元

　　朝代并不是书法风格区别的必然因素，但书法奔涌的长河总是在不同朝代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朝代书家群体，反对因循前期章制，有意识地规避前人书法艺术高峰，另觅他途从而构建自己的审美家园。晋人深得“中和”之美，唐人无法因循占着便宜，逼迫在“法”与“情”两个极端付出新的努力。宋书家则更为艰难，既不能沿着晋韵之路继续拓展而枉费大量才情，也不能承接唐法之宅宇安心蛰居而尽拾前人牙慧。在前朝两座高峰之间求得“意”的另一山峦。宋苏轼在他的《东坡集》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于是“尚意”成为宋朝书法总体特征。尽管时代越往后，可供选择的形式因素越有限，但排斥因循的传统，总能使书法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就书家个人而言，排斥同化是书家共性。自我风格对于一个书家至关重要。书家总希望自身能够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这一创作动机，既是一种自身追求，也是书法排异的先天反映。因“排异”，使得他们创作主体意识，立体鲜明地凸现出来，而指向独特的艺术标杆。晚唐书家释亚栖《论书》：“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这段书论表明“排异”才能别开生面而进入书法艺术之堂奥。当然，“排异”不是指不要汲取别人成果，而是指在包容万方基础上对自己的一种坚守。书家几乎都会在别人成果中享用一段时日后才能从别人篱笆下跳出，这样才会感到自我价值回归与舍弃仰人鼻息的快乐。

　　排斥时尚与眼前的喧嚣，以保持基因原生与正宗

　　书法上一直有“回归古典”“取法源头”之论，以排斥现时喧嚣，这是书法艺术又一理论原点。没有哪一门艺术比书法更讲究要回归传统，可以说书法史有多长，崇拜古法历史就有多长。迄今为止，所能见到最早书论东汉赵壹《非草书》，就是一篇具有强烈排异时尚的书论。在赵壹心目中，书法地位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它是“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圣人所造”，与“当今”草书格格不入。这一厚古薄今思维定势，在汉代以后始终左右着书论的发展与完善，几近酿成传统书法中必须接受而又无法摆脱的宿命警言。

　　书法之所以排斥眼前喧嚣，是因为审美“距离”在诱导与驱动。在艺术审美中，书法创作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书家情感释放不会脱离自身处境，不会脱离实际生活，不会脱离滋育他的文化土壤；二是书法赏析恰恰又依靠历史文化积淀与过去的审美体验。只有以足够长的历史跨越和时代洗汰过、被认同的成熟的经验作支撑，才能对书法内涵与真谛有所感悟。正是这两者使得书法过分看重古典而与现世审美保持一段距离。这距离，也促进书家一定程度上纵深探究书法原本，促进书家摆脱实际生活迷人眼目的缤纷乱象，从古典中汲取营养，以保持书法传承基因的纯洁与正宗。

　　排斥眼前喧嚣，可以更好审视现实书风，校正和完善所泛澜之流弊。宋朝在“尚意”驱使下，文人书法写意特征产生极强的审美疲劳。对此，元朝书家赵孟頫大力提倡厚古薄今，倡导以晋唐为法鉴，来校正现时琐细浓艳和险怪霸悍之风，《子昂画并跋卷》中记载他的话“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身体力行，专心临摹古碑帖，以晋为准绳，再由此上追溯两汉先秦，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后终得大成。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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