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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北朝碑刻的人何其多也，以为北碑和唐碑相比有更多的天真烂漫、轻松自如，不似唐楷那般法在前、意在后，郑重其事。尽管作者的身份、地位相距甚远，唐名楷书家大多是权贵公卿，北朝碑刻的书写者则大多是无名氏。在具体的书写上，北碑会给学习者更多的补充、调节的空间，也更有让人联想、想象的可能。因此北朝碑刻中的造像记、墓志铭、摩崖题字，林林总总恍如汪洋，都被人细细寻觅。一碑一奇，各呈其长，各见巧妙，莫有同者。人们不知作者为谁，更不知从何来、往何处。历史就是这样，使彰显者更彰显，使遮蔽者更遮蔽，唯时日到来，方才去掉蒙翳。

　　如今学习北朝碑刻已多见功利之效应，入展获奖多了起来，很适宜此时的审美消费。但细细观赏，学者不过学字，倾心用力于某一碑，学字不辍，真要创作，千字百字，依格填入，的确相似。若入选获奖，便可依此判断学习的成功，可称书法家了。至于一碑之中如此多字，究竟叙述了什么，主旨是什么，与此有关联的又是些什么，都不曾去追问，更不论研究了。因此一碑之所学，千百零碎字也。时下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分工细微且狭隘，学书者学字，学文者写文，若问碑文何意，书家不知，则要问询学文者了。

　　如果艺文区别如此光滑，二者之间全无关联，那么一个学书法的人，要把字写得端正清楚还是可能的，但要过渡到文的场域，则没有可能。

　　学碑的另一种路径则如鲁迅——鲁迅在一些人眼中是与文学相连的，也就是作家。但观其字迹追寻其书法路径，必归结于碑版的滋养。一个人把问学之路指向文学，尽自己的才华努力，无穷的远方、无尽的民众，都是他笔下的文字对象。而对于书法，当时的人似不必特地提及，平日执毛笔而书就是进行书写的练习了，真要抽出大块时间来临某一方碑，像书法家那般作攻略，并不需要。鲁迅书法的碑味，只能从他整理国故这个角度来言说——在整理古代大量碑版的同时，入于目、会于心、应于手。从民间金石这个范围，鲁迅先后整理了汉、魏、吴、蜀、前秦、晋、宋、梁、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大周共564页，朝代待考的37页。墓志范围有晋、后秦、宋、齐、郑、北魏、东魏、北齐、北周399页。待考朝代3页。譬如在《鲁迅跋文》中他谈到《吕超墓志》的定位，就运用了《通鉴目录》《顺帝纪》《宋书·文帝纪》《隶释·张平子碑颂》进行甄别，最后结论是：“按隋国，晋武帝分义阳立，宋齐为郡，隋为县。此云隋郡，当在隋前。南朝诸王分封于隋者，惟宋齐有之。此云隋郡王国，则又在梁陈以前。”可以这么认为，鲁迅是在研究大量的碑版过程中进行吸收的，并不执着于某一碑于精细之学，亦不止于主要效仿某一碑，而是广博研究，广博效仿，知行合一，不断推进，使研究有结果，效仿有进展，并非硬学苦学所致，逐渐使诸碑之特色融于腕下，自成格调风范，不与人同。

鲁迅先生书法作品

　　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和钻入碑版的点画结构学习是有差异性的。一个只是学字，一个则是把碑放入那个时代下研究，对碑的认识深了，反而钩沉出碑的韵致了。

　　如今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个有个性的书法家，但没有多少资料言说他如何具体地学习碑版。书法可以说是他文学的主业之余，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收获——看得多了，想得深了，进入内心，显于笔下，既有碑的气度，又有行书的灵活生动，于古拙中见姿致，笔短意长，得气得韵。一方碑除了字，还有很多信息，难以穷尽，唯有心探微索隐，方可有深的领悟。倘一方众人陌生的碑，则研究它又具有开创性，也是让人感到艰难且开心的事。如此认为，鲁迅于碑付出更为深沉且重大心力，也就进入碑的更广阔空间，获得了真知，获得了书法，真是另辟学碑一途。

　　学有大学、小学、深学、浅学、广博之学、狭隘之学，终了必显格局大小、格调高下。真能如鲁迅那般面对碑的态度，多一些文人气贯串其中，那也就能使自己超越一般学碑的写手习气，更上一层。

　　（作者：朱以撒，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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