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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而尽精微

——沙孟海治学理念的启示

　　沙孟海（1900－1992）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上世纪60年代初，他应潘天寿之邀，与陆维钊等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筹办并成立了全国首个书法专业。此举开创了书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通人之学”。

　　今年是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沙孟海为中国书法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研究其学术理念和方法，弘扬其艺术精神，追寻一代艺术巨匠和高等书法教育先驱的风范，《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约稿中国美术学院沈浩教授撰文，共同缅怀这位一代艺术巨匠。

百年树人 1982年 沙孟海

沙老

《西泠四家印谱跋》手稿 1973年 沙孟海

一日千载 1984年 沙孟海

　　《礼记·中庸》有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沙孟海作为20世纪中国书坛极具代表性的书家、学者、教育家，他深谙语言文字、文史、考古诸学，在创作、研究和教育的各领域中，以“尽精微”深耕传统，以“致广大”来展现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核心价值，实现艺理相通，品学相通。在《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导言》中沙孟海写道：“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篆刻艺术，并不单纯为了涵养胸襟，陶冶性灵，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书法篆刻艺术及其理论符合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要使我们这门古老而又为现代人热爱的书法篆刻艺术发扬光大，使之顺着时代前进的潮流，向更高更新的方向发展。不仅仅是才、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识，即需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它来指导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沙孟海正是以这样的使命精神领航现代书坛。

　　“穷源竟流”本立道生

　　沙孟海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上强调“穷源竟流”，他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中讲道“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什么方法学习古人，吸收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沙孟海对于隋代楷书的风格研究便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理路，他概括隋代楷书：“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从表面看这是论书法风格的问题，呈现诸帖间的相互关系，实则传递的是以一个宏阔的学术视野来展开对艺术个体研究的治学思路。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来看，隋代书法恰好处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也因此形成了时代风格。沙孟海经常举颜真卿书法的例子来阐明其中的道理。他曾言：“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沙孟海坦言自己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对待历代书法和学习历代书法的。

　　基于这样的观念，沙孟海研究一个时代的书法，师法一个书家的作品，学习各碑帖，观察的是以风格为基础的内在体势的关联和发展，寻求的是“常”与“变”的关系，体悟的是入古出新的境界和方法，追求的是内在的化用和融通。

　　“以学养书”体用合一

　　沙孟海在《与刘江书》中写道：“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如此“以学养书”，绝非只是技能和知识的具备，而是实践与理论的互通和相辅相成，是治学与创艺在观念和方法上的相通，以理论研究培养思考能力、引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研究的成果，这无疑为专业书法实践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在《清代书法概说》中，沙孟海以自身学习经历为例，他讲到十七八岁时读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相信其中言论，便遵照《学叙篇》的启示学书，从《龙门造像》入手，但发现其中横画收笔多是一刀切齐，毛笔就写不出来，从而引发了他对刻手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文中他还对康有为及《广艺舟双楫》提出己见，认为康有为“面临新事物，产生激情，矫枉过正，主张太过”，康有为对碑与帖的认识缺乏公允，但其领先宣传启迪之功应该肯定，一些偏激的论点受时代的局限，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这充分展现了沙孟海作为一位学者和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态度。而他对隋代楷书四路风格面貌的概括，则是对康有为所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其几十年耕耘砚田的经验之说。他关注文字源流及现象、关注艺术风格因革，关注史实及文化影响，将隋代楷书承上启下的艺术价值清晰、准确地落实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典型书法作品上，这不仅是史学意义上的史料对应，更是艺术实践中与时代气息、个人风格的对接，是一位学者的逻辑推演和理性归纳，更是一位书家心手相应间的体悟和心得。

　　“转益多师”抗志希古

　　古人通常认为决定书者能否在书法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天赋，二是识见，三则是勤奋。其中识见是决定学书者博取内涵的主要因素。古人受客观条件制约，获得识见的资源远不如今人，机缘的因素占相当比重，其“博取”也往往是非系统，缺乏逻辑性，所以古人通常以一生的内修来获得顿悟，寻求庄周梦蝶的化机，最终实现人书俱老。沙孟海在谈他的学书经历和体会时，也谈到了他的博取，即“转益多师”。从少年时在帖与碑中“彷徨寻索”，到师从钱太希再到青年时追慕沈曾植，请教吴昌硕、康有为，师从冯君木等，他都在不断的访谒求教和自悟中，广涉碑与帖，对篆隶楷行草诸体用功，熔古铸今，约守自化，形成了其古拙朴茂、雄浑博大的独特艺术风格，而其中他对北碑和颜真卿楷书的感悟和涉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习皆强调师古、师造化，但无论是师古还是师造化皆为“中得心源”，强调的是内心的感悟。因而，师古便不仅是传技法和得风格的问题，而是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和提升。从“会”到“懂”，从“法”及“道”，只有通过“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方能在约守中实现融会贯通，进而“书通则变”，创造独立的风格。

　　如何“转益多师”？沙孟海对隋代楷书的研究和概括也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今人习书当然可以凭个人喜好博采众长，未必不成功，但是从教育的角度，历史的赠予，人文研究的贡献，科技创造的可能，赋予了“转益多师”更多的学理性。沙孟海在隋代楷书研究中的理性梳理、逻辑分析，既是一种研究的框架，又是一个实践的范式。对书体源流、技法演进、风格因革作“穷源竟流”的梳理分析，为实践的“转益多师”提供了纵向、横向，系统化、体系化的资源。“转益多师”既可在循序渐进、上追下溯中求同存异，观察和体悟其中的神龙妙化——若从《董美人》《苏孝慈》入，上追北魏方饬一路《张猛龙》《元桢》等，下溯欧阳询父子——也可在差异类比中务本求道，体会时代气息，积累书写感受，若取《启法寺》《龙藏寺》《曹植庙》等。学书者可在师古观变化中提高眼力，在“穷源竟流”“转益多师”的实践中提升驾驭笔的能力，而最终会通于心，归于“坐忘”，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法本无法，贵乎会通。”

　　传统给予我们丰厚的积累，善用者，传统是取之不尽的财富，而不善用者，传统即成为沉重的包袱。今天，我们学习书法，实物范本的积累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活跃，同时受到的干扰也越来越大。沙孟海的治学方法，在“法”与“道”、“会”与“懂”之间构筑起了书法作为学科的“学理”逻辑，“致广大而尽精微”，旨在抗志希古，借鉴名迹，深究书体源流，体悟艺术因革，熔铸古今，以求推陈出新、自成面貌。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方法，提醒我们如何不再以简单的“拿来主义”来照搬历史，如何从纷乱复杂的传统中提炼本质和规律，感悟时代气息，把握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与古为徒，与古为新。

　　（作者：沈浩，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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