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热门的文章应该属于批评文章,主要还是缘于这类文章的实用功效性。能抬人,能压人;能成人,亦能毁人;能让你活,亦能让你“死”。
说起存在问题的批评文章,大致无外乎以下几类:一是阿谀奉承类。写这类文章本质上和行贿没什么区别,语贿、文贿和物质行贿几无二致,文贿的效果甚至超过物贿,这类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二是故作批评类。这类文章貌似是“批”,实则是献媚,其“无耻”程度远超阿谀奉承类,恰如曾子所谓“胁肩谄笑”之流。三是侮辱攻击类。这类文章谈不上任何客观公正,要的就是一棍子打死,再踏上几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作者用心险恶,实质上是以笔杀人。四是实话实说类。这类文章倒也真实,能体现人物的真实状态。然而因为作者太过实在,被写者便也很实在;作者煞费苦心,被写者却完全无感,乃至可能束之高阁。还有一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通篇大谈什么哲学、美学、历史等,临了笔锋一转,蜻蜓点水似地蹭你一下,让你觉着似乎你的水平已达巅顶,其实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刘照剑书法作品
这些批评文章分被动写与主动写,被动写的往往都是朋友及门生故旧,掏银子的主。主动写的也分几种。一是对某人的作品忍无可忍,狂泄怒火型;二是歌颂领导型;三是蹭个高度和热度型,谁的名头大写谁,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热脸贴个冷屁股。请人写评论,想不落俗套,剑走偏锋,以示与众不同,似乎只有三种人可以把评论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其一是师辈,其二是平辈,其三是仇雠(chóu)。也许只有他们,才能毫无顾忌,“痛下杀手”。这种文章,会犹如疾矢利剑,刺得你无处躲避,扎得你痛不欲生,这样的文章,既可以写得堂堂正正、铿锵有力,也可以写得嬉笑怒骂、汪洋恣肆。
鬻文为生,自古有之。但相比古代,当代的需求更甚。一些人总认为自己的水平已达峰巅,“我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啊”!高薪买赞当然在所不惜,以至文丐横行。历来文人似乎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士,第二类是文匠,第三类是文丐。写而不卖的称文士;以卖文为职业的称为文匠;如果一味只为赚钱,昧着良心说话,便是十足的文丐了。名利至上,有些人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遂不惜重金买赞。评论家计字取酬,一篇文章几千甚至数万,令人咋舌。卖文之风自古就有,但很难换大钱。赵壹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李白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但也有赚大钱的,据说,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得黄金百斤,历代无人超越。
花钱买赞,为人不齿。但业已成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越是水平低的人越找头衔大的评论家,不惜真金白银,恨不得让人写尽天下之美誉。有些人把这些“天文”视若传家之宝,更有甚者,把这些赞美之词勒碑刻铭,以图不朽。想到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中之“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自损自贬的精神,以及“身与名,一齐臭”视名利如粪土的气概,想必是早早为自己写好墓志铭,以防自己百年后,被那些跑调的评价盖棺论定。
花钱买骂,按理说没有人愿意,但有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博眼球。但这些都不是真骂,真骂人的文章,是评论家主动干的事,点灯熬夜,费油耗电,通宵达旦,还没人给一分钱。评论家即使要骂,也只能是拐弯抹角,寓骂于赞,不会真的黑下脸批你一通。如果评论家真的直言不讳,估计你早就旱地拔葱,拍案而起了!你见过几个人花钱找骂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评论家的骂往往充满了艺术性,让人捉摸不透,读不懂是骂还是夸。
说到骂人,不妨多说几句。王力先生在《骂人和挨骂》一文中写道:“骂有文骂和武骂两种:唇枪舌剑,勾心斗角,这是文骂。声色俱厉,吐沫横飞,这是武骂。文章里的骂、应该都是文骂了;然而不然,笔下有臭骂、毒骂,骂人家的一生以至于祖宗三代,依我看都应该归入武骂的一类。”骂人的文章一般都是骂上不骂下,谁也不愿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去骂一个无名小卒。骂人的文章大家都爱看,只要你骂得痛快,骂得歇斯底里,至于骂的什么人,对与错,全然不顾,看客们便叫得欢,就像看砍头一样,像是被人掐着脖子拎起来的鸭子似的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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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如果骂起人来,有的是长枪利器,对自己,却用层层盔甲装备,以策万全。例如,叶灵凤曾这样描写鲁迅:“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另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圆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对此的答复是:“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又如毛姆,他对待批评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他说:“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文人骂人见功力,挨骂更见水平。胡适曾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梁实秋先生为《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鲁迅骂梁实秋:“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每当媒体问起与鲁迅当年的骂战,梁实秋淡然处之,不发表任何对鲁迅不利的言论,始终三缄其口。有一次女儿看了鲁迅的文章,就问梁实秋,为什么不趁机说明一下,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你的真面目,绝对不是鲁迅描绘的这个样子呢?梁实秋坦然道:“我与鲁迅本来就无仇恨,只是观念不同,现在鲁迅死了,他的观念也随之作古,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
古人批评的艺术性是当代人所不及的。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坡曰:‘鲁直(黄庭坚)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真可谓一语中的,直击要害而又不失和气。
当代的批评已成套路,在一些研讨会上,即使他看不到你的作品,临时上场,仓促应战,也能讲得眉飞色舞,唾沫飞扬。往往是先轻轻拍你一下,然后海阔天空地给你谈艺术理论与现象,属于典型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类。一篇文章,改头换面,可以套在任何人的头上,赞你、骂你,也许都不是针对你,一笑耳。正如麦家先生所言:“多数人说了一辈子的话,只有临终遗言才有人听。”
当代的批评家难做,批评文章难写,批评活人的文章尤其难写。批评活人,不如批评死人,批评今人,不如批评古人。批评当代的人,无异于趟雷区,无论如何小心,都难免挨炸。捧不得、骂不得、媚不得、辱不得,实话说不得,攻击要不得,没有比说真心话更困难的事。至于阿谀奉承类、侮辱攻击类,更是为人所不齿。种种不良现象的衍生,是导致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的催生剂,长此下去,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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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多问题,只是批评界存在的少数现象,很多批评家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份纯净,不媚权贵,不事土豪,不恃强欺弱,敢说真话,真正发挥了批评家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作用。正是这一批有风骨的批评家的坚守,使之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正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畏世俗、权势,不为金钱、利益所动,一腔正气,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那份尊严,才是我们文艺作品批评声音的主流,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守护者。
(本文原刊于《书法报》2020年11月4日第42期第21版。文中图片来源于“书法网”微信公号,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刘照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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