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物之盛，皆可概观。北朝书法之盛，几无人不知，然北朝书法之美，北朝书学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研究。所能言者，无非就是魏碑书法，但魏碑书法却被“碑学”概念模糊化、笼统化了。迄今为止的书学著作中，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碑学论著，但他所见碑刻数量和种类毕竟有限，大多局限于造像记、纪功碑等地上碑刻，这些碑刻的明显特征就是以方笔为主，体现的是刀法之严整，而对北朝墓志关注甚少。因为北朝墓志是埋在墓里的，需要考古发掘才能见到，而且民国以后才有大量墓志出土，直到今天，洛阳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皇室墓志，虽然有从碑刻学、文史等方面进行整理与研究，但却缺少书法笔法和书法美学角度的观照与研究。墓志书法的笔法与审美，与其他碑刻有很大差别，尤其是洛阳出土的北魏皇室墓志，其笔法体系之完备，风格面貌之多变，体势造型之奇崛，书体元素之丰富，审美韵致之高雅，可以说，是集六朝真书美学之大成。今天写魏碑者比比皆是，但鲜有人对以魏碑为代表的北朝书法之美进行系统梳理。有人将北朝碑刻书法当成了民间书法，并刻意去追求拙朴、粗犷之风，其实也是误读。北朝书法并非民间书法，大多属于皇室墓志，典雅、精致、细腻，笔法完备，兼具篆、分、真三种书体的笔法特征，绝非朴拙野逸的民间书法可比，它是文官书法与工匠书法的结晶，而且直接传承的是汉魏之际的经典书法，本身也是经典笔法。北朝书法基本是汉末八分之法的延续和推进，由分书向真书、由方笔向圆笔演进。所以北朝书法，无不具有分意，是由分到真的嬗变清代碑派书家中，大多皆有“以分作真”的笔法探索，这是碑派不同于帖派的重要书学路径，也是北朝书法区别于南朝书法和唐人书法的重要特质。魏碑书法是北朝书法的巅峰，它代表了北朝书法审美之极则。

北魏《崔宣靖墓志》

　　北碑之美，不仅仅在于刀法之美，也在于笔法之美、结字之美、章法之美、体势之美、线条之美、朴素之美、华贵之美、方圆之美、气象之美、韵致之美。有人说，南朝帖学才是韵致之美，何以北碑书法也有韵致之美？北碑书法当然有韵致之美。因为北碑书法，均是由书家先书丹再由工匠上石刻就，所以它既有毛笔书法的圆润，也有碑刻书法的方峻，且大多数北魏、北齐皇室墓志，均呈现出儒雅秀润的韵致。这是走向成熟以后的真书体的典型特质，其用笔也不仅是刀刻的方笔，而是圆润内敛，方圆兼备。方笔，仅仅是北碑书法的其中一种特征，北碑之中，也有很多以圆笔为主的，甚至明显带有王羲之特征的小真书。

　　谈北朝书法，不能不谈南朝，尽管南北朝政权分立，但在文化及艺术上却是一体的，书法更是如此。

　　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书法，前期基本是北派影响南派，后期南北派互有影响，但仍以北派为主。但主流叙事，造成一些史实被遮蔽。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的书写者主要是南朝的齐、梁间文人，以及唐太宗论书专推“大王”之故。

　　从三国至西晋，基本是北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西晋到东晋，中原士族南迁，北方书风南移，南派书风诞生并占据半壁江山，并不是说占整个主导地位。王羲之在东晋时，也是由北而南再北再南。他也是受北派书风影响，即以卫夫人（东晋）为代表的卫氏书风。卫氏是一个大家族，从三国到两晋时期，在北方是书法世家。其中以卫觊（三国曹魏）、卫瓘（三国曹魏）、卫恒（西晋）、卫璪（卫玠之兄，西晋）、卫玠（西晋）、卫展、卫铄（东晋）等为代表，卫氏书风除影响了当时北方的崔林（曹魏）、崔悦（十六国时期）、崔潜（前燕）、崔液（前秦）、崔宏（北魏）、崔浩以及以范阳卢谌（西晋）等为代表的卢氏家族等书风以外，其影响还及于大江以南。北方的卫氏书风对于南方书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卫夫人。卫夫人与王羲之母为中表亲，也即卫夫人为王羲之姨母。且卫夫人下嫁汝阴太守李矩为妻，李矩擅隶。而以李矩为代表的江夏李氏也是书法世家。卫夫人之子李充，李充从兄李式、李廞等均有书名。尤其李式，其书法成就在东晋初期已可同当时的书法权威王廙(王羲之叔父)和庾翼媲美。发展至唐，江夏李氏还出现了书法大家李邕。江夏李氏，东晋以前未见有以书法名世者。东晋以后李氏书法之兴旺，当与卫夫人嫁李家有关。卫夫人虽然只比李式大2岁，但如果卫夫人18岁嫁与李家，那时李式只是一个16岁少年，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卫夫人的传授才使李家得以登上书法的高峰。

　　由此可见，卫夫人之下嫁李家，成为书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也是北方书风南传的标志性事件，还是奠定王羲之书法史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地处北方（山西夏县）的卫氏书法，经由卫夫人，传入江左，影响到王氏、李氏等书法世家。

　　今有人认为以王羲之为主导的南帖也影响了北碑，尤其是影响了北魏碑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年代而言，王羲之生卒年确早于北魏建制年代，然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东晋，东晋是由北方士族南迁所建，偏安江左，其统治和生活的地域基本在南方，即使偶有去北方，也是学北方之书，谈不上对北方书法有影响。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南朝，其政权影响既然只及于江左，则其文化及书风不可能为北方政权所接纳，且王羲之在世之际，其书法尚未有后世之影响力。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故梁、陈之际，王羲之书风才在大江南北广泛流播。而南朝梁的统治时期，北魏政权早已灭亡，且此时南北朝政权处于极度对峙时期，极少有文化之交流，故南朝书法影响北朝，可能性是很小的。

北魏《崔宣靖墓志》

　　当然，南方帖派书法对北方书风的影响也不是没有。最典型之事件便是南朝梁文人王褒、庾信之入关。王褒与庾信才名甚高，到北方后，受到北方政权统治者的重用，对北朝尤其是北周的文学与书法影响甚大。但王褒入关时间（北周）已属较晚，而此时北朝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书风。从曹魏到西晋、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北方的书风基本是一脉相承，即使影响，也是北方影响到了南方，而不是相反。

　　尽管北魏时间略晚于王羲之的东晋，但时间的先后并不能证明有承续关系，还要考虑到当时十分错综复杂的政治及文化环境。北魏书风直接延续的是北方的卫氏、崔氏和卢氏的书风，而王羲之延续的是卫氏家族最末代卫夫人的书风，故有变异，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北上学北碑，方有大成。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一段书论说得非常明白，可作为王羲之学北碑的直接文献证据：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它的确是王羲之学碑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不是全部。但即使是如此熟悉的书论，我们读时可能仍然会忽略其中的一些关键词。最末一句中的“仍”字非常关键。我以前读这段书论时，也是忽忽而过，以至于将“仍”错当为“乃”。“乃”就是“于是”之意，而“仍”则完全是另一层意思，“仍”就是仍然。这句话意思就是见到这些碑刻之后，于是改本师，仍然学碑。这就是说，他觉得只学卫夫人不行，还得学碑。此外，东晋和南朝书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晋和曹魏书风，也就是说，延续了北方书风。故作为大书法家的王羲之，受北碑书风之浸染，本就是常理之中的事。至于其学卫夫人，那不过是因为卫夫人与他朝夕相处，成为他的直接老师罢了。这二者并不冲突。此外，王羲之写此书论时大概是53岁。晚年的他对于自己的书学是总结性话语，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由此可见，王羲之一生中更多还是学北碑的。

　　应该说，整个南朝书风是对北碑书风的延续，尤其是在篆书、分书与真书等正书体上，南北书风在内质上是基本一致的。目前没有王羲之篆书和分书作品（包括摹本和拓本）传世，只有真、行、草三体的摹本。王羲之真书来源有二：一是众所周知的钟繇，二是北方的卫氏书风。王羲之篆书与分书，其来源则至少包括前面所谈及的李斯、曹喜、蔡邕、张昶、卫氏等书。那么王羲之行草书呢？有人说王羲之行草是自创的。怎么可能是自创？当然是来源于对正书体的行草化。没有正书体，则没有行草体。所谓行草体，无非就是正书体的快写而已。行草体与正书体的笔法有渊源性，没有脱离了正书体的独立的行草体笔法。所以，仔细研究王羲之的行草书，你会发现，即使是摹本也均有较为浓厚的真书笔意，有的还有明显的分书笔意，分书笔意特别明显的，即是由分隶体演变而来的章草，分书笔意不明显的，即是由真书体演变而来的今草。

西晋《刘韬墓志》

　　不仅是南北朝，即使是此后的隋唐时期，包括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等大家，也是多受北碑影响，当然，也受南帖影响。但颜书笔法，基本受北碑影响较多。我们在一些北魏碑刻中，能依稀见到颜体书法的影子。至于北齐、北周、隋代，则更是直接延续了北魏等北碑书风。至于南方书风，虽对北方书风偶有影响，但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

　　这样说，并非是说书法史错了，而是不完整，因为很多史实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遗缺的书法史，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就是完整的。

　　（作者：朱中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现代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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