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字“嫌弃”甲骨、钟鼎等载体而“青睐”竹木时，简牍应运而生。从殷商至魏晋时期，简牍伴随民族走过2000余载岁月时光。艺术需要多元多派多类别间相互交融，也需要彼此之间异常激烈抗衡、冲突与争锋。显而易见，简牍一直在碑刻与帛书夹缝中生存与繁荣，一方面得到碑刻滋养，强健自身古朴无华之魂魄，另一方面汲取帛书之灵犀，升腾到生命能够欢快喘息的高度。面对碑刻隆兴以及纸帛“嚣张”，简牍也曾作出过艰难的“自我救赎”，但最终因不敌纸帖而香消玉殒。

长沙简牍博物馆专题陈列

　　与碑石、帛书而言，简牍以竹木为质地有着无可企及的优势，其制作过程省时简单而成本低廉。汉王充《论衡》中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为便于书写和防腐，也有深度精美加工者。如汉刘向《别录》中说：“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而碑石制作则要艰巨繁难很多，选择、取运、打磨、镌刻耗时费力。如《孔宙碑》中说：“故吏门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俾有彝式。”《武梁碑》中说：“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埠，后建祠堂。”而且，就书法艺术而言，简牍也有着正统流便的先天特质。简牍一直被官方作为正规的文书使用，下层各行各业也多有书写，内容囊括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呈现生意盎然、丰富繁茂的气象和朴实真挚、灵动活泼的气息。而碑刻并无强烈表述艺术倾向，其作用要么是士族标榜名节、炫光耀奢，要么是民间怀宗颂祖、敬孝表慈。另外，刻工也大量削减着书法的审美光芒，碑刻多依赖于刻工二度创作，常态下刻工远达不到书家审美水准，刻写与书写水平不可能也达不到“刀笔相称，两者合而为一”的境地。缘此，简牍艺术在秦汉享尽殊荣、占足风头，在碑刻与帛书间显示出一副“老大”气派。

　　至东汉中后期，情形急转直下，由于统治阶层崇扬儒学，经学发达，士族阶层为了集团斗争需要，大兴树碑立石之风，以致各种碑刻门类一应俱全，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画像石题字、石经等多得难以估计。彼时，纸张又在社会崭露头角，《后汉书》记载：“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说明造纸业已相当发达。这种情形下，简牍难免不日乖月蹙，遭受无妄之灾。

永元器物簿

　　其一，简省笔画，以求迅捷流便。从秦代《青川木牍》《日书》《效律》《封诊式》等简牍看，用笔取势单一，果断稳健，笔笔交代清楚，与同期碑刻文字差异不大，一丝不苟间显得过于呆滞规整。东汉后期，简牍用笔明显发生变化，笔道圆转，极富弹性，随意性增强，流便性凸现，笔画或粗或细、或轻或重、或柔或刚，书写更为迅速捷便。因笔画连带，隶书特有的八分书势渐渐淡漠，被后世称为“章草”的笔画渐渐固定，与碑刻文字呈现出质的不同。《甘谷汉简》《永元器物簿》等简牍与《乙瑛碑》《张景碑》《史晨碑》等碑刻，分别趋向恬逸华美和方峻雄放，明显走在不同轨制形途上。诚然，化繁就简，是文字演进基本走向，即便无有碑刻，简牍也会因便就简，但面对碑刻如日中天，其求简求捷，一定程度上更可认同为彰显自身价值以求得碑刻无法达到的审美效果，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使然。

　　其二，因体制宜，使空间布局最优化。简牍在空间布局上有着别样要求，因竹木多长条由牛皮筋编而成，卷而成册。这一形制，为优化审美空间提供可能。从秦简到汉简，基本变革是字形由方整逐步向扁阔发展。因为在狭长的竹木上，一要尽可能将字写大，二要尽可能将字写多，三要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这样必然要将字尽量压扁，纵向下垂的波磔尽量向横向左右伸展。从审美艺术来看，波磔表现在方形或纵势字体上，会使形体结构不平衡，且下垂波磔占用太多空间，而当波磔用于扁横字体上，向两边伸展反而会使文字重心更加平衡，增添笔姿飘逸的情愫，从而使人获得美感。如汉简《仓颉简》《仪礼》等充分利用长条自身形状，都尽可能将字扁平化，上下收敛而左右舒展。需要说明的是，许多碑刻同样有着这样的表述效果，如汉碑《礼品碑》《曹全碑》等，这显然是贪简牍之功，受简牍审美启迪而来。因碑刻以及帛书在字形体上无有限制，也使得简牍这一变革意义不大，“自我救赎”努力效果大打折扣。

张家山汉简

　　其三，幻化风格，向艺术畛域挺进。艺术的本质，是去除单一固定程式而转入审美主体的光怪陆离、扑朔迷离、参差绸缪，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赏析者无尽遐想和情丝，从而进入艺术审美核心领域。殷代甲骨文、金文虽已具备书法基本面貌，但有意识地把文字幻化成多元风格，或者将文字本身艺术化，则是由两汉简牍实现的。简牍有着幸运的壮年，欣然际会毛笔的到来，竹木一经与毛笔拥抱，立即产生多维的审美风貌。正如汉蔡邕《九势》中所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任何刀刻及硬笔方式，都被限制在板结的审美范畴内，只有毛笔锥毫，通过绞、转、提、按，配以墨色枯、湿、浓、淡，使得书家的情感点点所欲、笔笔着意、画画随心。所有这些，都有效促成简牍风格的精彩纷呈而且卓荦不凡。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出土的《定县汉墓竹简》、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的《阜阳汉简》、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内容十分丰富，书写着《论语》《儒家者言》《诗经》《楚辞》等大批古籍文献，其书写风格或苍远高古，或洒脱奔放；或简约辣练，或质朴大气，可见简牍在风格追求上已作出睿智蜕变与不懈努力。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简牍上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一切都可印证到后期的纸帖之上，而纸帖上墨色晕化的特殊效果又无法嫁接到简牍之中，这不仅使简牍的“自我救赎”付之东流，也给简牍退出艺术舞台施以致命一击。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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