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朴”一般指甲骨文、铭文，还有碑志、造像摩崖等刻石文字所具有的高古、凝重、苍茫等审美特征，这种风格后期一直被书家津津乐道而矢志追索。其实，在早期文字以及书法嬗变过程中，“拙朴”曾作为稚嫩、粗糙和生涩成分被逐步退化剥离。揖别与迎迓“拙朴”都是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在不同时期都具有强烈合理性和目的性。姑且不论这些早期文字后来均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就是这些文字自身从诞生到成熟也都有个剥离“拙朴”风格的过程。

甲骨文

　　从娱神到娱人，文字功能实现转移

　　原始社会风雨如晦，生产力极度低下，面对大自然的残酷与神威，先民群族而居，茹毛饮血以维系生存和繁衍。人们在恐惧、迷惑与幻想中产生对自然敬畏之心，也赋予自然以神秘感、灵性感。因改变现状与掌控命运，在满足极低物质条件后，人们便迫切期待与神灵沟通交流，因此，“娱神”成为人们劳作之余的重要活动。早期神话、歌谣、音乐、舞蹈无不带着娱神色彩，甲骨文等文字因与神灵沟通之需应运而生。

　　从已能解读的甲骨文来看，绝大部分内容是占卜记录爻辞，当然也有少部分为日常记事。因要将自己心思尽可能准确向神灵表达而求得保佑，所以文字刻写极尽虔诚之心和忠贞之意，虽笔画有钝有锐、有粗有细、有方有圆，却显露出原始文字无限拙朴而又烂漫的天真情趣。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开始探索并主宰自己的命运，与自然虽有矛盾但已不十分尖锐，文字“娱神”功能逐步向“娱人”转移，生活记事、人与人交流成为甲骨文刻写首选目的。从演变过程来看，甲骨文流行期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之间的近300年，后100年风格上明显成熟完善，结体上趋于定型，特别是笔画已萌芽“写”的意识，后期商《庚姬尊》《宰丰鹿匕刻辞》和早期《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相比较，已悠然生发出一定笔墨韵味，线条已有刀锋刃颖起讫回束的迹象，疾徐相间、曲线回护、折冲融合含蕴十足柔性与张力，拙朴率真之意已然模糊，婉转流丽之气扑面而来，这一风格转换，为日后“篆书”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庚姬尊》

　　从自眠到自觉，审美意识渐趋活跃

　　人们认识世界，最初是从感知开始，面对清澈河水、秀丽山野、壮观日出、鲜艳花朵等，感觉舒适、愉悦与快意，这种感知一旦成为经验并被社会普遍认同便被赋予美感，人们会主动享受并加以积极创造，亦即人们审美意识由自眠升华为自觉状态。譬如打磨劳动工具，人们先求自身便利勾勒其形，后与其他制品相比较，如被社会认可便会固定成审美形象，相反则会被加以改进或予以淘汰。

　　金文，刻在青铜钟鼎之上，一般有凹入阴文与凸出阳文，因铜液浇铸使得笔画成品相对有力粗壮，显得十分拙朴厚重。商代金文总体上字体瘦长，行气凝重，笔画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团块夹入其中，但这种拙朴美感随着人们审美意识活跃，并未成为彼时社会审美经验加以延续。一方面，商金文图案化、工艺化倾向明显，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不固定，简率、草化、错假严重制约着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西周后，武王灭商到成康之治，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雄浑典丽之风一时成为社会主流审美判断。所以西周金文一改商之拙朴霸悍风貌，变得十分清秀优美，笔道有明显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如武王时《利簋》和《天亡簋》笔画方圆兼备，具有洗练平直之气，特别是《大盂鼎》，记载康王受命克殷建邦之伟绩，行文流畅，字形臻于规范、大小得体、修长婉丽、圆融内敛，呈现浑穆稳沉之理性审美品格，已非商金文拙朴所可比拟。

《利簋》

　　从体味到意味，抒情感兴日益突显

　　人类的审美意识，由思维转变为物化载体才能形成艺术。初始阶段，艺术载体满足于引发、唤起人的审美情绪，人们只能借此来加以体味。随着审美意识高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世不平、婚老病死、悲欢离合等各种感情需要艺术包括书法来负荷与发泄，那种一成不变僵硬无法加注人们情思的艺术已不能适应审美需要。

　　汉碑由丧葬礼仪而成，东汉盛行厚葬，客观上促进墓碑发展，但起初十分鄙陋而简易。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可见汉碑出于实用，极为简单与粗疏。如《袁安碑》《景君碑》《石门颂》《鲜于璜碑》，字体上只是变篆圆角为方折、弧线变直线，内容上也大多记载封疆立界、战功实况、农业歉收、世族谱系等，语句飘忽、不究辞章，虽有拙朴风范但过于写实直白。随着人们情感丰富，人们注重碑刻品质与内容，将情感通过碑文点画或缓慢或激越流淌。所以后期碑刻文辞一般文通字顺，言辞瑰丽，如《王舍人碑》《白石神君碑》《曹全碑》《张迁碑》，风格上与前期相比，笔法华滋华美，拙朴之貌渐行渐远，精丽典雅、八分披拂的意味越来越浓，特别是《张迁碑》已完全没有蚕头雁尾之旨，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笔笔挺劲，秀美妩媚，显得十分生动有趣。

张迁碑（局部）

　　从粗放到精致，专业书家崭露头角

　　人们创造物质实用对象，也创造精神审美对象，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并未截然分开，这也使得人们在创造过程中，有些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从事艺术活动。一旦意识到从事艺术，那也就表明自己已进入专业审美领域。艺术上虽有“高手在民间”之说，但专业的力量一定远远多于非专业的才情。书法上也确实有民间高手并不了解书法本质意义，不理解点画线条包含那种不是语言、概念所能表达、说明的情感，创造出精美的作品，但在专业书家面前，终因缺乏创作外的学养等因素而黯然失色。

　　北朝书法拙朴厚重，得益于北方民族骁勇蛮悍习性，得益于碑石风雨剥蚀效果，也得益于大批无名工匠漫不经心劳作。与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不同，北朝书家名声不大，刻手多是民间普通工匠。唐朝窦臮《述书赋》中收集南北朝书家数量南朝共82人，北朝仅1人；工匠素质更是良莠不齐，他们并不是书法家，有些甚至不识字，镌刻中有精益求精者也有偷工取巧者，并不能保证每通碑石刻写与书家原件一模一样。刻写过程中，精致的先在石碑上蜡，然后覆盖书作勾勒出较为清晰字迹轮廓再下刀；粗放的因丧葬时间仓促等原因，不乏直接操刀刻字于碑石。无论是运用冲、切、挖、剔、錾等不同刀刻方法，一般都以方笔为主单刀直下，行笔迅起急收，棱角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之态；结体上有疏有密，纵横倚斜，并不均衡公稳。后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流，受南朝风流蕴藉及专业书家感染，北朝书法拙朴粗犷之风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碑刻中流美一派。从颇有代表性的《郑文公上下碑》《张玄墓志》来看，方笔锐减，笔画既方又圆或干脆以圆为主，呈现情趣酣足、精神飞动韵致，这如同甘霖一般，日后不经意间催开出唐楷这枝繁茂之花。

《郑文公碑》（局部）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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