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通过文字形体，融汇自己心境和情趣而创构出意象，这种意象如蜗牛触觉一般投射给万千赏析者。如果赏析者感同身受其形其情其理其趣，便形成书家与赏析者审美“共鸣”。晋颜之推评萧子云楷书“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微鸣”也；唐李世民评王献之行书“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异鸣”也；唐李白评怀素草书“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共鸣”也。“共鸣”本质，就是书家与赏析者审美意味基本一致甚或契合无间，以致赏析者认为书家作品正是自己早就追寻而一直没有拥有的心路风景。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共同的审美传统与道德规范。民族审美传统在“共鸣”形成中有着“压舱石”作用。民族衍繁、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生活习性相互作用，既形成民族之间差异性徽号，又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的独有基因。书法艺术揭示、倾诉、宣泄民族审美传统，最易被众多赏析群体接受与容纳，从而形成共鸣。汉张芝变革章草，脱去其波磔隶意，将字字独立形迹发展为偏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草书。此时朝廷危如累卵，行将颠覆，儒家士族从维护道统出发，张扬“尚用”“尚美”的艺术主张，很难与草书形成共鸣，书家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摱扶拄挃，诘屈龙乙，不可失也。”这正是道德规范在抑制着共鸣的形成。至魏晋后，道德规范重新建立，因草书焕发书家神情之万千变化，极尽天地事物之百变异态，立即得到众多书家抚掌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大致的心灵舒缓和超越过程。世道发展，和平与战争、祥瑞与灾难、善良与凶恶、快乐与苦恼相伴相随，都给书家心灵打上深深烙印。有的因春风得意而心旷神怡，有的因时乖命舛而心灰意冷，这种心灵变化都会在书法上有所崭露。一定程度上，从冲突、抗争、苦痛与死亡中涅槃之作品，更能激起赏析者共鸣，因为这类作品有着书家更深邃的生命追求，更深层社会、人生意义思考，更接近审美之“率真”境界。宋苏东坡在入世担当上是个失败者，屡遭晦暗，终其一生未能展示与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他勇于超越，于困顿中省悟出书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审美况味，他认为创作是自发的、自由的、不听使唤的，既不能强迫其雄浑，也不能命令其妩媚，只有在无意识下，舔墨挥毫才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至情至性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流淌。黄庭坚与苏东坡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与心灵幻变，两人不仅是政治同党、艺术同盟，也是心灵契合的挚友，所以苏东坡强调作书顺其天道，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然引起黄庭坚强烈共鸣，在《山谷题跋》中他评说苏东坡“东坡简札，字形湿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接近的艺术体验和心理感悟。书论上常讲“纵横可象”“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计白当黑”“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等，都属于艺术体验与感悟的审美范畴。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悟，就难以获取深层审美认知，也就难以取得审美的实质共鸣。以“势”为例，“势”作为书法创作“力”“气”的运动状态，既是运动结果也是运动过程，在书法审美中举足轻重。汉蔡邕提出“九势”之说后，引起魏晋书家普遍共鸣，几近云集而响应，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势》、卫恒《字势》、王羲之《用笔赋》、萧衍《草书状》等都据此铺张渲染、浓墨重彩将“势”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究其原因，随着人性张扬，人格品藻介入艺术，魏晋书家已充分体验到，书法不单要以字形体为基础，更要在骨势、意势、气势等神态上付出艰巨努力，而“势”成为形体与精神互为表里的最好概括。而与之相反，宋朝因缺少魏晋书家这种字形与神情的双重体验与感悟，而更多集中在以“禅宗”来慰藉心灵，禅宗的“真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诱发了“逸”审美范畴的形成，同时理学转旺，强调关键在于自己，自觉地以圣贤为榜样，以道德的实践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就决定“势”在宋代不会得到广泛的回应与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相似的创作特点和风格追求。书家创作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情态转换成字形字貌，而且要通过风格和特点这个媒介，带着自己的意蕴、技巧和个性去影响、感化、诱导赏析者，以期获得认同和肯定。当然，赏析者共鸣也并不一定对原有作品照本宣科、原汁原味加以感怀与兴会，共鸣本身属于书法作品意象第二次创造，二次创作就会出现变异或级差，但相似的创作特点与风格，会使共鸣的衰减程度明显减少。作为皇家御用、清廷官用、殿试专用的馆阁体书法，精丽秀媚、工整娟秀的风格和平正均匀、应规入矩的特点，并不被书法艺术所看好，清洪亮吉、周星莲、包世臣、康有为等颇多非议，大加攻伐，但在同一风格相似的圈子中自然会引起共鸣，张照、汪由敦、刘墉、王文治等就极力仿效，推崇备至，本来馆阁体貌似整饬而毫无变化，光目呆板而毫无神采，他们却有意无意间放大夸张审美效果，不仅认为馆阁体点画素净、静雅内敛、雄浑坚实、骨力洞达、轻盈飘逸、婉转流畅，更进一步溯源馆阁体形成受益于史上楷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邃唐、柳公权等名家，这也说明，相似的书法特点与风格在干预着共鸣的客观与公正。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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