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庄习诗书画印近40年，少时即留心粤籍印人的印章原作和印学资料，所见所闻既广，乃知粤地印学颇有根源，无论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还是与江浙接步呼应的明清篆刻，乃至名家辈出的民国印坛，均不逊色于印艺繁盛的省外各地。只缘地处一隅，与中原文化交流受阻，致令粤地印艺在中国篆刻史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和评价，除了民国的几位印人归附于黟山派下，在近代的篆刻史论中岭南印学几乎一片空白。梁晓庄以多方搜罗来的资料，累年费心甄别梳理，撰写成30万字的《岭南篆刻史》,今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出版，并入选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岭南篆刻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国以来，广东、广西出土的秦代及南越国时期的玺印资料十分丰富，很多学者参与了研究，由于南越国在汉初建国，受秦汉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较大，所以很多玺印的断代、制作地区和颁授时间含糊不清，从而引起众多学者的争议。如“苍梧候丞”一印，罗福颐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中编入“汉初期官印”;孙慰祖著《两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认为“苍梧候丞”印“候丞为郡候佐官，故可订其印为武帝元鼎六年置郡时或稍后所颁”;叶其峰在《关于西汉田字格官印行用下线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苍梧候丞’印最具时代特征的除其田字界格外，莫过于印中的‘丞’字。如此构形的丞字仅见于秦印……”此外，有关“泰子”玉印属谁，有论者认为“泰子”玉印应为赵佗之子的遗物，也有论者认为祖立孙为储君同样是太子制度。而“南越中大夫”铜印引起的争议最大，对于这方印章的断代、制作地区等问题专家学者各有说法。认为此印为南越国自制的有罗福颐、马国权、萧亢达等;认为此印为汉廷颁给南越国的有孙慰祖、王人聪等人。岭南古代印章应是最早撰写的，因个人见识有限，对这些争议无法判断而将此章节暂时搁置下来，直到后来积聚资料日趋丰赡，经深入分析前人所述，再钩沉补阙而提出个人的观点，故此章节是拙作《岭南篆刻史》中最后完成的。

　　多年来，笔者通过对《南越五代传》《南越国史》《古玺印考略》及《可斋论印》等资料的阅读，根据这百枚玺印、封泥、陶器戳印的文字、印式、钮制、风格与秦代及南越国政治、军事、文化发展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将南越国时期的印章制度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很多印章的断代、制作地区和颁授时间迅即清晰起来。这在《岭南篆刻史》一书中有所呈现。早期为南越国武帝赵佗在位的前25年(前203年—前179年)。南越国早期的工匠多是跟随赵佗征战到南方的秦国军人，所以其印章制度基本承袭秦代制式，其中“泰子”玉印为秦峄山碑小篆笔法，与汉初的“皇后之玺”篆法相近。“长乐宫器”“华音宫”“南越中大夫”等戳印的字体为标准的秦摹印篆，因赵佗称帝，这些印章皆为南越国自制。中期为赵佗去帝号后的41年(前178年—前138年)及文帝赵眜在位的15年(前137年—前123年)，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为南越国官印制作规范用字“摹印篆”，它的出现标志着南越国印章制度的形成。“文帝行玺”是南越国官印的代表作。后期为南越明王赵婴齐、赵兴、赵建德时期的12年(前122年—前111年)。南越国从明王赵婴齐在位时，印章制度已不复早期的严谨，赵兴继位后，上书请求内属，南越国后期印章制度逐渐趋于汉中期官印制度，印章制作也趋于汉印风格。

　　2011年笔者应西泠印社“第三届‘孤山印证’国际印学峰会”邀请，撰写了印学论文《明代岭南篆刻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评委指出拙文中明代中期的内容不够充实。虽然入选了，自己总觉得不无遗憾。后来，我阅读了大量明代的诗文，从中了解到当时众多的岭南士大夫在外地为官和讲学游历，有幸接触到文徵明、文彭、何震、汪道昆、王世贞等，亲自见证印学中兴的江浙文人篆刻艺术，遂将文人书画篆刻风气带回本地，因此，兴盛的篆刻风气渐渐地蔓延至岭南地区。在黎民表、欧大任、欧大章、朱完、张萱、邓玄度等人的书画自用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或亲自篆写印稿，或自篆自刻，使岭南篆刻与江浙接步呼应，由此可见，晚明岭南文人篆刻热潮的掀起并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是有其根源的。

文帝行玺

　　清代中期，皖浙印风盛行。而见于史籍上记载的岭南印家却寥寥无几，后来笔者在图书馆及私人藏书中看到了名不见经传的谢景卿的几种印谱，这些印谱竟然辑有三千多方印稿，可见谢氏是一位专业的印人。于是，笔者遂留意搜集他的资料，发现在此时期，谢景卿是岭南最杰出的印人。他博学嗜古，精研六经之学、工诗、擅篆隶，尤精于印学，曾重新纂成并刊行《选集汉印分韵》及《续集汉印分韵》，大力推广印学。他倡导以淳正典雅的元朱文印和汉印为尚，以书入印，使当时印坛为之一振。同时，大胆汲取金文、殳书、秦诏版、汉碑额、天发神谶碑及汉瓦文字的意趣入印，为岭南印坛和后世印人开启了“印外求印”的源头。承其学者有冯敏昌、张锦芳、黎简、尹右、谢云生、谢兰生、温汝适，吕翔、吕培兄弟等人，他们以学问而致力于篆刻，皆成为一代名家。由此可见，谢景卿是清代岭南印学崛起的关键人物，他开创的“淳正典雅”粤派印风对岭南印坛影响最深、最广。由谢景卿传印学于谢兰生，经过陈澧、邓尔雅及当代的容庚、冯康侯、黄文宽一脉相传，粤派篆刻风气历久而不衰。

　　在撰写岭南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关于“黟山派”“岭南派”“粤派”的提出有几种说法。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安徽篆刻大师黄士陵在广州生活时间较长，其印风对岭南濡染最大，其传人也多为广东人，所以把这一篆刻流派称为“粤派”或“岭南派”。

　　通过对大量粤人印蜕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搜罗甄别，笔者对近代岭南文化和印学的传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岭南派”形成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首先，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渗透的前沿地方，所以，岭南近代思想文化带有鲜明的开放精神。而且很多印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或曾在海外留学，普遍受到西方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造就了他们的艺术革命精神和求新求变思想。如易孺追求“如岁更万象”;邓尔雅有“布白几何入三昧”“横斜都做几何看”和“画有笔墨色，印有笔墨刀”之说，他用西方几何美学观念和中国画的笔墨情趣融入印章中，以求出新;简经纶追求“书印之道贵能奇宕潇洒，时出新致”。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很大的吴子复，在治印中强调作者的“感情、个性、人格”。丁衍庸以现代绘画的精神提出了印学观念，“富于创造力，着重精神表现”。可见，岭南印人突破了地域界限，在创作上兼收并蓄，走的是融会古今和中西结合的求变道路，跟同时期的岭南画派一样，使之成为代表现当代岭南篆刻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玄度

　　其次，晚清岭南一代大儒陈澧著《摹印述》,提出治印要重学识，篆刻家要重视自身修养和提高印外功夫之修炼，旁通金石学和古文字学，引导岭南印学走向“雅正淳古”的风气中。其学风成为当时岭南印人治印的准则，他所倡导的印学追随者众，以至衍生出一个以金石文字学者为主体的印学流派——“东塾印派”，将清后期的岭南篆刻艺术推至一个高峰。黄士陵在广东生活18年，受到陈澧的印学观影响，其篆刻审美吻合了岭南印人的眼光，从学者众，作为徽籍印人的黄士陵在此起到了上承下传的作用。可见“岭南派”的产生并非在人们的观念中简单划分为黄士陵所开创的光洁挺劲印风而形成的，而是在师承陈澧和黄士陵的印学思想产生的，是由岭南印人群体追求学问修养，融会中西，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所形成的。

　　写此书从搜集资料到完成用了25年时间，个中甘苦非局外人所知。由于岭南天气潮湿及历朝屡经兵燹灾劫，许多印章实物和印学资料遭到散失毁灭。在工作之暇，笔者常年出入于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家中借阅资料，但往往有史无印，或有印无史，吉光片羽，极为难得。此外，余还经常走访尚健在的印坛耆宿，苦心溯寻本地印人印事。昔日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乃古今做学问者心驰神往之境，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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