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美术馆、银帝艺术馆联合策划、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围绕此次展览和于右任书法艺术，众多书法研究者和书法家进行了集中研讨。

　　于右任诗词有待挖掘

　　于右任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自创草书，以标准草书体来领会、理解前人的书法创造。“此次书法展旨在通过全面展示于右任多年以来的书法创作成果，展现其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以传承其书法艺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于右任在书法界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他在文化界影响也很大，成为许许多多文化人膜拜的对象。中国美术馆藏有10多万件历代书法、绘画、雕塑、民间美术等等作品，但对20世纪书法的收藏还不够丰盛。前年，朱奕龙无偿将自己收藏的于右任作品捐献中国美术馆，令人感佩，这也填补了中国美术馆20世纪在收藏于右任书法作品上面的空白。”

　　此次展出的于右任作品，以镜片、楹联、立轴、碑志拓片等多种形式展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风貌。中国侨联副主席、银帝集团董事局主席、于右任书法艺术研究院院长朱奕龙20余年来，从世界各地潜心收藏于右任书法作品400余幅，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于右任先生墨宝》，本次展出的作品也选取了朱奕龙2016年捐赠于中国美术馆的10件作品。

　　于右任不单单是一个书法家，更是一个文人和爱国志士，例如，在书作的内容上，他常抄录杜甫、陆游的古诗词，这是与他的审美相契合的，他的书法也表现了他的情怀。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顾问田卫华看到，这些年来于右任作品的收藏已成热潮，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于右任的诗词集虽然出版了不少版本，却多为母本翻印，当中不少讹误未经考证。“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于右任诗词的专著，于此也以讹传讹影响了很多人。同时，他遗失的诗集、诗句、词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挖掘，如展览中的《再题王觉斯诗卷》，包括台湾本近十年的诗集里都没有记录，再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大轴边款所题的两首诗等，都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力气去整理。”田卫华说。

　　还原时代 认识标准草书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朱培尔认为，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于右任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挖掘。首先作为教育家，他所开创的标准草书是实用性的。其次，作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他写出的是适应题词以及庄重的场合的文字。最重要的是他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尤其是诗词文稿，能充分表达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书法的追求。在他的作品当中，既有性情的表达，又有个性的体现。

　　对于于右任开创的标准草书，书法界有一种声音认为，艺术是不能标准化的，标准草书和艺术创作规律是相违背的。于右任《标准草书》提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除了“美丽”是跟艺术相关外，其他都只是和实用文字相关联。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认为：“我们如果站在小小的书法艺术的立场去看待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有见仁见智的看法。我们应站在于右任生活的年代去认识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而不是局限于书法角度去理解，当站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认识于右任书法时，我们会对他的标准草书有新的解读，即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一种文字的改革。”

　　诚然，于右任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有理性，同时又有激情的创作者。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张旭光分析：“他虽然推广标准草书，但是在创作的时候会进入另一种激情的创作状态，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些标准都变成了次要，所以他才能在提出标准草书后又有很多变化。草书是纯粹的艺术，从一诞生就不是为了实用，所以更多的是该如何去理解草书的线条和空间关系，它和现代西方的印象主义、现代表现主义一样，是中国人给世界贡献的一门艺术。”张旭光认为，当代人学草书从标准草书入手是一件好事，等到自己的审美、创作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创作。

　　推进书法传统 展现书法精神

　　今天欣赏于右任的作品，一定要结合他的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还有他的家国情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管峻认为，如果仅仅从书法层面上来看，其实很难看到他的妙处。“我们学习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不能单看技巧，因为从他那很难寻找一种规律，当中的大情怀是学不来的。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的家国情怀赋予了其丰厚的书法艺术内涵，而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让我们有责任将传统向更高、更远、更新的方向推进。”管峻说。

　　于右任的书法还表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其书法中不难看出儒家的中和思想。李刚田解读道：“尽管他的书法显得很霸悍，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内在温润的一面。他的书法威而不猛，光而不耀，直而不肆，我们感到他温润的、深厚的东西。他年轻时学过赵孟頫，后来学魏碑，故而魏碑的雄强和赵孟頫的文雅有机地在他笔下融合一体，形成了引领一个时代，又产生广大影响的于右任书法。”

　　除了对于右任的重新认识，展览的意义更多的是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中国书法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于右任的书法里体现着文人的风骨，体现着时代贵族气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书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于右任书法作品就说明了碑学盛于清末而成于民国这一问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胡抗美认为，他是碑学思潮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最有成效的成果之一。胡抗美坦言：“他的作品对比出，当代展厅中刻意在形式上经营的书法是并不理想的，我们今天的展览无论是500件还是1000件，大概面貌如一，千展一面、千作一面、千人一面。我们试着通过学习于右任先生的思想，来建立艺术的自觉，也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今天的展厅中，回到于右任的书法，不难看到他和人本的一种密切联系，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和自然本真的联系。这些在当下我们是不是失掉了?是不是亟待唤回?于右任给我们的反思是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书法精神。”李刚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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