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底至今的40年，是当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巨变的40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有了巨大进步的40年。中国曲艺作为历史悠久又传统深厚的表演艺术门类之一，伴随改革开放的东风，也有了自身行业的相应拓展及整个事业的全面发展。其中，对于曲艺的学术研究即曲艺学的建构与发展，成绩特别巨大，进步尤为明显，值得瞩目关切。

　　知识体系的基础建构趋向完备

　　通过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合卷的编纂，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了对于曲艺及其文化构成的知识性普查和学术化梳理，初步认为，古今已知的曲艺品种“约有400种”，并通过所附《中国现代曲艺曲种表》表明，依然存活的各族曲艺为345种。而从1986年由当时的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及中国曲艺家协会发起编纂，至2011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曲艺志”（共29卷，约3000万字）大型系列方志丛书的编竣认定，中国古今曲艺的品种数量，共有1000种左右，至今存活即有演出活动的，至少在500种以上。这两部大书的编纂完成及曲种数据的得以形成，标志着中国曲艺基本知识体系的逐步建构完成，也为中国曲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对象构成。特别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曲艺志”之启动编纂和完成出版，意义更是多方面的：基本摸清了中国曲艺丰富多彩的历史家底，考订确认了数百个曲种的源流发展，大体廓清了构成曲艺研究学科框架的逻辑边际，梳理保存了大批曲艺文化的珍贵资料，初步回答了有关曲艺历史文化构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基本构建起空前全面的曲艺知识体系，聚拢锻炼出一大批比较精通有关曲艺史志研究的学术队伍。换言之，“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完成，不仅彻底改变了曲艺“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而且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学术基础。功德无量，意义重大！

　　基础研究的学术成果积累雄厚

　　自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曲艺通史性著作《说唱艺术简史》，到199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倪钟之著《中国曲艺史》，再到199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蔡源莉与吴文科合著《中国曲艺史》，以及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姜昆与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包括199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扬主编《当代中国曲艺》及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希凡总主编《中华艺术通史》中的《曲艺》章节，有关中国曲艺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曲艺基本理论的研究，以198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李万鹏合著《曲艺概论》为发端，历经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汪景寿《中国曲艺艺术论》、200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文科《中国曲艺通论》、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姜昆与戴宏森主编的《中国曲艺概论》等，实现了对于曲艺本体特质和基本原理的逐步阐释与厘定；其他如张军、郭学东合著《山东曲艺史》和张凌怡、刘景亮、李广宇合著《河南曲艺史》等区域曲艺史，及于天池、李书合著《宋金说唱伎艺》、包澄洁著《清代曲艺史》、蔡源莉著《民国曲艺史》等断代曲艺史的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29卷）等文献的编纂出版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苏州评弹书目库》和《子弟书全集》等曲本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共同完成了中国曲艺学研究的史论文献奠基，并为各个曲种的创作表演研究，提供了较为厚实的学理支持。

　　研究机制的建立形成趋于稳固

　　除了自然自发各有所属的曲艺学研究，专门的学术机构设立及其日常性工作的规范有序进行，是曲艺研究得以持续健康开展的重要标志和关键依托。而198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曲艺研究所，是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成立之初，国家赋予该所的基本职能，是组织开展中国曲艺的基础史论研究和发展状况调研，收集整理古今中外的曲艺史料文献，策划编纂曲艺研究的专业书刊，培养孵化曲艺研究的学术人才，为承续曲艺传统、繁荣曲艺创演、传扬曲艺文化、开展专业咨询提供学术支撑。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作任务的逐步拓展，基本职能由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和人才孵化，进一步扩展为同时进行曲艺类非遗的保护研究和曲艺发展的智库咨询共5项内容；追求目标也相应扩充调整为曲艺研究的国家平台、学科龙头、学术重镇、人才高地、交流通道和咨询窗口共6个方面。成立30多年来，该所秉承“学术服务社会”的宗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立足学术，面向艺术，“开门”办所，开拓创新。一直将基础研究摆在首位，将现状调研作为重点，把国家需要作为首选，使个人优长充分发挥。并通过具体承担“中国曲艺志”的编纂组织、学术审定和一系列重要基础史论成果的完成推出，包括由该所研究人员担纲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三版“曲艺”学科条目的编纂，已然发展成为有力激扬学术理论、有效推动曲艺繁荣的真正“国家队”和“思想库”，与地方和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及其学术力量一道，共同构筑起中国曲艺学研究的稳固依托机制。

　　学术范式的摸索探求走向自觉

　　作为综合了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多种艺术要素，又有着曲本创作、“说唱”表演、器乐伴奏、舞台美化等多个方面构成的表演艺术门类，曲艺学的研究即同时具有了多方观照和多向发展的特点。基础性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之外，曲种研究、曲本研究、创作研究、表演研究、伴奏研究、舞美研究以及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美学研究乃至传播研究、受众研究等，都是曲艺学研究挥洒智慧的范畴与角度。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相声、北京评书、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山东快书和二人转等曲种的研究，以及曲唱音乐、曲本文学和敦煌变文、清代子弟书及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文献学研究等，走在了前列；有关曲艺研究的术语发明及规范运用，也使研究的学理化程度大为提高。但绝大多数曲种特别是少数民族曲种及其创演研究，依然多属空白，有待补充加强，而相关研究人才的孵化，由是成为紧要的任务。好在曲艺高端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实现了突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和曲艺研究所招收培养曲艺学方向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举措，不仅填补了相关空白，也为曲艺学研究高端专业人才的科学孵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任何学术性研究，都是从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定或者说“学术原点”的科学确立出发的。对于曲艺的学术研究及“曲艺学”的确立而言，事实上也经历了一个对“曲艺”概念的深入认知和科学阐发过程。这从改革开放40年间曲艺学的发展演进中也可清楚证明。“曲艺”一词古已有之，意指“小小技能”。到了民国时期的京津地区，有将市井流行的“说、唱、变、练”即今天分属曲艺、杂技、体育、游戏的诸般技艺称作“曲艺”的情形。故在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中，便既有曲艺艺人也有杂技艺人。直到1953年即今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曲艺才在我国大陆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这也是至今台湾学术界沿用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的“曲艺”概念而在所编《民俗曲艺》刊物中不只刊载大陆所称曲艺的文章的原因。也就是说，具体的曲艺品种从来有之，而作为独立行业的曲艺及其学科门类，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步演变而成的。虽从1959年起，以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组织编写《鼓曲研究》《曲艺音乐研究》和《快书快板研究》为标志，作为艺术门类的曲艺之整体性研究陆续有所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曲艺学研究及其奠基性成果，却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的产物。如对曲艺作为艺术门类的定义，也从1979年的新版《辞海》开始，经过几种基本理论著述的探索，形成了由“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到“说说唱唱讲故事的艺术”即“以口语‘说唱’叙事的表演艺术”再到“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的认识深化与理论飞跃。可以相信，随着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中国曲艺的学术研究必将攀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理想境界。

　　（作者：吴文科，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说唱文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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