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评书,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有时代感,有当代性。如果观众一接触评书,就觉得距离自己非常遥远,那评书艺术就面临真正的危险了。
评书诞生至今已有千余年,长久未衰,而且始终紧随时代步伐前进。唐朝时,元稹和白居易唱和的诗里就提到评书,“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的内容就是唐朝当时的传奇;明朝冯梦龙、凌濛初所做“三言”“二拍”话本小说,把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案头文学,反映的也是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明末清初柳敬亭说的也多是当时的故事。评书历来都是关注当下、随时代发展,如果只拘泥于古法、拘泥于旧题材,只会捆住评书艺术向前发展的手脚。
评书延续至今,内容不断更新,形式始终没变:扇子、醒木、手帕三样道具。其劝善惩恶的价值观也始终没变,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在没有现代科技传播手段的时代,老百姓就是靠上书场听书、到戏园子看戏得到历史知识,评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四大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三部都是先有说书,后有作品。当年说“水浒”“三国”的老艺人早就不在了,但是“水浒”“三国”故事却依托纸张流传数百年,并将永久流传下去,它们是中国文化经典,是评书艺术的富矿。
“一人多角,调动观众进入情景”是评书艺术的特点。“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听评书也是如此。“调动观众”是评书艺术的基点,强调留给观众充分的想象和体会空间。评书素来讲究和观众互动,评书演员随时都要关注听众反应,及时捕捉观众情绪。评书艺术的革新也必须根据这个基点进行,具体改革得如何,就要看评书演员个人素质和能力了。
我认为评书演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加强以下四个方面能力:一是“说”,也就是讲故事的叙事能力,这是基本功;二是“演”,要把讲述的人物演活,人物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三是“评”,说书人在关键时刻必须得有个人见解,而且需站在一定高度上,富有一定哲理性;四是“博”,也就是修养和素质,评书演员到老都得做学生,必须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和素养。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媒体初兴,当时我就想,评书一定要在这个“新媒体”上占据一席之地。1985年我带着评书《杨家将》走上荧屏,成为将评书艺术引进电视媒体的第一人。为避免电视评书造成视觉疲惫,我加大表演幅度,突出人物形象和神态塑造,在舞台调度等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使评书一下子有了很强的立体感。我几近动用全身能量,力图将观众的耳朵、眼睛都调动起来,一下子就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激起观众的情感。电视评书《杨家将》轰动一时,有一次因为转播足球赛事,当日评书停播,结果电视台的电话响了一整天。之后,中央电视台和全国20多个省区市都开设了专门的电视书场栏目——古老的评书艺术遭遇现代传播媒体,不仅可以依然葆有自己的位置,而且老树开新花,开得更艳。后来,央视三套将我主讲的《隋唐演义》改编成动画评书《罗成别传》和《秦叔宝别传》,这都是传统艺术力争与时代潮流融会贯通的积极努力。
近年,常有人问我,评书现在发展低落,会不会有一天消亡?我对此倒是很乐观。首先,评书生命力扎根于“讲故事”这一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类传统,讲历史、讲现实、讲人生,这种形式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同时它也是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母体和载体。作为一门说话的艺术,只要人类还有听故事的需求,评书就有生存基础。其次,评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它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现代的它同样如此:有了广播,就有了广播评书;有了电视,就有了电视评书;有了网络,又有网络评书……现代传媒不断迭代,评书也在积极改变自身,适应时代。这种自我更新的品质是评书走下去的另一大保障。
传媒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文化艺术选择越来越广泛和多样。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门艺术形式都要经受考验,都要面临分化。文学如此、影视如此,评书也一样。目前来看,分化之后的评书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拥有固定观众,北京书场像宣南书馆的观众可不少,现在北京卫视在播我的评书《施公案》,同时段收视率也不错。
当然,评书要想走得更远、更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对评书演员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除了要在“说”“演”“评”“博”上下苦功夫,还要懂创作。评书演员不会一曲成名、一夜爆红,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当。而且,评书演员不仅要讲好历史传奇,更要讲好时代故事。我说《水浒传》、说《杨家将》,也讲党史故事《星火燎原》,还把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写成短篇评书在全国巡演。不仅是评书,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有时代感,有当代性。如果观众一接触评书,就觉得距离自己非常遥远,那评书艺术就面临真正的危险了。
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评书表演艺术家。曾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评书《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海瑞传奇》《刘秀传》等。曾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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