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地方艺术史研究空白之作

——谈编纂《浙江杂技简史》的意义

《浙江杂技简史》 杨宇全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历经数载伏案而又几易其稿的《浙江杂技简史》终于付梓了，这不可不谓是浙江杂技界的一件盛事。自2012年动议编纂此书，我们即明确一个宗旨，即尽我们所能，勉力为前人所为集成，为后人再为奠基。

　　众所周知，杂技艺术，往往“可溯之源甚久，而可载之史甚少。 ”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的杂技艺术，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远古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时期即已萌芽，秦汉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形成，海宁“三女堆”与德清秋山汉画像石所记载的内容即为明证。至隋唐五代时期，从《幻戏志》 《太平广记》等记载中可以发现，杂技活动在朝廷坊间更显频仍。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由于建都临安(今杭州) ，浙江的杂技艺术发展臻于高峰，这从《梦粱录》 《西湖老人繁胜录》 《都城纪胜》和《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元代因战乱兵燹，传统的杂技艺术沦为江湖把戏。明清杂技除承继前朝技艺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对杂技艺术的进步和发展客观上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稗类钞》 《杭俗遗风》当中对此所载甚详。民国时，在浙江杭州出现了诸多家庭杂技班。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杂技又焕发出新面貌，1978年，成立于1957年的杭州杂技总团恢复原名， 1997年，前身是建立于1959年专事苏州评弹表演的浙江曲艺团(队)的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正式组建。2006年组建成立浙江省杂技家协会。除此之外，有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民间杂技(魔术)组织，如成立于1992年的临安魔术家协会，成立于1995年的黄岩魔术家协会和2013年成立的温州市杂技魔术家协会。

　　综上所述，本书所涉的内容繁复，时间跨度很大。在编纂时，原则上以2013年底前为截止期，编纂过程中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空间维度的面上统筹，点上突显。即注意把浙江的杂技发展状况置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杂技本身的发展状况这一大背景中予以审视，而又突显浙江的杂技发展。相应的，在写浙江杂技发展状况时，既面上顾及杭州之外杂技发展情况的展示，又突显了杭州的杂技发展。

　　二是时间维度的详今略古，择时彰显。详今略古是基于史料的一种抉择，择时彰显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杂技活动本着“有记则长，无载则短”的原则予以编纂，同时浓墨重彩地突出南宋这个时段的浙江杂技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杂技活动要求尽量不遗不漏，原生态地予以呈现，其中又以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时段的杂技活动作为重点。

　　三是表达维度的以史为纲，史论结合。中国治史向来有重事实、重叙述，讲究史书如镜、供人自鉴而避免过分直接主观议论的传统，为此，书中相关史实的表达，主要以平实的表述、说明为主，以更贴近事实。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史实也不时夹以一些议论。追求史学操守，如实记述、秉笔直书，以期达到“历史应如镜，勿使惹尘埃” 。做到“论从史出” ，使行文显得不至于呆滞。

　　尽管如此，该书编纂以后，我们还是觉得其有待完善之处颇多。概言之，一是有遗珠之憾。由于各相关区域、单位缺乏专人致力于搜集，所以所提供的资料极为有限，许多地方的杂技活动没能辑录文中，许多时段的杂技活动也由于记载阙如而有所遗漏。二是有乏善之处。书中在史料剪裁详略、人物臧否置评、活动状况描摹等方面或有谬讹之处。

　　回顾该书的编纂过程，从编写体例的厘定、文献史料的收集、相关地市的调研、有关人员的走访，到史书内容的增删，先后竟用了近四年的时间，作为编委会成员的我们，虽不敢贪筚路蓝缕之功，达经世明道之效，但实有殚精竭虑、爬罗剔抉之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出版就像是难产儿的诞生。国不可一日无史，作为有着几千年传承历史的浙江杂技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愿我们的努力能为浙江杂技艺术的繁荣和杂技事业的发展提供正能量，我们也就于心深感足矣！

（文/张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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