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速，不仅限于相声及其他曲艺形式，所有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和猛烈的冲击。经过30余年的社会变革与时间冲刷，不少曲艺形式已经面临自生自灭或濒危的尴尬境地。

　　与此同时，多年来认为相声滑坡、相声倒退的声音不绝于耳;曲艺有危机、行将灭亡的论断更是耸人听闻;网络上有关相声与曲艺的争论尤其是关于某演员的争鸣更是棒杀捧杀互斗，热闹异常。喧嚣之后，相声和曲艺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是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更使相声和曲艺界理论的缺失滞后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实践上的盲目无序、各行其是等诸如此类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和桎梏着相声和曲艺的繁荣发展。时代和人民都在呼唤着相声和曲艺的传承和创新，这无疑是相声人和曲艺人光荣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在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时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这些科学论断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曲艺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文艺评论家仲呈祥针对创建中国曲艺学学科及曲艺的理论与实践，提出要进行“科学辩证的学理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扬其所成、弃其所短，以促进中国曲艺的创作与鉴赏的健康持续繁荣。须知，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曲艺在内，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也将导致创作实践的鉴赏习俗的谬之千里。此种教训殷鉴不远。 ”姜昆、董耀鹏等曲艺界专家学者也对建设完善中国曲艺学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对曲艺的长远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的论述使我颇受教益，使一个来自基层的无名之辈不避浅陋有感而发，偶有悖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正确艺术理论指引的缺失和缺少比较的方法，是相声乃至曲艺理论停滞不前的盲点和症结。

　　季羡林先生在《比较文学译文·序》中指出：“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 ”薛宝琨先生也曾说过：“相声队伍还不能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把自己的形式和周围的艺术相比较，站在文艺史的高峰来检验自己的形式。 ”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间文艺学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曾有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之说。几十年过去了，曲艺专著里仍然出现曲艺是百艺之祖、百艺之母的字眼，难免有点落伍和夸大其词。理论研究恐怕不能像相声里的包袱一样夸张和荒诞。另外，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兴起，或者其他艺术门类有了创新之作，总有一些曲艺评论家说长道短，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人家用了相声的包袱，或者三翻四抖的艺术手法。如此等等，不仅使圈外人啼笑皆非，连圈内人也觉得汗颜了。

　　二、相声大师逆境中的创新精神值得传承发扬。

　　马三立、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大师，在相声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他们在逆境中坚持抗争革新的精神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将永留相声史册。他们勇敢无畏、不怕风险的革新精神和人格魅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理论的总结。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津门舞台是相当混乱的。色情、变态、怪诞、刺激，一时占了艺术的风潮。正如薛宝琨先生所言，“侯宝林就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下，不是靠着随波逐流、丑化自己，而是逆风而上，靠着自己的艺术，一时被某些同行讥为‘改革家’ ，而他所追求的正是要把相声当做‘艺术’ ，要把自己当做‘人’来看待的艺术‘革命’ ，他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

　　马季先生对相声艺术手法的运用多有创新，对相声理论研究也有建树，为发展歌颂相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文革”的艰难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留下了那一年代为数不多的相声作品。他在创作表演歌颂相声的时候饱受诟病，不改其志，以相声的发展振兴为己任，讴歌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

　　何迟创作、马三立表演的《买猴儿》 《开会迷》 《今晚七点钟开始》等“内部讽刺”相声，堪称相声经典。1957年，何迟因“内部讽刺”被错误划成了“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冲击。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虽然身心俱伤，瘫痪在床，手已不能执笔，但仍以口述方式又写了不少相声新作。

　　大师并非与生俱来，相声的革新也非一蹴而就。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他们依旧矢志坚守，这种视艺术为生命的大师风范，应该成为新生代曲艺人学习的榜样。观念上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和躲避崇高自我矮化，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偏颇极端、浅薄滑稽。莫让讽刺相声讽刺了相声，相声人自己笑了自己。正如王伟先生说的，“判断一种曲艺形式的兴衰、高低需要看它旗帜性人物的素养与境界——不客气地说，民族文化的兴衰、高低决定了它的传承者的理念、学识与能力” 。

　　三、开展相声与曲艺内外艺术的比较学研究。

　　笔者认为：应以相声自身纵向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为发端，开展相声与评书、快板、谐剧、独角戏等谐谑类曲艺共生共长关系的探究，尤其是重在相声乃至曲艺与文学艺术基础理论、基本原则的比较学研究。横向与曲艺之外文学、戏曲、电影、电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理论的优秀成果。就相声而言，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立基，从戏曲学溯源，从喜剧学理论挖掘相声内容与形式的科学性，从文学音乐表演一体化寻找突破口，从影视表演理论的现代化探索相声表演生存发展之路，开拓性地改变相声与曲艺表演理论体系一穷二白的现状。因为任何艺术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共长共荣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相声乃至曲艺的理论研究的自信自觉自强，一定要遵循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只要在曲艺“名无实存”的理论课题有了重大突破，那“一丝丝光亮”看似微弱，依然可以烛照曲艺学创建世纪工程的启步之端。而那些无视时代前进科技发展的所谓“曲艺学”的老调重弹，真像拔着自己头发上天一样滑稽可笑。

　　四、开门研究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加快曲艺理论队伍建设步伐。

　　崔凯先生曾说，“实现中国曲艺学学科建设的目标究竟有多难?第一难是构成中国曲艺学的学术体系的分支理论严重欠缺。第二难是学科带头人难找和学术研究队伍力量薄弱。第三难是缺少可以依托的学科基地和科研实验条件” 。单靠曲艺一己之力恐难胜任，一家一户手工作坊式的研究模式，闭门研究，纵有数量难有质量。因此笔者提出开门研究的观点，即集中相声乃至曲艺理论研究力量的前提下，统筹尽可能多的研究机构，把哲学家、文化学家、艺术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等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请进来联合攻关。此举不仅可以解决曲艺理论研究人才不足的问题，又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既利于曲艺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又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学习曲艺的良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研究方式产生碰撞，相信会有较大的突破，研究成果也会不断出现。

　　多种学科引进“曲艺学”理论研究将打破困窘局面，也将对整个曲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他学科研究人才的加入，不只是补充曲艺研究队伍数量上的严重不足，对双方开阔视野，学术水平，理论高度的提升等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当然，全国曲艺从业人员已达30万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手自在民间，他们应该成为“曲艺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唯愿这一曲艺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莫要成为小圈子内著书立说、树碑立传和师承门派纷争的导火索，更愿我只是杞人忧天。但是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在错误理论观点的导引下，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于“第三种人”鄙视曲艺等通俗文艺的荒谬论调“这样低级的形式还产生出好作品吗? ”鲁迅先生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而且满怀希望地指出：“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倍尔的。 ”

　　相声和曲艺作为历史悠久，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只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弘扬时代精神，创作经典精品，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增光添彩，作出独特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