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车友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的国际马戏嘉年华

　　中国的杂技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杂技亦作“杂伎”。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杂指多样，技指技艺，杂技即“各种技艺”的意思，是包括各种体能和技巧的表演艺术。杂技的主体部分是“把戏”（耍把戏）、幻戏（魔术）、优戏（滑稽表演）、猴戏（马戏），是把、幻、优、猴四种基本技艺在力与美结合基础上升华出来的艺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角度看，杂技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既有杂技主体即体能与技巧数量上的增长导致的加法效应，也有客体即音乐、舞蹈、戏曲、美术、书法等审美艺术的相互融合带来的乘法效应，是一种以技体运动为主体，以道具和笑林为客体的综合艺术。

　　中国杂技艺术的历史沿革

　　与时代创新

　　纵向看，杂技艺术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杂技在汉代被称为“百戏”，隋唐时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杂剧，才称为杂技。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五个阶段。

　　——起源阶段。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杂技就已经萌芽。一般认为，杂技的最初起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类生产劳动中的基本技能，二是原始人类在狩猎或部落冲突中产生的武技和超常体能。这些技能或体能在一些重要的时刻，比如祭祀、娱乐、庆祝时，被再现为一种自娱游戏的技艺表演，这就是最早的杂技艺术。直到今天，杂技艺术中的很多节目都是生活技能和劳动技术、武术技巧的提炼和艺术化。比方说，被杂技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杂技节目《飞去来器》至今在民俗活动中还保留着。

　　——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杂技的发展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一些王公贵族招徕大量的各类人才，为其提供生活保障，这些人往往被称为门客，有的是出谋划策的谋士，有的是武艺高强的武士。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杂技艺术的创造者都是这些门客和武士，正是这些身怀奇技异巧或勇力过人的大力士，为杂技艺术的正式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

　　——成长阶段。汉代是中国杂技的成长期。汉武帝刘彻特别喜欢杂技艺术。历史记载，汉武帝曾经举行过一次大型宴会，这个宴会上演了空前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节目中有各式角抵戏的表演，还有戏狮搏兽的驯兽节目。汉代角抵戏迅速充实内容、增加品种、提高技艺，在东汉时代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新品种——“百戏”体系。

　　——成熟阶段。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和民族文化的大融汇，至隋代统一中国，杂技艺术已经极为成熟，至唐代成为宫廷和民间共盛的艺术。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较发达的时期，乐舞杂技艺术空前繁盛。唐代杂技将多种技巧糅合在一起，充分展示杂技超凡入圣、人所难能的特点。唐代的马戏与幻术极为发达，除各种马上技艺外，还有马舞表演。

　　——繁荣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杂技艺术的繁荣期。宋代都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强大，在繁荣的城市都有各种街坊、市场的演出场所，当时称瓦子乐棚。杂技、舞蹈、武艺、说唱各种形体表演艺术，同场献艺、互相观摩。元代对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交流，产生了有力影响，元杂剧得以诞生。明清时期，杂技与舞蹈等传统表演艺术很少在宫廷演出。特别是杂技更被视为不入流的玩艺，宫廷中基本没有杂技演出的记载。但是戏曲却勃兴起来，特别是自1790年徽班进京，京剧诞生之后，戏曲武打戏对杂技武艺的吸收成空前之盛，终于形成以武戏为招牌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66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杂技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新时期的杂技艺术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体现了中国杂技艺术与时俱进的艺术品质。

　　杂技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给杂技艺术下一个定义，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以天为则，以人为本，物器并用，天人合一。这四个方面恰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天为则、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哲学涵义互相对应、相互契合。杂技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其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概括为“三传”。

　　一是传承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裂、文明中止的就是中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文明相承。在这一过程中，杂技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杂技艺术除了包含民俗学的基本内涵，还包含了戏剧学、音乐学等多门类的艺术知识，处处体现了民俗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民族性。中国杂技有序发展、传承文明，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艺术舞台。

　　二是传播文化。中国杂技艺术已经走过千年历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结晶和重要组成。作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杂技艺术自产生之初就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杂技艺术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民间，是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的艺术。杂技艺术不只是在挑战人类生命体能的极限，还开拓了人类大脑的智慧领域，在展示技体能量的同时，也在展现艺术智慧和魅力。杂技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结合，这是一个无限交汇交融的产物，是人对于空与色、有与无、虚与实的对立统一观的循环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观点。杂技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使人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给人带来美的向往和精神愉悦。

　　三是传递愉悦。在中国，杂技艺术是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看百戏、赏杂技，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基层群众来说，是一种最好的休闲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杂技的特点是“动人”，也是“乐人”，体现人类“自由狂欢”的乐观精神。中国美学精神里面，美学价值通过杂技艺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身心，这正是杂技艺术独特魅力之所在。

　　杂技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杂技艺术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下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统与当下、民族与世界，相互统一，互为辩证。繁荣发展杂技艺术，需要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继承与创新。通过分析梳理杂技艺术的发展历史以及它与自然、人类、世界的关系，可以看出，最早的杂技来源于人类的劳动，来源于人们对诸神的祭祀，包括对天的敬畏。所以说，如果离开这个基础来谈论所谓的新常态、新杂技，就失去了本源甚至灵魂。“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互依关系。继承是尊重传统、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智慧。传统是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而且为人所熟悉，给人以安全感和实在感。创造、创新是杂技的灵魂。创新与继承相辅相成，继承不反对创新，创新有利于更好地继承。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繁荣和发展杂技艺术的关键。

　　二是引进与输出。“引进”与“输出”是一对结构，但两者并不矛盾，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引进是为了发展自己的艺术，达到赶上或超越的目的;输出是让世界了解自己的艺术，扩大自己的影响。引进先进艺术，应该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吸取，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使自己的艺术更趋完善，更适合中国人，更适合于世界市场的竞争。比方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平台，一方面把国际上尖端、好看、时尚、创新的杂技艺术引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性的杂技艺术展现给全世界，达到交汇、交流、交融的目的。

　　三是包容与涵养。任何艺术形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就像一个百花园，“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杂技艺术的定义、杂技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个规律。“杂”就是多，就是包容，“技”就是艺术，艺术就需要涵养。这样看来，包容涵养应该是杂技艺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脱离这个原则，孤立地看待杂技艺术的民族性或者是某一个剧种的单一性，就会失去艺术的生命力。

　　杂技艺术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杂技艺术的社会性使其源自生活、源自社会，又会回报生活、回报社会。其艺术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存在的合理性与长期性。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变化，对杂技艺术的需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目前而言，观众对杂技艺术更多地偏向艺术性或者说是观赏性，更多地关乎艺术情趣与审美，而忽略纯粹的“技”的本真。对“杂”的包容性远远大于“技”的单一性。人们更多地在寓乐于艺，随着科技的广泛运用，人们更会借助于科学幻想。当下杂技艺术的发展，要更加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九个趋势性特征”。在经济新常态下，文化建设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文化发展的方式、内容、途径、渠道将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比如，在文化消费方面。2013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约为4.7万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0%。而当前实际文化消费规模约为1.0388万亿元，仅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6.6%，存在3.66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这对于大力发展杂技艺术、发展文化产业是个极大的机遇。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会出现文化消费“井喷”现象。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化消费必将迎来一个快速膨胀的时期。所谓“膨胀”，不仅是消费规模的增长，还包括消费内容、方式等的变化。以前的文化消费内容不多，文化艺术消费方式主要就是戏曲、话剧、交响乐、电影、电视等，方式也比较单一，就是看和听。现在，群众不再满足于这些传统的文化内容了，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了，他们要求的是多层次的文化内容、立体化的视听享受、体验式的互动参与。杂技艺术因其与生俱来的美感、力感和视觉冲击力，必将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喜欢，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化新常态。如前所述，经济新常态下，文化建设必然会呈现许多新变化新特点，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新常态”。文化建设进入新常态，是由传统发展稳态进入新的发展稳态的渐进式过程，是发展方式重构、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建设出现许多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量变，具体表现为消费、产业、基础设施等发展速度、规模的变化;二是质变，这个“质”更多地强调发展的内涵、效益。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七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属于初级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属于中级需要，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则属于高级需要。人的需要层次建立在满足上升的基础之上，表现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渐进过程，消费需求发展的这一梯度递进或上升的规律是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当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必然追求身心健康、精神充实、自我完善等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进入新常态，人们的消费早已超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功能层次阶段，而更多地进入具有满足精神消费、享受和发展消费的高层次功能阶段。杂技艺术消费作为文化消费的基本形式之一，必将迎来集中释放的膨胀时期。

　　——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受经济基础、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的影响，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当前，经济新常态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大背景、大前提，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文化建设进入了“文化+”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就是“创意创新”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跨界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新常态。在“文化+”的阶段，文化产业不仅是做加法，更加善于做乘法。比如，第十五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主动适应和引领文化新常态的发展要求，把“文化+”体现并贯穿到杂技节的多个环节、多个方面，以杂技节为“龙头”，引领杂技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杂技文化与休闲旅游、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杂技文化+科技，就是通过现代舞美科技和河北特色文化元素的运用，丰富杂技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有杂技文化+旅游、杂技文化+餐饮、杂技文化+创意、杂技文化+游艺等，都是通过文化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出“化学反应”。

　　总之，杂技艺术属于文化生态的范畴，在永恒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杂技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更有新的未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杂技艺术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传承，在开放中保护，在创新中培育，在包容中涵养，在传播中弘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