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进入大众视野，始于1980年代“癸亥年”“熊猫”邮票设计及水墨动物画。彼时的韩美林以其勤奋好学的精神、欢快活泼的画风在严肃的政治主题和同样严肃的政治反思主题的夹缝中崭露头角。贺兰山岩画、民间美术和水墨技巧的拼接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成就了不惑之年的韩美林。

韩美林设计的1985《熊猫》组票

　　此后，其开始蝉联生肖纪念票绘制，并设计了大量协会、基金会、地方政府标识，将方寸之间的邮票设计逐步放大，坐实了著名设计师的宝座。

　　逐渐，不满足于方寸之功的韩氏开始尝试陶瓷、紫砂、金属、竹木等材质，实现跨界后，工艺美术大师的身份日渐显著。同时，韩美林开始有目标性地扩大交际范围，以作品馈送、公益捐赠、巡回展览等方式广交国内外显要，占据行业职位，操控个人话语权及社会影响力。如仅在1974至1990年间就先后向4任日本首相赠送国画作品，当然，获得了如“日本真冈市荣誉市民”等回馈。以此来看，韩美林诸多的公益之举，或多有利益牵涉。

　　显然，进军城市雕塑是韩美林如日中天的个人影响力与邮票、标识等方寸之功不相匹配的必然趋势，而城市雕塑体量日升既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趋向，也是韩美林同部分地方官员“合谋”的结果。且看韩美林官网站自述数据：

　　“最高”城雕《丹凤朝阳》（河北唐山，2011）高68米；“最重”雕塑《舜耕》“将1万余吨花岗岩毛石分成1251块，在河北制作完成后，用数十辆30吨大卡车运送到浙江上虞拼装而成。其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宏，堪称亚洲第一。”“最长”雕塑《五云九如》（广州白云机场，2004）“长78米，高15.8米，堪称全球最长的青铜雕塑，共用铜材140吨”；另有“最新”的不锈钢锻造《克拉玛依之歌》高58米；“最厚重”的《钱王射潮》锡青铜用材300余吨……

　　花甲之后的韩美林，才情日见稀薄，经手的公共项目却与岁俱增，并坐拥北京、杭州、银川、香港（筹建中）四座个人艺术馆。恬媚式的书画泛滥，见其低俗品味；对申奥标志、奥运吉祥物的设计权的垄断，是对神圣职权的滥用；“巨人症”式的城雕遍地，则是个人欲望对民脂民膏的窃取，即使其仅扮演着“帮凶”的角色。

　　孟子论人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尽心下》）。韩氏所承担政府机构或企业委托的订单，鲜有发乎内心的使命和追求。因而，其动机并非“可欲”，仅仅是“欲”而已，更无法企及“信”“美”“大”“圣”诸层面。但是，在“做大做强”的大国诉求和国人崇尚大的心理驱动下，各地均呈现出以“大”为强的倾向，呈现“巨人症”式的传染效应。韩美林正是看准了美术界内部紊乱，外环境失调的空隙，达成同各地方政府资源的合谋。以孟子观点来看他，且念其早年之勤奋，从艺之艰难，高评为“二之中，四之下也”。

　　方寸之间积蓄的功绩，当终止于虚妄的“巨人症”欲望，韩氏堪称典型。恰如其自谓“封山之作”的湖北荆州“关公圣像”（2016），这尊矗立于荆州城58米高的关羽像，仅配件“青龙偃月刀”就重达136吨，在“兵器谱”上已远远超出吴承恩神话构想的十万八千斤重的定海神针。遮天蔽日的关公圣像呈现给市民的并不是“大义千秋”的仁者形象，而更像是刚愎自负而大意失荆州的一介武夫。韩美林将一尊半米尺幅的传统工艺品放大至高层建筑的体量，其意义除了昂贵的建造费用所堆砌的城市障碍，恐怕只剩下对荆州市民视觉和纳税的双重压迫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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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卫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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