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英国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环境恶劣、犯罪增多、疾病流行、生活贫困,普通的城市居民对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和秩序井然的新型公共空间有着强烈的愿望,城市公园应运而生。这些公园不同于以往城市中的“小花园”“后花园”或“皇家花园”,而是一种由地方政府利用公共税收建成的新型城市空间,形成了最早的“市政公园”。
在英国,利物浦市是第一个建造具有“市政公园”性质的城市。在19世纪40年代初,利物浦市人口快速增长,其中伯肯黑德区的居住人口从1820年约100人猛增到1841年的8000人。面对居住拥挤、房屋破败、通风不良的生活环境,1841年利物浦市议员伊萨科·豪姆斯率先提出了利用公共税收建造公园以改善生活环境的议案。随后,利物浦市政府向英国议会提交了议案,计划利用利物浦市的公共税收,在郊区建造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1843年,英国议会批准了这一议案,伯肯黑德公园改造委员会成立,其建设公园的目标是给予市民“更多的健康和幸福”。在获得批准以后,利物浦市政府很快行动,利用公共税收收购了位于伯肯黑德区一块不适合耕作、面积为185英亩的低洼荒地,启动修建伯肯黑德公园的计划。
1844年,利物浦市政府邀请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由其负责伯肯黑德公园的设计方案。帕克斯顿在公园形态上遵循原有的自然风貌,设计了一条契合地形的环状马车道横穿公园,道路沿线配置层次不同、形式多样的景观;针对公园地势低洼的问题,按公园地形条件设计了“上湖”和“下湖”,开挖水面的土方在周围堆成山坡地形,其中的湖心岛为游人提供私密、安静的环境;在草地、山坡、林间或湖边,设计了穿梭而过的步行小路,还有几处就地取材的“木构简屋”,公园具有了英国大面积疏林草地的乡村自然风格。帕克斯顿强调的“景观湖、乡村和观赏的桥、假山、坡丘和蛇形步行道”理念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回响,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特点,影响了未来几代城市公园的设计。在伯肯黑德公园四周,帕克斯顿还设计了面向公园的居民住宅,但住宅出入口朝向外部的城市道路。这种设计基于人性化的思考,打破了传统城市道路的方格化模式,既便利了周边居民与公园的联系,也方便了居民与城市社区的联系。
除了公园形态的独特设计以外,伯肯黑德公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全体市民的开放性,利物浦市是第一个为居民设计建造且依法免费开放市政公园的城市。伯肯黑德公园在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城市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为当地居民营建了板球、曲棍球、橄榄球、草地保龄球和射箭运动的场地,还建设了军事训练、学校活动、地方集会、展览以及各种庆典的场所。1847年4月,伯肯黑德公园开园,迅速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利物浦市民以此为傲,甚至以“人民公园”来赞美这个公园。
利物浦市开发的伯肯黑德公园作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这种成功源于经济上的收益。由于公园的吸引力而使周边的土地升值,公园周边60英亩的土地出让收益超过了土地购买费用和整个公园建设费用之总和。另一方面,这个公园的建成改变了原有荒地的破败形象,美化了城市环境,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也是19世纪致力于消除贫民窟的改革家们信奉的理念,即城市公园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和生活,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日常休闲的地方。
英国城市公园的建设引起世界其他国家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1850年,年仅28岁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参观了伯肯黑德公园,他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成员在一起享有绿色植物和新鲜空气,很吃惊地报道:“这个美丽的休闲场地永远完整地属于公众,最贫穷的英国农民和女王一样对其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位记者就是后来纽约中央公园的著名设计师和建造者。显然,在那个时代参观伯肯黑德公园的人大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公园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景,而且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在英国,城市公园很快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19世纪40年代后期,曼彻斯特也开始为创造一个美丽的城市而行动。女王公园和菲利浦公园是曼彻斯特第一批城市公园。女王公园的土地原来属于休顿家族,1845年园林设计师乔舒亚·梅杰参与了该公园的设计和改造工作,1846年曼彻斯特市政法团通过地方捐款筹资,以7200英镑购得该公园,同年便向公众开放。曼彻斯特的这些公园与伯肯黑德公园一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公园,在功能上已有了新的内涵。曼彻斯特市议会对女王公园做了这样的描述,“女王公园是位于曼彻斯特北部的几个主要入城通道之一,该公园拥有一个很大的、平缓的绿色空间;这是一个拥有玫瑰园的正规公园,主要用于散步、举办社区节日活动、儿童游戏和学校‘追寻自然’活动的日常基地”。其后,英国很多城市政府建造城市公园,至19世纪晚期,仅伦敦一地就有大量公园建成。
与城市公园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体育运动的兴起,英国城市公园的早期倡导者认为,“公园会促进人们加强体育锻炼,帮助他们远离疾病,而且自打不再从事诸如种地和打猎之类的体力劳动以后,许多城市居民都感觉要有地方发泄日渐积累的压力”。乔舒亚·梅杰就是这样一位倡导者,在其设计的女王公园中包括了射箭、掷环、保龄球和体育馆等设施。在19世纪晚期,城市公园成为体育运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1880年曼彻斯特的肖斯坦福特公园已有大量的体育运动设施;在19世纪90年代,伦敦的巴特西公园也已配备了板球场、足球场、草地网球场、保龄球场和体育馆。
从近代城市的发展历程看,英国的城市公园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创新和探索,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1896年,一个记者在《园艺家纪事》通讯中写道:“宽敞的开放空间、设备齐全的运动场和花园,加上提供的座位,挤着数以千计的快乐男人、妇女和孩子与大自然亲近。”很显然,城市公园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也是城市公共空间演变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英国的城市公园不仅在形态上展示了乡村自然的再现,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在功能上实现了公众社交、聚会、休闲、娱乐、运动与教育活动相结合的理想,而且在内涵上体现了社会平等和尊严。这样的城市公园不分种族、等级、性别和年龄,可以自由而免费出入,最终成为一种理想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
(作者:张卫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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