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由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省民间文艺研究中心、南京市美术家协会、南京市摄影家协会、南京市美术馆承办的“农耕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以二十四节气与六合农民画为案例”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高淳桠溪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示范基地成功举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会。

　　开幕式，由南京市文联副巡视员、秘书长杨康乐主持，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炜;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杨旺生;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土有等领导发言致辞。

　　接下来，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土有、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书记朱世桂、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束有春，为“二十四节气文化遗产传承与体验基地”“农民画研究基地与特藏馆”主任胡燕、副主任李牧、李柯颁发聘书;由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丽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区域文化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田兆元一起为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四节气文化遗产传承与体验基地”“农民画研究基地与特藏馆”揭牌。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丽新发表了重要讲话。

　　上午10点，主题发言正式开始。发言由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季中扬主持。

　　南京大学教授高小康主题发言的题目为：《乡土艺术的当代生产、传承与分享》。高教授首先指出：二十四节气、阴阳合历把人的生命节奏与对自然的尊重非常奇妙的融合在一起，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智慧的典型体现。接下来，高教授从“农民画：乡土文化的当代性”、“‘下里巴人’与‘真诗乃在民间’：乡土艺术与美学”、“当代传承与社会分享”三个方向对乡土艺术的当代生产、传承与分享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乡土文化的当代性随着社会从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到新农村建设，再到特色小镇建设，它逐渐融入到了全球化或后全球化正在发展中的整个社会格局形态之中。乡土艺术(草根艺术)的文化基因和原生态活力、以及它对我们当代人的艺术感觉的影响意识，需要进一步发掘。最后，高教授倡导推进文化生产的供给策革命，将乡土、边缘文化变成一种可分享的资源，促进乡土艺术的当代传承。

　　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的发言主题为《农民画的政治记忆功能--从5幅农民画说起》。郑教授指出：中国农民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下的产物，是政府主管部门(文化馆)、辅导员、农民画作者共同参与的艺术实践活动，作品体现了政治性、艺术性、市场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其中“政治性”特征的形成源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全程介入。农民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现，是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以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图画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之后的近六十年发展历程中，农民画一直承担着此功能;文化主管部门(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担负着农民画创作的组织培训、创作辅导、举办展览等职责，推动农民画创作的发展。正是政府的介入，反映主旋律始终是农民画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十年代的“社教”“合作化”，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来的“市场经济”，近些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都在农民画作品中得到呈现，因而农民画也就具有了政治记忆的功能，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历史脉络。《老牛告状》(合作化时期)、《玉米棒大无边》(大跃进时期)、《老书记》(“文革”、农业学大寨时期)、《科技致富》(改革开放时期)、《归仓》(新时期)这五幅画正是农民画政治记忆功能的典型诠释。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杨旺生发言主题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遗产价值》：杨教授以追问“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讲起，他指出大家都在关注是否可以申遗成功，但是申遗意味着什么、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却鲜少有人去思考。他认为，当每一次申遗成功都会引起全民族的狂欢时，这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必须通过外界申遗标准来给予。现阶段商业利益驱动下，伪民俗盛行。而伪民俗的盛行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自卑感的体现。二十四节气的文化遗产价值不仅在于它“寻天时重人文”的传统的生活智慧;更在于由此引起的反思。最后，杨教授呼吁“建设新民俗、推动新乡建”, 时不我待，不遗余力，承担起一名民俗学爱好者的责任与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徐赣丽发言主题是《农民画的发展路径与问题》。徐副教授指出，由于政府资助有限，农民画作为宣传画的路径必然走不通;社会对农民画认识的不公，以及农民画家本身综合素质等的限制，使得农民画即使像工笔画那样颇费工夫也很未必能在艺术家的绘画般在艺术届得到很高的地位。总之，各种因素限制了农民画的整体艺术评价和市场价位。徐赣丽副教授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农民画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精品化道路。农民画创作者不再以此谋生，而是以兴趣、纯粹的艺术追求为动力进行农民画创作。以此打通纯艺术与民间艺术的隔层。由于农民画自身造型具有装饰美、色彩艳丽鲜明热烈，因此，开发与市场中现代装饰相结合的延伸产品是农民画发展的第二条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元做了该场最后评议。

　　下午13点30分，以“六合农民画的产业化”为议题的圆桌会议正式开始。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李柯助理研究员主持会议。六合冶山文化站站长、农民画艺术家胡斌;上海添工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陈伟文;上海飙马零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水清;上海中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经理徐鲁;南京谷子一多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城先后做了重要发言。

　　六合冶山文化站站长、农民画艺术家胡斌对六合农民画的产业化情况进行了简要汇报。

　　上海添工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陈伟文做了《六合农民画的产业化思考》的专题讲演，她以一位资深优秀企业家的身份表明自己期望与学者高校团体合作为非遗产业化保护立标杆、创立“非遗”商学院的意愿。她认为，非遗产业化、市场化必须先回答“卖给谁”、“卖什么”、“怎么卖”、“货谁供”、“谁去卖”、“去哪卖”这六个问题。陈女士认为，农民画本身无法产业化，但农民画的衍生品可以产业化。“综合渠道”、“专卖渠道”、“非主流渠道”、“高级定制”都是对“去哪卖”的有效回答。陈女士强调，农民画要想产业化就必须“先换脑”，要树立用户思维、市场思维、合作思维、专业思维、独立思维、商品思维、信任思维、跨界思维。设立非遗商学院就是极好的“换脑”平台。陈女士指出，农民画等非遗项目的产业化目的在于附于传承人自我造血的能力;非遗的只有产业化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只有社会效益出来，它才能传承的更好。最后，陈女士呼吁各界人士跨界协作、拆除壁垒、开辟非遗产业化发展的新道路!

　　上海中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经理徐鲁先生对“互联网+”传统文化及VR在六合农民画中的应用做了详尽的展示与阐释。

　　南京谷子一多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城先生就“互联网+农业”“+文化”背景下，该公司关于非遗产业化的初步探索与思考进行了简要介绍。

　　五位做了精彩发言，周星、郑土有、田兆元、李牧等多为学者专家围绕主题进行了追问与讨论。

　　14：40第一场“二十四节气的遗产价值与现代生活”专题研讨正式开始，东南大学教师李牧主持研讨。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朱世桂教授发言题目为《二十四节气与茶文化生活》。她认为，作为“中国符号”的世界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印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其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不如古代显著，但对当代人们的生活却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二十四节气”与国人茶文化生活紧密关联，首先可使人们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灵活地运用节气来安排茶园播种、移植、采摘、加工等,对推动茶叶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积极作用。其二，祖国传统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顺应四时，根据节气变化合理安排饮食起居，才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饱含二十四节气养生智慧的饮茶文化，让茶人更加健康。第三，“二十四节气”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依时节轮序的茶事文化生活会超出茶的物质享用，实现人的精神休整和身体颐养，展开茶文化和谐、诗意生活的画卷。江苏南京属于江南茶区，四季分明，茶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衔接传统特色茶文化传承“二十四节气”非遗，必将使地方文化建设文明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元发言题目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与当代传承》：田教授认为，二十四节气是自然与生活的秩序;是国家与民俗生活的准则。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传承，田教授表示，从国家层面要“尊奉自然、敬畏天地”，从个人责任层面则要“遵循传统、雅致生活”。最后田教授指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传承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文化遗产进校园、进社区，营造文化传承的社会氛围;民俗学学科当为其传承提供学术指导;国家政府则应提供经费等保障支持;作为个人则应摈弃空谈积极参与。

　　南京农业大学卢勇副教授发言主题为《引进与重构：日本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朱鹮——稻田系统”的经验及启示》。卢勇副教授指出，日本的本土朱鹮虽然在21世纪初灭绝,但是中国陕西洋县朱鹮的发现和人工培育成功,给了日本人重构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的希望。他们分批次从中国引进朱鹮培育繁殖,在佐渡岛再现了朱鹮与人类共生的和谐状态,并借此于2011年申报成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日本通过对中国朱鹮鸟的引进与组织重构,重新补全了GIAHS所需的重要元素,同时注重打造复合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系列产品开发相结合,这些都给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很大的启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陶赋雯发言主题为《清明节气的影像记忆之场》。陶女士用大量的清明节电影资料来论证影像对节俗的记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朱逸宁发言主题为《从“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看非遗传承》。朱逸宁首先提出，非遗的传承要加快相关知识的普及，相关知识普及力度的缺陷也是制约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同时，要关注民众对非遗知道的了解程度、信息惯常取得路径。其次，朱逸宁老师提出要关注非遗传承的途径和手段问题。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下，该通过何种途径对依赖网络平台获取知识的年轻人进行非遗知识的普及，尤其值得学者社会深入思考。关注青年人的“粉丝文化”、研究年轻人的审美心态、审美趣味，或许可以成为非遗传承的突破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葵做了精彩的评议。

　　研讨会第二、三场则以“六合农民画与文化记忆、生活想象”为主题。第二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吴玉萍女士主持。

　　北京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以《都市化、乡愁与农民画》为题做了精彩发言。周教授指出，“农民画”是在特定时期、出于动员民众的宣传目的，由国家文化行政系统促成的艺术形式。它的生产机制不同于年画等其他民俗艺术。现在，一方面，农民画依然具备作为宣传艺术的特色，例如，中宣部主导的在机场、地铁、都市广告空间，以农民画来宣传“中国梦”的国家项目。但另一方面，农民画日益成为一个艺术传统，并逐渐扎根于不同的地域社会。农民画在当下，逐渐地拥有了新的动力机制，亦即满足中国社会大面积地都市化大趋势之下，以“乡愁”为指向的大众文化消费。而事实上，农民基本上不消费“农民画”，消费农民画的主要是都市化了的市民。农民画被用来满足某些场景下理想化的乡村氛围的酿成。乡愁的审美性非常适宜于用农民画来表象。在这个意义上，并非“民俗”的农民画，却被要求表现民俗文化的题材。周教授认为，农民画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作为“艺术品”的农民画。其传统的技巧的部分出现了新的变化：很多农民画家去专业的美术院校进修。其擅长的题材的部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革命、意识形态和主旋律的题材向生活、乡土传统、民俗文化和理想化乡村(新农村)转变。二、作为艺术家的“农民画家群”。画家的农民身份普遍虚化。这使得传统的农民画定义受到挑战。他们为何创作，他们创作风格的个性，如何在兼顾农民画地域性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得到张扬?此外，周教授同时对农民画和年画做了比较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耿波副教授发言以《“好”与“善”：六合农民画中想象生活的双重视界》为题：耿教授认为，“农民为什么作画”应是农民画研究的首要问题。以前的农民画研究，要么忽视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认为农民画是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要门拔高农民的文化问题，用精英文化的“个性化”将之比拟“东方毕加索”。在农民(乡民)的生活世界中，“圆满”既是善的形式又是善的内容，是被鲜活体验的人间之善，对“圆满”的摹画(写)形成了农民(乡民)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力，农民画即是农民(乡民)对“圆满之善”的摹画与体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画不拒绝意识形态的刻写，但所有的对“社会主义物质丰富”之“好”生活的刻写都是以“圆满之善”为底子的，是在其上的“镶嵌”，因此，农民画体现了传统乡土伦理之“圆满之善”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好”的共性张力，是中国传统乡土伦理在新语境中的潜滋暗长。农民画的现代传承，必须在恪守“圆满之善”的底子上刻画现代文化主题，否则将变成“丑”的文化。

　　东南大学教授程万里做了《浅析江苏区域农民画的色彩观》的主题发言:程教授指出，在从事绘画的行当里，大家一致认为农民画最显著的特征是色彩鲜艳，如果把农民画的色彩剥去之后，它可能就很难形成这样的种类。程教授结合自身农民画调研的感知，总结了江苏区域内农民画所呈现的色彩观。他认为，农民画无法剥离的政治性影响了农民画创作的色彩选择。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路璐发言题目为《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呼吁--以六合农民画为例》。她指出，六合农民画以其多彩的形式反映了当地地域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独特的审美情感，虽艺术手法多样，地域特色鲜明，但在反映内容、艺术形式和性别话语等方面仍具有独特的主体性蕴涵。路璐女士认为，六合农民画表现性装饰方式是一种超越生活的浪漫手法。她同时指出，就目前六合农民画的几位主要骨干作者的画作来看，不同性别的农民画作者对内容的呈现存在显著的差别。

　　东南大学老师李牧博士发言以《江苏六合农民画对外传播初探》为题。李牧博士以农民画对外传播史上的几次大事记为依托，阐明了目前我国农民画对外具有：传播形式单一、受众范围小、传播主体缺乏跨文化经验和传播内容的认知缺乏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农民画传播的动能主要体现在政治需要、产业效益(市场因素)、个人致富心理满足三个方面。就目前来看，农民画传播的主要推动力是学者，普通民众和当地社会(政策、社群)。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传播路径(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传播对象(社区内传承和跨文化传播)、传播方式(整体传播和部分传播)等问题，均会依据时势的变化，展现出丰富的面向。这要求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需要细致观察和分析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所身处的社会文化空间，适时作出策略性的调整和回应。个人或群体会依据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空间，在跨文化的传播与碰撞中，不断地将自我原有的文化形态进行整合和创新。而经过调试的文化内核，将兼具传播主体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新语境所凝聚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可被跨文化传播中的各个主体所认识、感知和接受的新文化。

　　第二场研讨由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做总结评议。

　　第三场研讨由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路璐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葵发言以《作为“记忆之场”的农民画》为题。王教授指出,农民画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记忆建构的舞台。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乡村生活场景，被有选择地通过画面表达出来。对于画者而言，这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表象的行为，其选择的标准受到当下价值观的左右。这个价值观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作者自身对幸福与快乐的判断，另一个是作者对自己作品受众的价值的预设。两者共同形构了乡土中国的心像图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明洁做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从上海金山与新泾农民画之异同看江苏邳县之后的六合农民画》的发言：李教授认为，农民画及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非常特殊的文化景观，其中的不定性因素众多。作为当代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农民画成就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作为深度关怀的伦理性社会记忆。围绕农民画它的所有可变因素(意识形态、专业辅导、市场需求、个体经验，等等)都只会增长其社会性的丰厚和复杂程度而不是削弱之。李教授结合自身田野经历，对上海金山农民画、西郊农民画这种“一地两画”的情况进行了思考，同时对比江苏六合与邳县这种类似的现象进行了再次追问：“一地两画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如果有，区别何在?”“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构建的?”“如何评价一地两画之间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差异?”她认为，“同一行政区划中的两地;技法、色彩等艺术特色;选材、旨趣等内容载体;创作队伍的构成;市场推广的渠道;学术评价;社会认可”等都是理解上述问题的不同切入点。李教授引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区别性特征理论说到：只有差别才能构成价值，而且差别只能在关系中间呈现，而所谓的关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所以没有差别的话，一种农民画是不是值得存在，是需要考虑的。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吴玉萍发言的题目是《农民画的传承与教育研究》。吴玉萍从农民画的传承方式入手，详细阐释了农民画的“生产性传承”的学理依据及获得消费属性的方法途径。她认为，市场化是一条曲径。它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能帮助农民画得到传承，但它有两点好处：一是这种形式能让更多人认识农民画，形成广大的群众基础，吸引人们的注意、提高人们的关注，这样才能吸引人来学习，继而传承;二是市场化能够带来经济效应，这样能刺激人们前来学习非遗，因为非遗的传承不光是一份情怀，也需要满足生活需求。有了市场化的大前提，农民画的传承或许会事半功倍。关于农民画的教育意义，她则表示：作为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农民画具有明确的符号特征，即有对传统文化的表达功能。比如包含强烈的节日特征、能传承节日礼仪、能促进文化传播、能增添节日气氛等。受众能够从中获得对传统文化、社会，自然，人生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认识，提升自己的文化涵养、醇化自己的传统认知。农民画可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在国外消费者消费的同时，弘扬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加深他们对中国灿烂辉煌文化的了解，起到文化走出去的作用。在现代化进程、城镇化转型中，在面对冰冷的楼宇和嘈杂的人群时，农民画这种具有乡土气息、朴素人情以及精神自由的画作给人们提供了想象的场域，是人们乡愁寻根、追逐自然的美好原乡，这种景观是最和谐的“故乡原风景”。

　　华东师范大学李柯助理研究员发言以《上海西郊农民画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基于经济民俗学认同性经济的理论探究》为题。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当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要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某项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因此，从经济民俗学的认同性经济理论角度来论述非遗资源产业化的可能性，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本次研讨会发起组织者季中扬做了《民间传统与个体经验--六合农民画家的代际分野、性别差异以及文化自觉》的发言。他认为，第一代农民画家往往以民俗、民间传统作为题材，即使是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品，其民间传统风格也比较突出;第二、三代农民画家却较少表现传统民俗，其艺术语言与风格已经逐渐远离了传统民间艺术。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1.第二、三代农民画家出生于“文革”前后，对传统民间艺术直接经验匮乏;2.第二、三代农民画家尚未把传统民间艺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资源，从而进行自觉学习、传承。接下来，他指出，当民间传统不再成为农民画的艺术创作资源时，农民画只有从个体经验中寻找题材，并确立个人风格，然而，基于细致的文本考察可以发现，农民画家仍然习惯于表现农耕生活的群体经验与记忆，个体经验与个性风格并不分明，只是性别差异稍稍显著而已，尤其是女性农民画家所表现的记忆往往有一定私密性，但是，其艺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仍然是不自觉的，女性农民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尚未将女性视角与女性独有的经验与记忆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资源。他进而指出，农民画家不是农民，而是现代乡土艺术家，是乡村文化精英，因而，不要过度强调其艺术创作的自发性，而应培育其主体文化自觉性。他建议，一是对传承民间艺术传统的自觉性。要将民间艺术传统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将其视作现代乡土艺术家进入现代艺术制度内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本。二是对身份、性别要有自觉性，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农民画家与女性农民画家作为一种身份，本身就具有一种符号价值，在艺术创作中，可以适度彰显身份意识。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农民画家不能将自己形象固化为依靠本能绘画的农民，成为一种廉价的文化消费对象，而要自觉成长为有思想、有艺术创造力的现代乡土艺术家。

　　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做了精彩评议。

　　经过一天的热烈发言讨论，此次会议圆满闭幕。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束有春致闭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