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诞生伊始,网络文学便被赋予了一个特殊性质。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阿弗洛狄忒诞生在海洋泡沫时所踩的贝壳,对网络文学而言,其与生俱来的“贝壳”即技术——互联网技术。技术使网络文学既同于、又不同于大文学类型的自身特点及属性。这一属性由技术而来,其未来走向也受到技术的掣肘。比如,网络文学作品是一个海量的存在,这种“海量”远远大于人力所能完成的数量,而人力的背后则是机器和技术。现在的写作者除了“人”之外,还有机器,从可操纵的程序软件,发展为人工智能。这使观察者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偌大变化,也制造了层出不穷的新困惑。从前,我们所研究的情节、矛盾、动机等一系列文艺理论术语,在海量的创作面前,在写作的性质、类型、动机发生了多重变化之后,是否还有效?甚至,其本身是不是依然有价值?这给当前的研究立场带来了一个反观的初始契机。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3.33亿,网络文学日更新文字量达1.5亿,国内每年新增网络文学作品近200万种。
由此契机,我们可以把作者理论、互联网概念,包括知识分子的话语,再度纳入立场。比如,当我们都为网络文学感到激动时,从根本来看,受到重视的不再仅仅是作品,而是写作这一行为之于人生存在的意义。作品是可以被收买的、可以被资本所控制或支配的,然而写作行为在其具体的发生过程中,就像罗兰•巴特所说,其依赖于文本而有自身独立的、特别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价值。因此,无论是AI代替了人手,还是血酬定律(编者注:“血酬”指那些“用命换来的收入”或“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当道,都不能够剥夺的是:当网络技术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甚至是汪洋恣意的写作状态时,写作行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如此深、如此近地贴合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网络文学在研究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光彩与价值。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不是我们加于其上的一个抽象的、理想化的理论概括,而更是其自身贴合于时代、贴近中国本土立场而渐渐发生的规律演变。
在网络文学兴起之初,情节创作的初始动机来自于个体对私密情感的表达,那时候的大多数作者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和认同的是爱情动机。痞子蔡《轻舞飞扬》、辛夷坞《致青春》、安妮宝贝《七月与安生》等这类早期的网络文学作品,不管发生于哪一都市背景下、不管是在哪一时代中诉说爱情故事,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背景化。也就是说,自身的国别特征和时代属性,让位于当时正要冲决而出的、对个体情感和私密爱情的一种追求和表达,也因此构成了技术促进写作的一个极大原生情节动力。这种情节动力历经十年之后,在辛夷坞《致青春》被改编成电影时,其中有一个画面引来原著粉的争议。编剧李樯在改编中加入了一个画面和一句画外音——“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川、河流”。仿佛一个象征一个隐喻,祖国/山川/河流映像般地进入到个体情怀当中。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结尾处,镜头扫过郁郁葱葱的山林、水花翻腾的河流,女主角郑微对男主角林静告别。
然而还不仅于此,如今越来越盛行的所谓官场系列小说,情节想象可至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甚至各种宫斗戏中所体现的假想的国家叙事,还有对高层权力斗争的情节建构,都正在慢慢介入人们的情感叙事。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如缪娟的《翻译官》,讲述了让人感动的校园情愫。但当这一校园爱情进入职场后,其情节最高点,即相爱双方浓情深化的时刻,交叉蒙太奇的地点分别设置在北京和非洲,背景恰恰正是中国在非洲进行的海外救援。
此时,在海外背景下、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中,一个国家的宏伟历程与网络文学中人物的爱情升华、与故事情节的高潮实现,产生了一种完美的“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也正是在网络文学的研究中所能体会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从真实的民意中来、诞生于真实的民间状态下,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形象的诞生与浮现提供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途径。当国家想象代替了爱情叙事动机,这不仅是文学写作中一种陌生化的技巧追求,也不仅带来更多、更丰富的阅读体验或情感共鸣,更在文学话语价值方面,把真实的民意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中国形象的呈现,其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得以从中理解到当代性和本土性,还在于体现了民间写作的无限智慧。
民间写作的智慧,一点也不输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看到的各类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比如,在小说《余罪》中,有一个情节是公安部下达了追捕逃犯的指令。层层落实以后,最高指令具体着落在了余罪这一小小的刑侦人员身上,或者说,落在了余罪这一典型草根青年的身上。国家话语如何在一个草根青年身上完成智慧与技术的双重完美结合?
网剧《余罪》改编自常书欣同名小说,讲述警校学生余罪因特殊选拔而进入生活与社会的矛盾中,后成为卧底的故事。
余罪追逃犯,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模式化过程,而是与当时的地域条件有关。他请当地的放羊老汉在雪地中把自己的羊群赶出去。而在赶羊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只羊落入地洞,于是他们发现了地洞中意外失足掉下去的逃犯。这一悬念的揭开,让人想起《007》电影中有一情节设计,曾受到电影叙事学的极力追捧——詹姆斯·邦德带着邦女郎,从南美洲能源危机中脱逃而出;当他们跳伞时,飞机已经没有足够的逃生高度;然而,当时所在的南美洲,地下溶洞的深度距离给了跳伞以安全落差;在完成情节逆转后,又出现新的情节推进与叠加:他们在溶洞中发现水成为了被资本寡头占据的、与民争利的资源,而非石油;接下来影片则顺利完成了惩恶扬善、资源国有化、英雄救美等一系列高潮。
在网络文学的写作中,其实包含很多这样的民间智慧,足以并列于如詹姆斯·邦德般的影片设计,值得获取高昂的资本生产并有望产出巨额的利润,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收益和观众追捧。以上正是文学创作,以及网络文学创作所能够提供给的新价值。
包含着时代新价值的网络文学同时具有更为强健的生命力,其来源就在于网络文学自诞生便具有的技术便利性,能够提供海量创作和即时阅读。事实上更给予了民众代言一个更宽敞的途径。如果说葛兰西把“人民的文学”当作知识者的责任和内在条件,如果说理论仍然是大地上的美丽虹霓,那么,对网络文学的观察与研究有理由成为理论写作、评论思考不断增加新的生机与生命力的最好源泉。
(作者:杨俊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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