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嘲笑老英雄张艺谋
——就《一秒钟》的几个问题同毛尖商榷
不难发现,自《英雄》公映以来,张艺谋开启了他的商业大片时代。这期间一个有趣而怪诞的情形是,人们一边为张艺谋的电影贡献了巨额票房,一边却在进行着一种狂欢化的“批谋”“倒谋”活动,并且人们往往能够在这种自发的行为中获得一种酣畅而满足的快感。2020年11月27日,一再延期的《一秒钟》终于上映了,票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评论的声音却反响激烈。在这支浩浩荡荡的评论大军中,毛尖发表了《〈一秒钟〉:张艺谋的条形码》。
我见过毛尖,很喜欢她,很真诚、很热情;也喜欢听她说话,她从来不管听众是谁,也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反正她就那么说了。基于此,我必须声明,我不是要批评她,而是希望和她进行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建设性的沟通。
毛尖在《〈一秒钟〉:张艺谋的条形码》一文中把《一秒钟》同《英雄儿女》和《陆犯焉识》进行了互文阅读。结论是:一、“电影一百分钟,没有一分钟显示男女主人公爱过电影本身,满坑满谷的观众一起唱着《英雄儿女》主题曲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电影院外轻描一句,‘看过好多遍了’。”二、第五代集体睡回到人性的温床以后,不仅失去了和历史共振的能力,还一路后撤到最简易的伦理心智线。三、电影不是张艺谋给电影的情书,而是给初恋的情书。
毛尖的逻辑前提或很简单:一、张艺谋对电影的爱,必然要转换为主人公对电影的爱。但主人公不爱电影,不但不爱,而且还利用电影,因而张艺谋对电影的爱没有真切地落实到电影之中。所以张艺谋所谓的爱太过虚妄乃至虚伪。二、张艺谋新作《一秒钟》失败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五代老眼昏花、昏聩无能,已然丧失了触摸时代的知觉和能力。
我不是完全不同意毛尖,也不想花太多的篇幅去批驳她。但有几点是必须要解释的。
首先,张艺谋这里所说的电影指的是胶片电影。电影在多个层次上唤起了我们关于胶片的记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一秒钟》将胶片电影替换或修正为电影胶片,而胶片这一能指本身是一个历史符号或历史界碑,它为我们重新打开了一个久已尘封的时代、一个旧媒介的故事以及在旧媒介上负载的历史。我想解释的是,和毛尖的解读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张艺谋正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一系列行为,表现了他对电影的爱,不但爱它的物质存在,也爱电影的魂。这不是一个关于胶片的纪录片,男主人公如此珍视胶片,是因为胶片里有他的至亲——14岁的女儿,这显然是在隐喻着张艺谋对电影的深入骨髓、视为骨肉的挚爱,电影里承载着他的全部渴望、追求。顺便插一句,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影评人一谈到姜文的电影,就各种隐喻、各种读解;一谈到张艺谋的电影,就耐心全无。而电影中另一个主人公赵闺女想得到胶片,其实是想用胶片做灯罩,这很清晰地隐喻着人们对胶片(电影)的物质或外在迷恋。而男女主人公的和解本身不正意味着人们对电影的爱从外在到内在的和合吗?有趣的是,影片的结尾同时是个关于媒介的隐喻,包裹胶片的报纸最终留下了(纸媒),胶片却早已被历史的黄沙所掩埋,而男主人公在黄沙上张皇而急切地擦上几脚,不正是张艺谋自身关于电影的隐喻吗?不论我们多么热爱胶片电影,但它终究被历史掩埋,不是吗?
其次,毛尖关于第五代导演的声讨太过敷衍,没有新意。毛尖也一定清楚,她提出的问题显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第五代导演早已解体,关于第五代的艺术追求和历史功绩早已被电影发展史建构。同时,张艺谋只能代表张艺谋,无法代表第五代导演,过去不可以,现在也同样如此。历史地看,在21世纪初乃至更早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就在某种程度上从艺术之维转向了市场之维。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转向市场就一定意味着降维吗?转向市场就一定意味着脱离时代吗?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市场和艺术一定是脱节的吗?或许恰恰相反,转向市场本身就是呼应了时代,而同时需要解释的是,即便是张艺谋的艺术电影《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在彼时也都是有着极高票房的,也就是说张艺谋从来没有顾此失彼,也从来没有回避市场,换句话说,艺术与市场并不必然地就同床异梦或形同陌路,只不过张艺谋的《英雄》步子迈得太大,让一部分人颇感不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英雄》在全球所取得的商业价值无论如何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倒退,这种尝试本身是一种开启,它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另外一种可能、一种逻辑,而这种全球性的热销本身是令人振奋的。当然你可以指责电影在艺术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不足,但如果把这种尝试同时也指斥为一种时代逆流,那么只能证明这种指责本身是逆时代之潮流的。同时,张艺谋并没有放弃电影的艺术探索,在《归来》《影》《一秒钟》里也都有他的艺术表达和艺术创见。
当然,在我看来,张艺谋也的确是老了,电影絮絮叨叨,叙事似乎越来越随意,故事也越来越喃喃自语了。尽管张艺谋仍然试图在反复重现的《英雄儿女》中讨好历史与记忆,但他终究按照自己的节奏优哉游哉平和地讲述了他的留恋。在《一秒钟》里,故事的背景似乎为故事的讲述定下了一个理当严肃的基调,但张艺谋不是伯格曼,伯格曼晚期的电影也依然沉重而形而上,张艺谋的表达更像是张爱玲所说的“三十年前的月亮”。同时我们会看到胶片的历史与那段特殊的历史在叙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重合,你完全可以以复调式叙述的方式解读这部电影。但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本身先在地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呈现,以电影的形式讲述了电影(胶片)的劫数或宿命。电影被历史的“偶然”划伤,并被花团锦簇的裹尸布裹卷,被小心翼翼地修复。尽管奄奄一息的(胶片)电影最终被淹没,但电影并没有就此消失,因为胶片已然在数字技术时代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历史记忆,尽管这种记忆在新旧交替中必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过滤与改写。即便如此,历史并未缺席。借着这种记忆,我们仍然可以重新聚集希望并从容地在历史的漫天黄沙中走向未来。而电影在艺术上的呈现最为突出的是,张艺谋试图以数字电影的形式营造出胶片电影所独有的疏离感,忽远又忽近,氤氲的荒漠,飘忽不定的声响。这显然是那种在胶片电影熏陶下成长的那一代人才可能有的独特表达。不过,可以苛责的是,张艺谋做得显然还不够,观众期待的那种胶片电影独有的“颗粒感”和音响上的空阔感还是没有呈现出来。
某种程度上,反权威已然成为当代“瓜农”心领神会的一种招揽“吃瓜群众”的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反权威而反权威,或者只是祭出一些更为宏大但也更为空洞的能值或权威来指责权威,实际上,我们不是更深刻地理解了艺术家及其作品,而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艺术的对立面,从而也就远离了艺术品,在某种程度上,这才是批评的降维。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张艺谋,就像我们赞美戈达尔那样,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大可不必嘲笑《一秒钟》,因为诚如张艺谋所言,《一秒钟》只是他写给电影的情书。
(作者:苏勇,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
签发:徐粤春
审核:何美
特约编辑: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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