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刚刚起步阶段，一批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就进入了电影人的视线，成为电影改编的素材宝库和灵感源泉。来源于乐府名作《木兰辞》的“花木兰”，成为炙手可热的改编素材。最初，民新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竞争拍摄电影《花木兰从军》，最终由天一影片公司获拍。30年代“孤岛”时期，华成影片公司拍摄、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赋予花木兰形象特别的战时意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大陆和香港相继推出以花木兰为题材的戏曲电影，勇攀戏曲电影的拍摄高峰。90年代之后，花木兰的影视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下迅速展开并得以丰富，抑或成为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完美注脚，尤其对美国迪斯尼的改编影响最大，动画片《花木兰》（英文名：MuLan）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花木兰”的话题热度，同时，中国大陆、港台并没有停止拍摄“花木兰”故事，也没有停止赋予其现代化的诠释和演绎。2020年，由迪斯尼影业再度改编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席卷银幕。

迪斯尼影业再度改编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

　　“花木兰”的改编，呈现出其他民间故事和传说所没有的全球化特质，因此本文将从西方改编和本土改编两个方面，探究“花木兰”故事的电影改编，重新认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东方主义文化内涵，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等概念。同时，通过对本土改编的分析，进一步分析花木兰这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一、迪斯尼“东方主义”式的改编

　　著名文艺理论家萨义德有言：“‘东方’是西方人发明的一个充满殖民主义集体记忆的地方，东方主义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只是西方人的主观认识。”通过建构一个想象中的虚拟“东方”，来满足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猎奇心理，使美国得以审视、观望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是对他者文化的隐形渗透。他在代表作《东方学》中论述：一方面，在西方的想象中，东方永远神秘、浪漫而富于异国情调，代表着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先进、民主、文明、理性、克制”的反面，东方被解读为一个集“落后、专制、野蛮、愚昧、纵欲”于一身的“他者”。这一论述正好解释了2020年好莱坞改编的真人版《花木兰》的魔幻和奇幻特征。对于东方神秘和异域特征的想象，让这部最新版《花木兰》变得面目全非，早已不是中国传统土壤中的“乐府双璧”了。

　　人物形象：西方观众的“神秘”想象

　　在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的形象是欧美人对东方美人的审美想象，如参照佛像雕塑中的细长吊梢眼，高颧骨，黑头发等突出特征。木兰是一个内里已然觉醒的女性，她在世俗的痛苦中不止一次扪心自问“Who am I inside”。这是一个追寻真正自我的人，而不仅是社会性别中的女人。影片凸显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要求，并不具有真正的中国文化内核。这与迪斯尼动画片中的英雄主义或追求个体价值的导向是一致的，动画片《花木兰》只是借用中国民间故事这一剂汤，勾兑美国主流普世价值观的料。又如刘亦菲扮演的木兰，在替父从军前的妆容腮红夸张、脂粉厚重，并不是小家碧玉“对镜贴花黄”的想象；郑佩佩扮演的媒婆扮相惊悚；“仙娘”巩俐是一个创新的角色，如果对应动画电影中的角色，她应该是那只老鹰，但在这个版本中，她成为鹰身女妖，可在人和鸟的形态之间切换，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哈耳庇厄（Harpy)，且行为动机也是西方式的，追求自由平等、自我救赎。

动画片《花木兰》

　　中国元素：西方改编者的浅层理解

　　“花木兰”是传统的中国故事，美国迪斯尼公司在全球化语境下，以看似多元、包容实则居高临下的美国文化视角，赋予这部电影以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元素。如动画版电影中的瓷器、祈福、召唤祖先、针灸、熊猫、灯火辉煌的街市、舞龙舞狮、灯笼、烟花、锣鼓等。在这些文化符号的包装下，让这部动画电影乍一看很“中国”，但细究起来，是很生硬的植入。土壤还是美式的，对话是美式的，思想也是美式的。从改编忠诚度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中生硬拼贴和时空错乱随处可见。

　　电影主题：美式价值观鲜明痕迹

　　前面提到的好莱坞式的价值内核，即个体对抗命运、女性对抗男权，以及英雄主义拯救世界、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的“美国梦”式的故事，剧中多处细节也体现了美国的痕迹。另外，军营中的搞笑桥段，如木兰的早餐——煎蛋、培根和麦片粥，以及军营中将士们思念女人的歌舞表演，都具有美国化痕迹。片中结尾处，木兰救了皇帝被封为宰相，但她只求早日回家，得到皇帝允许后她冲上去给皇帝一个拥抱，这些都是西式礼仪和生活习惯。“China”在故事中成为一座待拯救的“孤岛”，一个被“他者”的异域国度和文化想象。

　　2020年真人版电影和1998年动画版电影，本质上都在讲女性的觉醒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已经误读了中国传统的木兰故事的价值观，她是集忠君爱国、孝顺父母、勇敢无畏等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普通女性。传统故事中的木兰，在从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困境，有觉醒的过程。但迪斯尼的两个改编版本，都设定了木兰一开始就是一位有反抗意识的勇士。此外，片中多处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如木兰成功解救皇帝，皇帝御赐的佩剑上，刻着一个“孝”字，英语台词将其说成“devotion to family”(对家庭的奉献），显然是非常西式的解读。

　　跨国改编已经超出了常规改编所探讨技术和策略层面的问题，这一主题也折射出社会语境的转换中西思想脉络的断裂或错位，更存在着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和种种“误读”。

　　二、家国情怀和女性困境的本土改编

　　在多个版本的“花木兰”影视改编中，赵薇版的《花木兰》整体中规中矩，是一部典型的古装战争历史剧。这部改编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在历史细节的考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功课，赵薇的女扮男装也较符合中国观众的期待。

赵薇版的《花木兰》

　　对于“花木兰”的传统故事，本土改编的思考更多地落脚于家国之间的小我与大我的取舍之上，歌颂的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勇敢，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的孝顺等宏大主题。但以木兰为代表的女性角色改编，实质也落在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书写。纵观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叙事，道阻且艰。“花木兰”故事本身就带着一种男权叙事的结构框架，是一个女人对家、国的认同与至诚至忠。“花木兰”以一个女英雄的姿态拯救国家，在男权之上挺身而出。但可悲的是，她只能以男人的形象、规范与方式成为英雄，她失去了性别身份，或从“她”到“他”，是性别身份的湮灭、遮蔽和替换。

　　整体而言，对于“花木兰”故事的影视改编，可能从跨国改编和本土改编双重视角进行探讨。虽然迪斯尼的改编存在很多非议，但无疑它对于这一中国传统故事的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诸多误读和曲解。我们不能苛求美国创作者完全用中国视角进行诠释，这也不符合传播学规律。因此，鼓励并实践多元化的改编路径，将地道的中国故事放入不同的文化土壤进行变奏，或许也是保持其内在生命力、更新其现代化诠释的有效路径。但要务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这还有待深入思考。

　　作者：何田田，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签发：徐粤春

　　审核：何美

　　责编：李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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