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被《乐队的夏天》淘汰三次的行吟诗人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视频来源：“环球音乐榜”微信公号）

　　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走红，成为夏秋的话题节目。除了人们熟悉的水木年华乐队，还有很多在圈内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乐队进入大众视野。乐队文化一直偏小众，显得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五条人乐队（下文简称五条人）较为成熟，很早就获得业内关注，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追求，在圈内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们在综艺节目内虽经历一波三折，但成功场外“出圈”， 被更多圈子外的路人知晓。五条人究竟在唱什么？他们想表达什么？他们的音乐有什么魔力？他们的出圈又意味着什么？

　　文学地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五条人不但拥有忠实的乐迷，也获得了专业人士的青睐。简单来看，五条人的音乐是典型的民谣风，风格独特，有很强的辨识度。简约的乐器、质朴的唱法、土味的方言、随性的台风、底层的形象，构成了他们音乐的底色。李皖是较早推介五条人的乐评人之一。2009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了《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评委包括郝舫、老狼、李皖、小柯、张铁志等，颁奖词写道：“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港纸贩子”、老光棍阿炳耀、傻朋友、发廊妹……这些都是五条人音乐中的形象。从泥土到水泥，从乡土到都市，五条人的音乐一直是那么“土”。这些歌既是写别人，也是写自己。他们在那片土地成长，也有卖打口碟等小摊小贩亦即粤语所谓“走鬼”经历，还有试图走出那片土地的尝试。这是来自真实生活、贴近生活的音乐。他们也有《彭啊湃》《陈先生》等指向历史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是在以音乐践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他们唱身边的凡夫俗子，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他们的音乐，叙事成分浓郁，用叙事的手法抒情。在《县城记》《一些风景》《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烂尾楼》这些歌曲中，日常的叙事占绝大部分。每首音乐几乎都有一个鲜明的形象，这种极具辨识度的音乐形象也得益于文学思维。

　　五条人的音乐是综合的艺术。音乐之余，文学凸显。音乐与文学关系密切，互相影响，互相依托。五条人能够出圈，与他们音乐的文学性不无关系，文学性提升了艺术性。他们音乐的文学性不仅是曾在文学刊物发表几首诗歌并受到关注，更是集中在歌词的主题表达上。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是他们的主旨。这种及物的写作，似乎也是对诗坛空洞化书写的一种有力反驳。“乐迷惯常以民间、底层、草根、方言、母语等来概括五条人的创作面向，诚然，这些在五条人身上都得以直观地凸显，但被忽略掉的，却是五条人的日常叙事手法，以及背后的诗意创造。”这是《花城》2019年第2期杂志上刊发的文章中的评价。他们“土得掉渣”，如何与诗意联系起来？也许是源于他们始终脚踩大地，可谓当代的行吟诗人。出走是他们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他们的作品演绎的主题。一行行有意味的歌词，让他们获得了“摇滚诗人”称号。

　　故事性、叙事性是五条人音乐中典型的文学性表达，他们每首音乐似乎都有一个故事。《倒港纸》歌曲中的“表叔公”在海丰县城东门口“倒港纸”（兑港币），是20世纪80年代末海陆丰（广东省汕尾市的别称）的一个特殊行当。《梦幻丽莎发廊》中描写了一个从乡下被骗至城市里的发廊妹的故事。《烂尾楼》取材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热带》。正是这些故事，让他们的音乐更加及物。五条人一直在音乐和文学之间游走，追逐艺术境界。音乐与文学的边界一步步打开。

　　立足世界的地方性

　　五条人音乐的诗意，很多时候来自于他们对地方的坚守。他们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写着八个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是一种对地方与世界关系的颠覆。他们在《乐队的夏天》首轮临场换歌，表演了一首方言歌曲《道山靓仔》，很多弹幕评论，倒回去再听，感慨万千。这种对语言的坚守，是他们的典型特质。地方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地方构成了中国。方言文化是地方文化的最强表征。土到掉渣，并非俗不可耐，这就是真实的地方，真实的生活。地方性知识是一个外来词汇和概念，现在被广泛应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在西方文化学理论界有很大影响。《地方性知识》关注认知的具体性、穿透性和阐释性，这也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当然，地方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术语，在五条人那里，是一首又一首的作品。

　　地方性是他们的标签，并未成为他们的短板。他们的地方立足于世界视域。这里需要反思的是，过多的地方性会不会造成一叶障目？被冠以地方性的东西是提供一种别样的生活，还是提供一种猎奇的玩味对象？五条人音乐的独特地方性如何地方，怎样世界，他们仍在尝试寻找答案。

　　艺术的本真性

　　文学性和地方性让五条人的音乐有了独特的音乐性，并指向了艺术的本真性。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状态或许就是乐队文化本真的流露。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音乐，五条人参加《乐队的夏天》。借助大众媒体和商业资本的力量，将摇滚音乐推向大众的视野，但是节目与现场摇滚音乐有多远的距离，这样的试水有多少积极的意义？重点是，当乐队遇上综艺，摇滚还能摇吗？虽然很多乐手可以借助平台培育更多受众，继续音乐事业，但是依靠大众传媒和商业资本堆积起来的作品，还是摇滚乐追求的初衷吗？商业与艺术的悖论如何破局，还是一个需要持续讨论和思考的话题。

　　独立音乐人以及乐队往往自带独立的特性与本性。但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曝光度增加，从原生态走向大众，走向同一性，独立性不断减弱，其艺术本真性似乎也日渐弱化，这样的结局究竟是喜还是忧呢？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并未完全屈从节目的需要，而是我行我素，追求自我的本真性。艺术的本真性与同一性值得进一步思索。

　　五条人，一个只有“两人”站在台前的乐队，一个待在地方、写地方、唱地方的音乐组合。这个集文学性和音乐性于一身的乐队，借助舞台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有意思的是，五条人场外出圈。场上场下，圈内圈外，他们不仅牵涉一个综艺节目，而是与音乐性、文学性、地方性和艺术本真性等诸多更有深意的问题相关。

　　（作者：刘小波，《当代文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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