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团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在某平台播出以来，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也曾一度引发不少争议。直到6月26日第三期的播出，30位30岁以上的女性艺人迎来了首批“淘汰”结局。回顾三期的节目设置，30名女艺人似乎经历了一个“才艺展示→明星真人秀→心理治疗的成长团体”的过程，整个节目也从最开始的“兴风作浪的姑奶奶”话题炒作，转变为如今女性自我成长的励志画风。即便曾备受质疑的评审核心、乐华娱乐CEO杜华女士，在第三期的公演中也积极为该节目定调：“这档节目让人们看到了‘30+’女性的人格魅力，……会让整个圈子的职业度、敬业度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款女团综艺节目真的展现了“30+”女性的魅力了吗？或者说在什么层面上表现了怎样的女性力量？更进一步地说，节目打开“30+”女性这一严肃社会议题的方式，是否为中国女性提供了某种可取的鼓舞？

　　一、年龄与性别焦虑下的女性共情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姐姐》实际上是为前不久火爆的《青春有你》系列女团选秀节目的白米饭里添了块贩卖年龄与性别焦虑的肥肉。其诱人之处，在于节目成功地召唤出强大的女性共情力。

　　首先，节目组选择近年备受关注的“性别+年龄”的话题，确实为我国30岁以上的女艺人提供了难得的自我展示的机遇。2019年，某女演员还在大呼“我们没有傍大款”“我们没有靠父母”“我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不好合作”“我们一定会比某某男演员便宜”以试图唤起行业对女性事业危机的关注，不到一年，就出现了为“姐姐”量身打造的节目，这得益于资本敏锐的嗅觉，同时也为行业“寻回”了30名优秀的女艺人。

　　第二，每一名“30+”女艺人都在努力将娱乐资本话语下的“女团精神”诠释为某种充满共情的女性力量。例如，刘芸在公演时会发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慨；万茜也直言：“不是有句话吗叫‘姐姐来了’。这都是来自女性的力量。”这些对于女性团体强烈而明确的认同令人感动，使观众看到“姐姐”身上所具有的独特品质与团体力量。

　　第三，在审美接受层面上，“姐姐”的女团表演询唤了现实中“30+”女性个体的情感认同，可谓节目最大的成功之处。“年龄+性别”的选题，戳中了大多数中国妇女的社会性焦虑。在当下，观众需要看到足够优秀的女性在而立之年充满自信地为跨界、为保持最佳状态而刻苦训练，而付出努力。“姐姐”实际寄托着女性突破自我、实现价值的美好愿景。因此，张雨绮直言“没觉得事业上有什么低谷时期”，阿朵扬言不要“追求第一名而是要做唯一”的豪言壮语，才会如此充满激励与治愈的非凡意义，也为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带来一丝精神抚慰。

　　二、娱乐资本逻辑下的女性规训力

　　《姐姐》真的提供给“30+”女艺人展示自己的舞台了吗？对于完全依照娱乐资本逻辑、自带“养成系”定位的女团选秀节目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是对女性年龄的否认，尽管这本来是节目最大噱头。在第一期节目中，评审团的评分标准或许飘忽不定，但杜华为女团所立的标准却极为明确：团体必须“整齐划一、漂亮美丽、青春靓丽”；个体则应“外形养眼、身材最好是黄金比例、高挑、基本功是OK的”。这种对于“30+”甚至“50+”女艺人近乎苛刻的要求，曾在网络上引起轰动效应，也为平台收割了过亿流量。

　　和“姐姐”的励志表演相比，杜华倒显得无比真实而坦诚：“30+”女艺人的理想人生，既要在外形上迎合父权逻辑扮装成“少女”，又要按照娱乐资本逻辑的女团标准展现“逆龄”改变。如此一来，前者的少女感满足了传统的男性审美，后者的努力付出则能引发女性的共情——这便是节目组为“PUA”（意为搭讪、吸引）女艺人而量身打造的“逆龄女团”伪概念。“姐姐”和观众也因此落入父权文化的性别观念窠臼而不自知。

　　第二，在于节目组对女艺人职业价值的忽视，以及对于女性矛盾的选择性呈现。从第一期开始，节目力图呈现的是女艺人面对不擅长、不适合的专业领域的不自信与自我否定状态。到了第二期，一半的节目时间竟都在表现某艺人领导力不足或不慎言辞的性格问题。事实上，张雨绮已经好几次发现，本该承担分配声部职责的声乐老师并没有对女团矛盾进行专业指导。而音乐老师对于女艺人的劝告“我们不是碧昂丝，咱们装可爱装不过那些胶原蛋白”也充满着对于女性职业素养和年龄的否定。节目组最后通过营造“女性相撕”的剪辑效果，持续点燃了好几波舆论热度。

　　那么，“30+”女艺人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是节目组剪出来的女团体矛盾吗？还是“不好伺候”的“姑奶奶”人设？都不过像是英剧《黑镜》第一季里那名在舞台上拿着玻璃碎片挑战游戏规则的叛逆表现。当一切沦为娱乐表演，那么“姐姐”引发的女性共情力则变得极为廉价。

　　第三，是观众对于“30+”女性艺人恶意满满的热评。如今，大众苦新浪微博热搜久矣。每一期《姐姐》播出之后，似乎都会出现针对个人的负面热搜和黑超话，并成为互联网戾气的宣泄口，某女艺人和团队至今仍在遭受网络暴力。这种由资本逻辑所操控的舆论导向，并不利于展现女性力量，反而加深了大众对于年龄与性别议题的刻板印象，除了有助于平台的母公司增长200多亿元市值之外，并未起到积极的社会建构意义。

　　三、如何书写“30+”的女性故事

　　诚然，《姐姐》对于“姐姐”的塑造方式无可厚非，甚至也可以是“30+”女性延续事业的一种选择，但绝非唯一选项。一个娱乐资本逻辑导向的选秀节目不可能真正赋予女性真正的独立话语，后者仍然需要激发自身活力。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姐姐”在成团过程中展现的职业素养与合作精神、女性价值和职业素养。比如郁可唯如何与团员一起将《大碗宽面》雕琢成戏腔唱法的声乐能力、阿朵怎样把“新民族音乐”的风格化探索融入女团编曲的创新能力等。但节目组的思路却意在引导“30+”女性否定自身价值、学习迎合男性目光的“逆龄”写作，这和近年炒作“三七女生节”“三八女性消费节”等流露出的传统性别观念和消费主义文化修辞如出一辙，尤其对于“40+”和“50+”女艺人而言，“少女表演”甚至增添了一份为老不尊的荒诞感。

　　相比，同样主打年龄牌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和《我们的歌》，分别重在呈现表演和声乐专业的职业素养，以及新老艺人的代际传承。尤其是后者，某华语歌坛的经典歌手即便遭到大众评审淘汰之后，依然抱着吉他完成了尽显岁月沧桑、致敬青春年华的新作歌曲的首唱。还有某位德艺双馨的一代歌神，也在该节目上奉献了自己的封麦绝唱……而为什么偏偏到了女性艺人，就变成拒绝年龄、否定过往成就的“少女表演”了呢？

　　事实上，某女演员在去年所吐露的中年女性事业危机问题，《姐姐》在全程规避。而如果我国“30+”女艺人出于年龄与性别缘故而无戏可拍、无歌可唱，需要去综艺节目尝试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才能延续自己的职业，那说明了中国演艺行业发展之畸形、内容生产之匮乏已至何种境地！这绝不是靠“逆龄”就能解决的。

　　那么，怎样才是打开“30+”女性社会焦虑的正确方式呢？其根本在于，作品如何直面女性的现实情境。例如，由女性成员组成的九野乐队，就清晰有力地体现了女性力量。主唱段玉所创作的每首歌，包括母职思考（《不完美的妈妈》）、女工力量（《面包与玫瑰》）、女童教育（《不一样的天空》）等，试图在充斥消费主义逻辑和父权性别话语的大众文化场域里，书写中国女人的真实故事。无论《乘风破浪的姐姐》制作初衷为何，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30+”女艺人的困境与现实问题。但比起“逆龄式”的性别书写，我们更愿意看到全年龄段的中国女性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多元可能，甚至当“30+”女性不再具备娱乐价值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性别平等而友好的健康社会。

　　（作者：陈亦水，北京师范大学“青年仲英学者”）

　　审核：何美

　　责编：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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