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0日是歌手李宇春的36岁生日。当天，李宇春的粉丝团体“玉米爱心基金”通过各渠道募集抗疫善款共计108万元，给偶像送上了一份生日大礼。截至2020年3月11日，“玉米爱心基金”已成功向湖北地区捐赠160余万元战疫物资，向湖北各医院捐赠7批医用设备。在疫情防控期间，像“玉米爱心基金”这样以偶像的名义组织抗疫捐款的粉丝团体还有很多，如王一博粉丝捐款92万元，鹿晗粉丝捐款66万元等。可以说，以偶像的名义参与慈善活动，已经和听演唱会、刷票房、买周边、打榜、接机等行为一起构成了“应援”活动，并逐渐成为密切粉丝、偶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粉丝为什么要以偶像的名义捐款？粉丝捐款与一般的“应援”行为有什么联系与区别？粉丝捐款对粉丝文化研究有什么启示意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玉米爱心基金捐给湖北疫区的物资（图片来源：“玉米爱心基金”新浪微博）

　　从本质上看，粉丝捐款仍是一种消费行为。消费是粉丝融入粉丝团体的主要方式，也是粉丝文化的重要方面。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消费行为，粉丝在消费时具有较为明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在追星过程中，粉丝并不满足于以单向方式追逐、崇拜偶像，而是希望与偶像互动，并力图参与偶像形象的塑造。粉丝看似盲目、冲动的消费行为，实则是为参与后续的生产性消费积蓄文化资本。从这个层面来看，粉丝以偶像名义投身公益事业的行为比较积极，既可以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对人、财、物的需求，服务抗疫工作的开展，又能实现对偶像行为的引导，为其聚人气、竖口碑，是粉丝消费的一种理想方式。

　　粉丝公益捐款是一种特殊的意义生产过程。

　　其一，粉丝往往被视为过度的消费者，但粉丝捐款是一种积极的消费式追星行为。这种行为受审美需求驱动，寄托着粉丝对理想人性的向往。人们在研究粉丝文化时通常将注意力聚焦于粉丝的过度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背后具有的审美倾向。粉丝对偶像的崇拜通常基于对“真、善、美”的考量。以捐款为例，“真”是在突发疫情面前所做出的正确抉择；“善”是指通过捐款的方式传递爱心与善意；“美”是指试图通过捐款促进偶像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重塑或提升偶像形象。粉丝积极捐款，使粉丝得以在影响和塑造偶像的同时重塑自我，实现灵魂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

　　其二，参与性是粉丝文化的重要特征。粉丝通过加入粉丝团体，参与社团活动（比如捐款），可以满足情感与归属的需要，以服务社会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近年来，各类粉丝团体相继出现，应援活动也日趋丰富。粉丝充满激情的追星行为，实为对孤立的、原子化的现代生活的补偿。他们通过参与充满体验感与社群感的活动追逐偶像，融入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也实现着人生价值。捐款是疫情期间粉丝参与社群活动的重要方式，借此，粉丝可以增强与粉丝群体及偶像之间的联系，在为偶像应援的同时，服务社会，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并收获由实现个人价值带来的成就感与崇高感。

　　其三，粉丝的心愿是与偶像共同成长。偶像是粉丝的情感投射对象，粉丝以偶像的名义捐款，从而与偶像联结为一个荣誉共同体。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粉丝与偶像的互动形式更加多样，与外界的沟通也更加深入。现象级的粉丝捐款行为向外界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粉丝的追星行为已经发生变化，粉丝正逐渐从耽于幻想的偶像崇拜者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偶像塑造者。回顾“玉米爱心基金”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粉丝用14年的时间改变了质疑者对李宇春的看法，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与此同时，李宇春也从选秀歌手成长为优质偶像，用自己的努力激励着她的粉丝。与偶像共同成长，正是粉丝文化的应有之义。

　　疫情期间的粉丝捐款行为，体现出粉丝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正逐渐增强。他们在追星活动中占据了主动，开始从真、善、美的角度对偶像展开评判，试图通过投身公益性追星活动体现自身价值，并希望在帮助偶像塑造正面形象的同时提升自己。粉丝的慈善行为，为外界重新考量粉丝群体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注入了信心。

　　作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粉丝群体和追星行为必将长期存在。与其拒斥和否定，与之为敌，不如积极探讨引导粉丝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图片来源：网络搜索）

　　首先，要正视粉丝文化。粉丝文化受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与数字媒介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较好地满足了人们对偶像崇拜与社群活动的需要。“90后”“00后”是粉丝文化的主力军，倾向于通过追逐偶像确定自身努力方向。崇拜与追逐偶像的行为广泛地存在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例如，稍长的“70后”多以鲁迅和钱学森等为偶像，更年长一些的“50后”“60后”则多对开国元勋有特殊情感。当前粉丝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受到了互联网的推动。数字媒介消弭了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却未能充分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社群化的粉丝团体使个人化的偶像崇拜行为在互联网中得到了回应。参与粉丝活动既是粉丝崇拜心理的直接表现，也是粉丝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应该看到，粉丝文化已成为我国多元文化样态中的一部分，对粉丝文化的引导应该建立在对其理解与包容的基础之上。

　　其次，粉丝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许多值得批判的方面，亟需加以引导纠正。一方面，当前存在的唯独粉、私生饭等畸形的粉丝形态，严重影响了粉丝文化的健康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粉丝问题引发舆论关注的明星，除了李宇春，还有肖战。同样是基于对偶像的支持与拥护，李宇春的粉丝使偶像的正能量形象深入人心，肖战的粉丝却因举报行为使偶像遭受管理不当等诸多指责。另一方面，粉丝文化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发展，极易受资本影响。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在涉及偶像利益时容易意气用事，也容易受居心不良者的蛊惑。长此以往，以满足审美需求和社群交往需要为出发点的追星行为可能会走向极端，使具有主体性和创造力的粉丝退化为丧失辨识能力的“无脑追随者”，将粉丝文化推向反面。因此，社会在理解与包容粉丝文化的同时，要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有效批判。

　　再次，应坚持批判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批判是为了治愈粉丝文化中的顽疾，引导是为了帮助粉丝树立正确的追星观。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应加强对粉丝群体的引导。粉丝对颜值和娱乐话题的关注，使众多流量明星成为了被追逐的对象。流量明星不应成为偶像的代名词，各行各业涌现出的优秀人物都可以成为粉丝学习与模仿的对象。粉丝行为是可以干预和引导的。如，抗疫期间，媒体集中报道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医学专家和医护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他们凭借无私奉献精神和过硬专业技术圈粉无数；各短视频网站滚动播放外交部发言人怒怼美国歪曲事实的犀利言论，使刚正的外交官们收获了众多粉丝。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央电视台对抗震救灾行动进行不间断直播，使人们了解到和平年代军人的崇高与伟大，为许多青少年织出了从军梦……

　　因此，粉丝文化可以在引导帮助下获得健康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媒介语境中，主流媒体对各行业涌现出的优质榜样的推介，不能局限于印刷媒介和传统电子媒介，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信息传播和舆论造势方面的优势，在新闻网站、视频网站、微博、微信及相关手机应用程序上积极投放短视频、微电影、广播、漫画、动画、歌曲等，帮助粉丝提升审美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有星可追，有梦可寻。

　　（作者：李文浩，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艺和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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