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看完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出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句话竟是狄更斯的这句名言。该剧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浙江话剧团创排，由北京《新剧本》杂志主编林蔚然编剧，浙江话剧团常任艺术总监、著名导演李伯男执导。作为一部传记题材作品，尤其是要塑造郁达夫这样卓有风格个性的作家形象，是非常不易的。这部话剧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也不只是一段悲怆传奇的悬念与故事，而是要编织一个行进有序、气韵生动的现代人文壮景，并捕捉在这个时代风貌下的人物个性与气韵。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海报（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对于郁达夫的个人生平、独特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成就，人们应该不陌生。在五四时期崛起的这批现代作家中，若非最后不幸罹难，他的文学史地位恐怕会更高。这带来一个让人深为痛惜和遗憾的悬念，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深长定格——仿佛他就属于那个年代，仿佛他的天真个性、古典气质、热血行动、现代理想都交织在那个纷乱的、苦涩的年代，才真正成就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郁达夫。从戏剧的角度看，他的情感经历、人生遭遇固然会因“浪漫”“传奇”这样的标签而引人，但对于这部戏来说，最有魅力的地方却不在各个场面、情境或冲突，而在于点与点之间的联络与贯通所带来的气质和气韵，给我们提供了契合郁达夫风格气质以及颇具年代感的自洽与统一，从而无限接近人们心目中的郁达夫。

　　实际上，直到开场后十五分钟，我还没有入戏。看着一群年代模糊的青年陆续在台上朗诵、介绍、评说郁达夫的经历、成就、作品，听着“郁达夫”缺乏节制的自我倾诉，我心想，糟了，我有可能掉进了一个文学在舞台上挖的“坑”。接着，是留学东京驳斥尾崎、在日本的初恋、回国完婚、参与文学活动、创作遭遇误解、遇到王映霞……奇妙的是，它们居然渐渐地顺适了、彼此连通了，于是点变成了线、线连成了面，一个天真炽热、理想浪漫、才华横溢的作家渐渐浮现了出来，仿佛郁达夫就该这么出场，而古典三一律和集中尖锐的冲突反而未必合适。当郁达夫的个性理想和纷乱年代有效地建立起联络，事件及人物行动不再彼此孤立，那一支独特的、绽放光华的笔就像从富春江中浮了出来，显得气韵生动。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剧照（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初看觉得此剧是散漫的，但是仔细分析后，就发现它并不，而是由两条线索交织并进的：一条是郁达夫的情感线，以隆子、孙荃和王映霞为不同时期的性情投射；一条是郁达夫的创作及文学活动、社会活动线，展现他极大胆创新甚至引起争议的创作，展现他与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文艺界人士之间的切磋往来、观念碰撞。更重要的是，此剧并不停留于名士风流式的线索呼应与互文，而是从一开始就把郁达夫置身于家国伤痛、民族自强的历史语境当中，他驳斥尾崎与最后遭遇不幸像命运之蛇缠绕，他从《创造》到《民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广州等所有的苦闷与挣扎，都给予有力的时代注解——无论是情感生活所透析出的性情，还是文学活动所崭露出的才华，终不免遭遇歧路险恶、沆瀣蝇营，透露出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特性。对于郁达夫来说，斯事可为而不可为，是最好的时代，无疑也是最坏的时代。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采用叙述体的形式，是比较自由的。创作者准确地捕捉住了他的个性特征——天真，为他的率性、敏感、多情、浪漫作了注解。在面对王映霞要求名份的那一场戏里，郁达夫痛苦地发现，凡走过，必留痕迹，事情无关对错，却皆有良心为尺。这种性格把握，是准确的；而形式带来的空间，则镜像般地折射出了他人生命运的丰富曲折。九曲桥前几度回，舞台上的九曲桥就像一个意象，诠释了他的家国离殇，他告别隆子如此，他最后作为“赵先生”离开寓所也如此。而歌队穿插的种种评说、叙述以及他自己直抒胸臆的内心独白，则丰富了叙述的声部和色彩。导演很好地运用投幕垂帘等形式，把郁达夫创作的古典诗词融入情境，用华尔兹舞蹈为他的生活加持现代调性，特别是他隐姓埋名为“赵先生”而最后离开的那一刻，灯光处理得很平静、很日常，但随着音乐响起、灯光聚焦，那人终是不会回来了。那种克制的、诗意的悲怆感，是非常打动人、震撼人的。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剧照（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这部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郁达夫文学成就的讲述不够，虽然能够看出创作团队各部门都在尽量抵近，但相比于对他的性格、情感与命运把握的有机贯通，似乎还偏于碎片。这是一个能够理解的难题，但却是塑造郁达夫形象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恐怕还需要从“个性”里找到个性与环境碰撞的灵魂维度，即郁达夫创作思考、表达诉求的核心支点。倘若说《沉沦》里的大胆肆意与家国之殇化作一种沉沦情绪是以家国为支点的，那么《迟桂花》里对美好人性的平静书写必然不孤立，就像剧中讲他厌恶沆瀣蝇营的环境而颇有归隐之意的名士作派，其实支点也在家国，这是可以进一步提炼提高的。二是剧中涉及到鲁迅、郭沫若等重要文化人物，在处理郁达夫与这些人物的关系时，郁达夫表现得过于“强势”或后者过于从属，跟历史真实不太熨帖熨帖，反而可能会减损人物的形象。当然，这些方面并不影响目前全剧所焕发出来的质感和流动的气韵。文学往往是基础，是最好的老师，对于这部戏尤其如此。当那忍看家国离殇的年月渐渐远去，这部戏所透出的质感与光华，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重要作家的文学润泽和人格温暖。他并未远去，他随春去秋来，舞台亦因此被照亮。

　　（作者：郑荣健，《中国艺术报》记者、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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