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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机器诗”套路与诗歌同质化问题

2019-01-24 阅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黄维盈 收藏

碧水东流至此回

——诗歌同质化现象的透视与捄正

  

  现代新诗经历了百年征程,取得的卓著成就有目共睹。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高原和高峰,已有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支撑,笑纳一切利我、利好的评价。反过来说,我们对新诗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具备了足够的文本自信和反思能力——包括理论更新和自我发现、自我纠错的勇气。

  近几年,新诗的步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丢掉了一些东西?是否放缓一下诗歌“GDP”的增速,等一等传统修辞,等一等大众审美,等一等热心的读者?毋庸置疑,批评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通过语言的鞭策,观点的交流和交锋,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翻开当下的一些文学刊物,不难发现,诗歌作品同质化的现象确实非常严重。重修辞,轻叙事,虚思想,措辞越来越陌生化,造句越来越“作业”化。一些诗歌,除了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比喻,读者已经很难从中获取传统的、正常的阅读收益,更不要说是思想共鸣,精神共享了。读者每每读到这类新鲜出炉的诗,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得这些分行句子,长着一副大同小异的脸孔,很像是同一个爹妈生出来的。语言同质化衍生出的违和感,文字近在眼前,现实远在天边,熟悉中的陌生,将越来越多的读者拒之门外。

  谈到诗歌同质化现象,《星星》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敏认为:“诗歌创作的同质化现象跟时代发展有一定关系,跟当下诗歌写作追名逐利的功利心有关系。很多人写诗迎合刊物,就容易发表;迎合评奖,就容易获奖;迎合大众,就容易获得转发点赞。一个真正的诗人要避免同质化现象,就要摈弃功利心,要写出特色,要对世界具有细腻独特的认知。在一个大家都追求同质化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是很冒险的:当大家都在迎合的时候,有特色的作品就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于是很多人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如果一个诗人没有一两本‘走得太远’的诗集,他将来会后悔的。因为如果我们都写一样的内容,抒一样的情,都在队伍里整齐地走,百年后别人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整齐队伍里的诗人是没有辨识度的。

  我非常认同龚学敏老师一针见血的看法。他的话同时引起了我另外的思考:为什么这样写就能“迎合刊物,迎合评奖,迎合大众,容易获得转发点赞”?是不是我们的创作方向出了问题,诗歌评判标准出了偏差?为什么“这样写”就能得到刊物、评委的青睐,“那样写”就是很冒险?明知故犯的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根源。也就是说,龚学敏老师指出的是造成诗歌同质化的外因,而我更关心的是同质化诗歌产生的内因。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样同质化的诗歌,才能在刊物、评委那儿通行无阻,一路绿灯?

  带着这样的疑问,结合此前的阅读认知,我对当前的诗歌进行了一次技术层面的对比审视和抽样剖析。我发现,当前诗歌同质化的痼疾,主要存在下列两大症状:

 

  第一,“机器诗”喧宾夺主,无机叙事造成语言风格同质

  在我看来,诗歌同质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机器诗”。千人一面的“机器诗”创作模式,导致诗歌的形式不断窄化,思想不断矮化。诗歌审美永远停留在“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滥用陌生化写作的恶果,就是催生出大量的”机器诗”。

  “机器诗”是我2018年初在《“机器诗”的套路》一文中提出的概念,是指那些与机器人创作的诗歌高度相似的作品。这些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句子各自为政,能够随机分行。它的“最高纲领”是炫技为荣,晦涩为高。

  为什么每次谈诗,我都离不开“机器诗”?因为我发现,不少草根作者喜欢写“机器诗”,一些成名成家的诗人,也放下身段,不惜改变自己的风格,甘心情愿接受“机器诗”的“招安”。说句不大形象的比喻,“机器诗”俨然“整容脸”,社会流行整容,大家便纷纷都跑去整容,完全忘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常识。

  显而易见,“机器诗”对中国新诗的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对“机器诗”进行全方位“望闻问切”式的会诊,就无法找到诗歌同质化的症结所在,疗救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

  为了掀开“机器诗”的盖头,让大家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下面我具体操作一下“机器诗”的创作流程,让大家见识一下“机器诗”是怎样“横空出世”的。

  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至今仍然受到数量众多的中国诗人热捧。非常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位西方老前辈的许多作品,都是“机器诗”,倒读、跳读、混读,怎么读都可以,诗中的句子可以随心所欲分行。《愤激的沉思》就是其中一首。

《愤激的沉思》

风暴让风车展翅飞翔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着空虚

你因同样的法则失眠

灰鲨肚皮是你那虚弱的灯

朦胧的记忆沉入海底

在那里僵滞成陌生的雕塑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绿

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时僵硬

  根据“机器诗”的创作套路,我的做法是:先复制一首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诗歌在W文档。然后开始换主语,再换谓语,最后换宾语。以下就是我对《愤激的沉思》这首诗的“洗稿式原创”:

《一场春梦》

黑暗让光明移步换景

在欲望的眸子里碾压着激素

我咀嚼着异性的气息

有声有色是青春奔放的力

模糊的影子倒立在大地

至此定居成原始社会的良民

山峰的形状被时光抽动

从太阳里出来时只剩阳具

  对一些“命题作文”,则可以这样去套写:

《长白山遐想》

雪水让时间倒流上溯

在白的光芒里分享着喜悦

巨石以挺拔的姿态蓄锐

雄性逶迤是你那解馋的眼

雪终于同意脱下内衣

在此地融化成销魂的天堂

你的长把你的白弄哭

走进大山的人返程时虚脱

  为了洗白这种变相抄袭,防止被人抓住把柄,多数作者会在“创作”“机器诗”的时候,在措词、分行上,故意增减一些句子,甚至将几首诗的部分句子套写后嫁接成一首,让套写作品与原创作品更“陌生化”,更有“深度”,让读者不能轻易对号入座。总的创作方针就是照葫芦画瓢,先确立一个主题,然后把句子捋顺,尽可能多整点比喻、通感出来,主谓宾愈混搭,陌生化愈强,效果更佳。当然,也有个别偷懒的作者,因为套写不够彻底,对某些精彩的句子完全照抄,被读者当场“抓获归案”。报端公开披露的那些抄袭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亲自动手体验一下,几分钟时间,你也可以炮制出一首能够与诺奖诗“等量齐观”的作品。

  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机器诗”的自白》,道出了“机器诗”创作的荒诞:

  “我的看家本领是诗道尊夷/以套写西方诗歌为能事/专门拼凑毫无逻辑的句子/我是名副其实的万能诗、魔方诗/正读,倒读,跳读,乱读/悉听尊便/无论怎样随机分行/都能让你读得眉飞色舞/津津有味。

  我的诗是一堆语言浆糊/我的广度就是词典的广度/我的深度就是机器的深度/乱七八糟的句子/能够读出诗人的灵魂和思想/说明你具备了王公大臣的本领/特别擅长夸耀/皇帝的新衣。”

  “机器诗”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吊诡性,它的机械叙事手法与陌生化写作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机器诗”不象口水诗那样直白,句子的生成或多或少具备常规诗歌的某些特质,乍看起来,你不能说它没有一点深度,没有一点诗意。这正是“机器诗”的与生俱来的吊诡之处。接触伊始,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常态诗的陌生化叙事和“机器诗”的无机叙事严格区分开来,经常会把诗歌的晦涩性与“机器诗”的机械性混为一谈。这正如在没有发明“精神病”这个名词之前,我们会看到某一类人,逢人便笑。我们只觉得这个人有些不大正常,但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病。一些作家遇到这种精神病人,会把精神病患者的“笑”概括为良善、包容,和蔼可亲。殊不知,精神病患者的“笑”,实际上是变态的“笑”,扭曲的表达已经完全不能等同于正常人的笑。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笑”纯粹是精神病患者所为,再深入讨论这种笑已没有什么意义。

  “机器诗”看似创作难度大,修辞套路深,其实一点也不难写。除了对着西方诗歌照猫画虎,实行“拿来主义”,还有更方便省事的办法,你可以将一些文学刊物的目录抄下来,稍微调整一下个别字句,就是一首质量不错的“机器诗”。这种自欺欺人的“陌生化写作”,在某些诗人眼里,就是“语言高度自治”。

  “机器诗”之所以在诗人圈子里有这么大的“市场认同”,主要是“师道尊夷”的结果。许多西方诗歌,甚至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歌,基本底色都是不折不扣的“机器诗”,这些打乱分行顺序都能读得通的作品,为某些诗人投机取巧的套写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文学审美靠的是读者的直观感受,如果不熟悉“机器诗”的套路,就很容易被它无中生有的“深度”愚弄。

  所以,提出“机器诗”的概念,不仅是理论需要,更是大势所趋。“机器诗”问题不解决,优秀作品就会被合理排挤、打压。多年来,某些诗歌编辑和评委习惯了用“机器诗”的标准选稿、评稿,如果诗作缺乏“机器诗”无厘头的“创作深度”,就会被淘汰出局。

  有的作者也许会反驳说:“我写的诗,确实是我呕心沥血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决非像你讲的那样是照着西方诗歌乱套乱写。”我的看法是:不管模仿套写与否,作者主观愿望如何,只要你的文本与“机器诗”的特征完全契合,能够倒着读,说明你的作品构成了“机器诗”的客观要件,具备了“机器诗”的属性,句子的生成,有意或无意染上了机械叙事的通病,依然停留在无机叙事层面。而无机叙事的“乱说乱写”,完全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纲常伦理,它与疯子的“笑”,其性质是一样的。

  “机器诗”的先天缺陷是“诗到比喻止”。它的修辞手法,永远停留在比喻层面,其它修辞手法,诸如双关、歧义、映衬、移就、层递、拈连、仿词、错综、兼用、借代、比拟、反讽、反语、顶针、摹状、象形(图画诗)等等,诸多的修辞手法,“机器诗”是无能为力的。“机器诗”的机械叙事缺乏连续性,上一句的叙事和下一句的叙事完全是不搭界的。其特征是,上一句描写风,下一句描写马,再下一句描写牛,这些句子往往通过花里胡哨的修辞去完成,看似诗意十足,其实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伪诗意”。 这种叙事我把它称为无机叙事。因为它的叙事是机械的,无机的,在此基础上过度依赖比喻派生出来的“诗意”,思想养分严重缺失,形同镜里种花,水中捞月。

  比如你让它讴歌新时代,“机器诗”就做不到。它不可能将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桥、中国港、中国网和神州载人,嫦娥奔月,航母巡洋,蛟龙潜海……等等这些笑傲山海的超级工程、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提炼出来,而只能进行一些腾云驾雾、虚张声势的“悬浮讴歌”。“机器诗”讴歌的东西都是泛化的,对象是可以“共享”的。歌颂日月星辰的文字,用来讴歌鸡毛蒜皮,并没有什么不妥。“机器诗”毫无节制地利用多年来公众对诗歌修辞的宽容,严重透支了读者的信任。时至今日,普通读者看到“机器诗”,已经没有心思深究它的修辞合理不合理,有没有语病,而是“吃不了躲着走”。

  诗人在借鉴西方诗歌的修辞技巧时,买椟还珠,对“机器诗”无机叙事的手法全盘照搬,评论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读者却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无非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许多诗人一直埋怨读者跟不上诗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诗歌满足不了大众的阅读需求,越来越远离大众。

 

  第二,比喻泛滥失控,“诗到比喻止”导致修辞手法同质

  诗是高雅的语言花朵,是奇妙的文学精灵,堪称语言艺术中最高的艺术,被喻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寥寥数语,款款几句,就能把读者带进一个美妙的境界,或石破天惊,或余音绕梁,数不清的名篇,道不尽的风流,让古往今来的读者手不释卷,你吟我咏,如痴如醉。诗歌可以讴歌壮丽山河,反映社会现实,吟诵风花雪月,描写甜酸苦辣,抒发喜怒哀乐。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通俗地讲,诗歌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

  反观当下流行的新诗,你会发现,新诗和古诗相比,某些文学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大量思想虚高的新诗,仅仅止步于狭隘的修辞,远远没有抵达“兴、观、群、怨”的文学审美高度。不咸不淡、不冷不热、不痛不痒的作品,充斥大小报刊的版面。形形色色的比喻,亦步亦趋的跟风,常识性的阅读感受荡然无存。

  其实,除了兴、观、群、怨四把度量诗歌的尺子,还有“六义”。风雅颂和赋比兴,起源于诗经,合称“六义”,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也就是说,赋比兴是诗的创作手法,风雅颂则是诗歌的体裁风格。用古代这些最现成的尺子,量一量现在的新诗,你就会大失所望。许多新诗创作手法单一,既不能“赋”,也不能“兴”,仅仅停留在“比”的层面。在体裁方面,则几乎成了“机器诗”包办的天下。

  什么是风雅颂?从对应的关系来看,“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间叙事诗,“雅”近似于带有官方性质的宏大叙事作品,“颂”就是抒情诗、赞美诗。当下新诗呈现出来的同质化,是有“风”无“雅”,少“颂”。吹毛数睫的叙事诗成了“主旋律”,达到国家记忆层面的宏大叙事作品,基本没有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也越来越少,大家都习惯了言不由衷,习惯了用清一色的机械语言去表达,与其说是“冷静”,倒不如说是“冷血”。大家都去写“苦难”,写“人间”,抱的是自我陶醉、置身事外的旁观心态,这种“事虽关己,高高挂起”的创作理念,何以打动读者,震撼人心?

  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现在一些诗歌‘及物’时犯了一种通病:小情小爱,小打小闹,小私小我,小花小草,口语狂欢,絮絮叨叨,不着边际,过度的小事化、泡沫化、琐碎化。表面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诗歌。也就是说,诗人还没有用良知去有力地回答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问题。”新诗的现状是小私小我的作品多,大家气象的作品少。这是体裁方面呈现出来的同质。重温风雅颂,就是要摧陷廓清,打破陈规陋习,理直气壮倡导大国抒写,大诗创作,呼唤能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黄钟大吕式的正能量、大能量作品。

  什么是赋比兴?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铺陈直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引譬设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通俗地理解,“赋”就是叙述,叙事,包括排比和铺陈等等各种手段,如即席赋诗;“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运用的修辞手法——比喻;“兴” 就是触景生情,托物兴感,启发联想,深化思想,是诗歌创作表现手法最为关键的一环。隐含着归纳、概括和总结,提炼、浓缩和升华,负责主题的强化,统领着思想的扬弃,等等。

  现在流行的“机器诗”,第一个层面的“赋”就存在严重缺陷,即不能完整的连贯叙事,只能东一句西一句乱扯,分行的句子缺乏内在关联,是无机的,所以这类诗能够倒读、乱读。“机器诗”最被一些诗人津津乐道的“强项”,就是它的“比”,即比喻。“机器诗”的修辞,过分依赖比喻,大有泛滥成灾之势,“诗到比喻止”的做法,导致了修辞手法的同质,积重而难返。

  比喻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比喻,使抽象的事物更具体生动,更形象可感,引发读者想象,加深印象;另一方面是运用比喻,用浅显易见的事物对深奥的道理加以描述,化抽象为形象,化繁为简,使深奥道理通俗易懂,使语言鲜明生动,富有文辞文采。但比喻不是万能的,决非诗歌修辞的全部。精妙的比喻能够起到点石成金、锦上添花的作用,有些比喻,则很有可能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反观现在的许多诗作,大有“不比喻,无以诗”之势。大家都在挖空心思玩比喻,谁的比喻熨帖,谁水平就高,比喻俨然成了衡量好诗的唯一标准。“诗到比喻止”,无疑是诗歌创作的新误区。写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抒情。大千世界是客观存在,再美再漂亮的东西,如果与人类无关,又有何用?为写景而写景,为比喻而比喻,技巧上天,情怀却没有落地。

  有的作者推出一个又一个比喻,更像是语言走秀,比如“每个石头在呼呼大睡”“有人在水面磨刀”等,这类“为喻而喻”的比喻,读者根本搞不懂诗人想要表达什么。写苦难,写孤独,读者只能看到悬浮在文字之上的“雷鸣电闪”, 倾泻在修辞身上的“风雨交加”,作者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正在以小品的口吻调侃着那些“苦难”和“孤独”。此外,在挥霍无度的比喻中,一些诗人因为用力过猛,毫无节制,严重失控。诗人更像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个个能呼风唤雨,人人能穿墙破壁,降妖伏魔,本领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还牛。你心中有“猛虎”,我肚里有“航母”;你的泪水能卧虎藏龙,我的笑声就能吞云吐月……。为了营造诗歌“大咖级别”的气势,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不断变本加厉,把宝全押在了比喻上。

  有一位叫做“黑龙江苦海”的网友,写下《现在的诗歌都开始扯淡》的文字,对这种现象大加热讽:“诗歌,如果都扯淡,就看谁更能扯淡。呵,总之,现在的诗歌都开始扯淡了!现在的诗人,无论男女,都是魏晋风范:‘春天的野兽,等待更华丽的饥饿’——欧阳江河;‘我向天鹅取暖,命令星光交出诗卷’——叶舟;‘末日,一幅画缓缓褪下胎衣’——杨炼;‘如果你不是那把刀,我的胸口会满是鲜花’——李轻松;‘青春啊,请配合这青山倒悬如漏斗’——蒋浩;‘一把锈蚀的镰刀,在迟钝地收割夜色’——谭克修;‘你从我耳中拎出的那片海岸,高于你的颓废’——孙磊。啊啊,伟大的善于创新汉语的中国当代诗歌和诗人啊,请继续您们深刻而江郎才尽的肤浅的花里胡哨的扯淡吧!不扯淡就不是好人,不扯淡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来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的诗歌,反而受到扯淡诗歌的排挤和打压,瞧不起。著名诗人都开始扯淡,不著名的诗人也开始学习扯淡,不扯就不能接好革命的班。

  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的情绪化,但话糙理不糙,确实讲出了许多读者的心里话。

  我们知道,任何表达都得有个分寸,语言的丰满不能取代现实的骨感,精神的自给自足不能取代生活的各种不如意。修辞分寸拿捏得当,就是豪放飘逸,过了这个度,就是狂妄自大,意淫自慰,就是——扯淡。李白写《将进酒》,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也有“古来圣贤皆寂寞”“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悲观。醉中有醒,醒中有醉,做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平衡。

  而某些新诗,过度炫技的诗歌现场,是人的缺席。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果写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烟始散”,表面上看,表现手法还是同样的表现手法,境界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诗歌的背后没有了“人”,文学审美的等高线就会一落千丈。一个“泪”字,就把蜡烛的“泪”与人间的“泪”重叠交叉在一起,准确提炼出蜡烛与人类的共性,比喻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升华。“比”中有“兴”,喻中有义,水乳交融不着痕迹,这才是真正的高明。

  又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至今我们仍在称道不已的炼词经典,但如果下一句写成“丽日再暖瓜洲湾”,这首诗的品位就要大打折扣。如果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描写停留在赋比兴中的“比”的阶段,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兴”的境界。没有境界的递进,没有人性在场,抒情主体隐身,修辞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实现诗意诗思的跨越。

  艾青的传世名篇《我爱这土地》,数度运用比喻。第一层隐喻人民苦难:“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第二层隐喻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第三层隐喻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曙光:“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第四层隐喻献身祖国,至死不渝:“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化身为鸟,歌唱土地、河流、风和黎明,通过层层递进的笔墨,把诗人“生于斯,歌于斯,葬于斯,生死不渝”的爱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特别是最后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使全诗达到了高潮。没有这一句,诗的境界始终滞留在“比”的阶段,没有做到“兴”,主题得不到深化,感情得不到升华,这样的诗就永远不能跻身一流作品之列。

  《我爱这土地》俨然新诗中的《春望》,完全能够与杜甫的名篇比美争胜。面对家国山河破碎,诗人始终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杜甫写出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艾青写出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二者都达到了“兴”的语言顶层,所以才会成为不朽名句,经常被人引用。因为这种深沉博大的爱,不仅仅是对土地,对人间的一切真善美,都能生效,每一次吟诵,都能让高尚的人热泪盈眶。这就是新诗的力量。这就是新诗的高峰,将世世代代矗立在读者心间。

  由此可见,只有善于综合运用赋、比、兴各种手法,才能使形象鲜明生动,把人物主体的音容笑貌、花鸟虫鱼的神态色采、山川草木的万千景象,优美隽永地表达出来。才能独出机杼,打造出舍我其谁的语言气场,散发出馥郁的诗香。所以,从《诗经》起始的赋比兴,业已成为我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准则。三种修辞手法,三种不同的创作境界,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善叙事,精比喻,工于“兴”,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修辞手法,具有高度的语言提纯,思想提炼、精神提取的能力,能够高屋建瓴,操翰成章,具备在语言的大海里捞“针”的本领,方为上乘。依靠单一的比喻,无疑是诗歌修辞的退步。

  好诗不一定要比喻。古往今来不用比喻的经典句子,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没有用比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没有用比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等,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统统没有用比喻。由此可见,高超的措辞技巧,不一定要借助比喻,一流的诗性叙事,仅仅通过“赋”,就能产生意象,生成意境,一下子就能过渡到“兴”的层面。

  不少诗人重“比”轻“赋”, 把“赋”的功能局限于传统叙事,日常叙事,常常以比喻为荣,以叙事为耻,是因为没有吃透“赋”的真谛。具体地说,就是区分不清什么是“抒写”,什么是“书写”,什么是物像,什么是意象。抒写,是含有主观感情的对事物或者事情的内心活动的描述和表达;书写,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记录,不含任何感情色彩。“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抒写;“石桥河水房屋,山路西风马匹”则是书写。书写只能描摹物像,只有抒写才有可能写出意象,进而生成意境。把“赋”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无须比喻,就能直接产生曼妙的诗意。

  长期以来,一些诗歌的评判标准习惯了唯比喻马首是瞻,比喻至高至尊,很大程度上忽略和冷落了对其它修辞手法的运用。长此以往,诗歌又焉能不同质。

 

  结语:同质化创作的规避与捄正

  认清了“机器诗”的真面目,认知了比喻在诗歌修辞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对同质化创作的规避与捄正,就不应是什么难事。诗歌语言风格同质和修辞手法同质,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新诗审美标准这个大问题。那种认为诗歌没有具体评判标准而乱写乱评的倾向,应尽快纠正,自觉建立诗歌评判的“内宇宙”, 不辜负读者的审美信任。

  因此,当务之急,题中之义,首先是重新评估“机器诗”的文学价值,对附加在“机器诗”身上的溢美之辞进行全面清零,让它重新归位。“机器诗”的盛行和当前“整容脸”的流行一样,是因为审美出了问题,才让它们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因此,将“机器诗”逐步请出重要的栏目和版面,才是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最好的尊重。大量的套写改写之作没有了市场,同质化现象必然大有改观。

  现在的许多获奖诗歌,大部分是“机器诗”,说明我们的诗歌评判标准,确实是“跑偏了”。纠正的手段其实非常简单。今后凡是发现那些能够倒着读的诗,就不宜给予更高的评价,在评奖、选稿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规避,尽可能让它们靠边站。

  其次,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流派的诗歌都拥有一席之地,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诗坛应当拥有“美美与共”的胸怀,以包容的心态鼓励百花竞妍。

  早些时候,口语诗被“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败坏了名声,大有被逐出诗坛之势。甚至连汪国真,也被某些诗人指责他写的东西不是“诗”。现在看来,有些做法确实是矫枉过正了,应当为口语诗“平反昭雪”。因为古代的很多优秀诗作,都是口语诗。包括《诗经》诸多名篇、屈原的楚辞、著名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等,都是口语诗。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平庸的作品,就将某种诗歌流派一棍子打死。任何流派的诗人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作品首首是精品。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代新诗也要有自己的“诸子百家”。叙事诗、口语诗、意象诗、抒情诗和哲理诗等等,完全可以共生共荣,异彩纷呈。不要一看到叙事诗就是“传统老套”,一看到口语诗就是“浅显直白”,一看到抒情诗就是“歌功颂德”。把读得懂的诗谓之“浅”,读不懂的诗谓之“深”, 归根结底,是六神无主,缺失文学审美、缺乏文学自信。习近平主席引用过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种平中见奇、浅中见深、词里藏珠、句里藏宝的旷世名句,又岂是那些擅长写“机器诗”的诗人写得出的?所以,任何风格的诗都有可能出佳作,出杰作。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当代诗人应以博大的胸襟、宽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深刻的思维,海纳百川。风物长宜放眼量,才能壁立千仞,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彻底改变当前诗歌同质化的现状窘境。

  新诗要有自己版本的“风雅颂”,要有推陈出新的“赋比兴”。新诗的语言必然承载新的价值、新的观念和技巧。在当下,诗人要提升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抒写能力,积极回应时代的召唤、书写人民的心声,为现实呐喊、为真理点火,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劳作,从中获得磨砺前行的诗意力量。

  古典诗词和经典理论是新诗的思想血脉,是中国诗人的精神高地,也是我们诗学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在借鉴和学习西方诗歌的时候,应当扬长避短,取精用弘,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诗学自信,在语言对话中完成文学价值的自我确认。与此同时,我们要构筑的新诗高峰也应该具有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在鲜明个性的基础上更具人类审美共性的诗化表达。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踵事增华同奋笔,两个百年再登峰。新诗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因为它所有的壮丽都是通过蜿蜒曲折来完成。两岸青山相对出,碧水东流至此回。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就是新诗的“两岸青山”“相对出”,就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借鉴和创新。唯其如此,让诗歌同质化现象止步于斯,才能峰回路转,碧水东流,迎来新诗长河川流不息的“万里写入襟怀间”的伟丽。

 

(作者:黄维盈,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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