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专业音乐人才培养新思路

——评NYO-CHINA2018北京室内乐音乐会

NYO-CHINA 2018北京室内乐音乐会落幕

　　7月28日，笔者观赏了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NYO-CHINA)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的室内乐系列音乐会之一。这场音乐会汇报了NYO-CHINA 2018第二届音乐训练营封闭两周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是这一公益活动从全球数千万中华青少年音乐学生中公开遴选出的全球21位音乐训练营学员实施未来艺术家计划的发现性成果。他们中有来自国内外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有来自非专业院校的中小学生。该场音乐会的表演曲目纵贯西方音乐五百年，既有文艺复兴时期沙伊特的《活泼快乐的巴塔利亚》，也有二十世纪新古典主义欣德米特的《木管五重奏24号》。音乐会的曲目选择注重覆盖面和代表性，但并不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如海顿的《降E大调第33弦乐四重奏<玩笑>》选了第一、三乐章；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选了第四、五乐章；长笛二重奏选了莫扎特歌剧《魔笛》选段等。

一、一场准职业演奏员水准的音乐会

　　在笔者看来，但凡评艺，不离六字，即“准”“难”“情”“巧”“妙”“绝”。

　　“准”和“难”是对演奏技术层面的考量，就是既看演奏者是否能够准确诠释作曲家构思文本中技术要求（如速度、力度、演奏法、节奏、音准等），兼顾考量作品的技术难易程度。“情”是所体现的是演奏者的艺术表现力。“巧”即技巧高明且运用恰好。“妙”，即演奏已到妙境，常人难至。“绝”，即表演（包括技巧与情感表现）达到极致，独到此处，唯此一闻。六字之中，达到前三，可谓高手；第四点是职业演奏员具备的素质；第五点可谓演奏家；达到第六，就可堪当演奏大师了。用“六字标准”来评价，笔者认为参加音乐训练营的21位学员，都逾越“准”“难”，基本达到“情”“巧”的层面。

　　先说“准”。在艺术导师李青（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二提琴）、马勇（中央歌剧院首席长笛）、陈光（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小号教授）的指导下，经过短短2周的集训，音乐会上，学员们都能做到流畅无误、并有控制地进行演奏，充分体现了“准确”演奏的能力。

9位学员同台演绎施波尔《F大调管弦九重奏》

　　再说“难”。从音乐会所选择的10首（或部）作品来看，这些作品不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同时也有技术难度的代表性。如其演奏的海顿（1732-1809）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玩笑》和贝多芬（1770-1827）《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是奥地利哈根四重奏乐团的音乐会常演曲目；施波尔（1784-1859）《F大调管弦九重奏》是德国室内乐团Consortium Classicum的常备音乐会曲目；门德尔松的《降E大调弦乐八重奏》更是一首被后人称为开拓出“弦乐八重奏”音乐表演形式的杰作；欣德米特（1895－1963）的《木管五重奏作品24号》是世界七大交响乐团之一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组成的五重奏团的世界巡演音乐会作品，也是近年来职业演奏员角逐中国“金钟奖”的参赛作品。其他作品中，如杜卡斯（1865-1935）的舞剧《仙女》、比才（1838-1875）的《阿莱城的姑娘组曲》、莫扎特（1756-1791）的歌剧《魔笛》中的音乐选段是全球职业交响乐团的必备作品；只有铜管五重奏《活泼快乐的巴塔利亚》这首出自文艺复兴时期北德管风琴乐派的奠基人之一的德国作曲家沙伊特（1587-1654）的作品笔者不太熟悉。但总起来说，这场音乐的曲目是可以检验演奏者职业技术素养的、有难度和艺术高度的代表性作品。

　　至于“情”“巧”，笔者认为虽然作品的整体完整质量较高，但不同作品的演奏相较，还是略有参差。比如木管五重奏《阿莱城的姑娘第一组曲》的二度创作，音乐的情感把握较为准确；贝多芬13号《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的二度创作，将音乐中浓淡飘忽的思绪柔情与愁然若怅的情绪变化都细致地表现了出来；此皆可堪称“巧”品。但门德尔松《降E大调弦乐八重奏》的现场演绎就让人感觉八位演奏者表达的情感力度存在不够统一，整体的声音融合稍欠火头，也许是小学员的心中少了些许自信，总让人感觉担纲第一小提琴的李青导师的演奏甚为突出。

　　再说“妙”“绝”。要将演奏达到这两重境界，更为不易。演奏者必须对音乐文本背后的内容有充分把握，并能够提出个人化堪称精妙或令人叫绝的处理与创造，此后，方可达到。笔者曾采访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他在讲述自己的乐曲处理机巧时说，先将乐曲的内涵吃透，找出其音乐情感本质以及背后的社会与人文内容关联，然后，大胆地创作（包括演奏技法的创造性使用），并以原文化圈内的人民的理解接受效果为依据，从而检验并修正演奏处理，这样才能达到令人称绝的演奏效果。从刘德海的这一叙述可以看出，演奏者要奏出“妙品”与“绝品”，并非仅靠演奏技巧的修炼可以习得，每个演奏家的表演其实都是他对乐曲理解的再现。因此，通过技巧观后，人文与艺术修养是提高演奏层次的关键。显然，这种“妙”“绝”的演奏境界，不是短短的二周集训就能够达到的，甚至不是能跟着老师可以学到的。这两重境界，参演本场音乐会的学员目前还未达到。

　　综合而言，该场音乐会是一场准职业、专业级、有学术性、有质量的音乐会。

二、音乐会规模不大但意义不小

　　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许多艺术活动仅仅具有局部的有限意义，而NYO-CHINA举办的这次活动则不同。

　　对于经过海选而胜出的音乐训练营的学员而言，意义最大。不仅因为NYO-CHINA为学员提供的全国乃至全世界巡演的机会，让可以他们“名扬海内外”，更重要的是，这次音乐会的成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常常一些人自以为具有某些禀赋才能，就因此决定自己未来的专业走向，可是真正到了职业发展期，有的却会感到力所不逮。由此，或者坚持下去，庸碌一生；或者改弦易辙，枉费了几番努力与几多光阴。而对于参与本次音乐会的学员则不同，他们通过海选中专家的选拔以及音乐会实践的检验，已经证明了自身实力，相信只要有高水平老师的引领，坚持下去，他们应该都能成长为专业的音乐演奏家。因此，这种有依据的自信和被发现与被检验后的自我才能认知，是学员们从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富矿信息”。　　对于NYO-CHINA组织而言，其宗旨是通过2018精品室内乐项目为学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音乐培训和演出机会。难能可贵的是，NYO-CHINA的活动对学员是完全免费的，目的是希望有音乐天赋的青少年演奏家们不会因为经费问题错失展示才华的机会。不过，任何一个组织建设或项目运营都存在孕育与成长期。2018年，是NYO-CHINA正式成立并于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首场交响音乐会之后的第二年。对他们来说，室内乐音乐训练营项目及在中国系列巡演项目（继北京音乐会后，其还将到上海和青岛进行巡演）都属于探索性的活动。对于一个新生组织而言，在探索阶段，其活动模式与经验都需要在实践效果的检验后形成。这也是组织生命相对羸弱的阶段，因为活动效果如果达不到赞助人和社会的认可，该项目存在的社会价值将会受到质疑，并可能因此而中断。所以，这次演出成败对组织而言，意义重大，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存续与发展。可贺的是，虽然仅仅经过两周的集训，但学员们和导师一起成功举办了了音乐会。这就用事实证明了NYO-CHINA艺术评委们识才与眼光，证明了音乐训练营活动开展的可行性，证明了李青、马勇、陈光三位艺术家导师的教学能力与成效，同时为NYO-CHINA的未来工作有效开展探索出了新的组织经验与活动模式。

　　对于我国高端专业音乐演奏人才培养工作而言，本次活动的成功开展也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最核心的意义在于NYO-CHINA探索出了一条新的人才发现与助长路径。在当前高端专业音乐教育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高水平演奏家培养主要依靠两种路径：一是接受一流的专业音乐学院的系统化教育，然后考取职业院团；二是在世界或全国专业赛事中脱颖而出，从而被专业院团或经纪人发现，继而走上职业演奏的道路。就此，笔者对海内外六个顶级交响乐团的首席进行了考察（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发现全部的演奏家都毕业于专业音乐学院，七成以上的人均有过在国际权威音乐大赛中获奖的经历，从而证明了我们前面的判断。

　　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些“首席”并非都是高学历，实际上，除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大卫·金（David Kim）拥有荣誉博士学位外，其他演奏家均为硕士或学士。而且，绝大多数的演奏家在学生时代已展现出被乐坛充分肯定的音乐才华，如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赵坤宇在本科学习期间荣获全国第四届小提琴比赛三等奖，担任中国青年交响乐团首席；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杨晓宇14岁举办了个人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并创下了举办这一活动的最小年龄纪录，15岁获第七届全国专业小提琴比赛少年组冠军，同时获中国作品最佳演奏奖；纽约爱乐乐团首席黄欣（Frank Huang）10岁时与休斯顿管弦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本科学习期间荣获汉诺威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以及沃尔特·瑙姆堡基金会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大卫•金姆（David Kim）12岁与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同时作为被电视台应邀访问的嘉宾；大约在研一的时候，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在国际柴可夫斯基大赛中获奖的美国人等。由此可见，就专业音乐演奏人才培养而言，NYO-CHINA的主要社会意义在于为专业音乐院校发现高潜质有培养价值的人才，尤其面对那些非音乐院校的学生时，价值更加凸显。

　　另外，如能实现其更大的价值，应体现在培养国际一流的中国音乐演奏家方面。据教育部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现在设立音乐院系的各类高校高达618所，按每所平均拥有在校生500人来计算，四年内，我们国家就有30多万的音乐专业毕业生走向社会。如果这些人都能成为职业演奏家，那么四年内他们就可以组成三千多个三管百人编制的交响乐团。当然，有人会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达到这一水准从事职业音乐演奏，那么如果我们按照NYO-CHINA高级顾问李红女士提供的数据，中国拥有5千万学习音乐的琴童来计算，即使他们中的万分之一的人最终从事职业音乐表演工作，我国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拥有5千名职业音乐表演人员，其数量足够建设起50个职业乐团。中国现在和未来缺少的不是一般的音乐演奏人员，甚至不是一般的职业音乐演奏人才，而是像足球一样，缺少的是能够进入国际一流职业演奏家俱乐部的高端人才。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宏大的国家音乐文化发展的使命寄托于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公益性组织NYO-CHINA,但不可否认他们为我们的高端人才发现和培养提供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思路。因此，我们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与社会机构加入这一工作中来，将这一道路建设得更加多元、直顺与宽广。事实上，他们已经为我们发现了部分非音乐院校的优质潜力型人才，同时，也因为他们架起了和国际一流音乐院团与教育机构互通的桥梁（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教授担任NYO-CHINA团长，耶鲁音乐学院院长鲁伯特·布洛克尔即担任该组织的高级顾问等），成立一年多来为国内外音乐院校输入了多名学员。

外媒报道NYO-China室内乐受邀在耶鲁北京中心演出

　　总之，笔者认为NYO-CHINA室内乐北京专场是一场准职业的高水平音乐会。相较而言，这场音乐会的衍生意义可能远大于其音乐会本身。因为，它为中国一些非专业院校学习音乐的青少年提供了机会，证明了他们之前可能不够确定的音乐才能，同时为热爱音乐、但受到经济所限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条追逐梦想的新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为我国高端音乐专业人才培养做得更多。

作者：丁旭东，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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