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文艺思潮转型中的康德主义元素

2018-08-30

阅读：来源：作者：孙郁收藏

孙郁教授为学员授课

　　2018年8月9日，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简称“骨四雅”）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孙郁作了题为“新康德主义与文艺思潮的转向”讲座。孙郁教授考源辨流，探幽发微，以纵横交合的方式展开阐论，将历史性勾勒与具体例证相结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经由富有思想洞穿力的考察揭示了康德主义元素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中的隐伏、外化，分析了其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的具体影响，深刻阐释了康德主义元素对于作家艺术世界的构成与艺术观念的形成、对于批评家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批评视界”熔铸的重要意义，对于激活马克思主义精神、推助批评家和作家建构自身的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精神的积极价值。讲座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主持。

庞井君同志主持讲座

一、“没有政策的《文艺政策》”与“鲁迅那一代人留下的重要话题”

　　孙郁老师自言在主编《鲁迅译文全集》时，留意到鲁迅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非常关注苏联文艺理论，曾经翻译《文艺政策》一书。然而，《文艺政策》没有政策，鲁迅先生发现其中体现的是苏联建国以后，当时苏共高级领导人及文化界领导对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和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不同思路。20世纪50至60年代，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文艺思想是苏联文艺界主导思想，日丹诺夫作为党的喉舌，将政党的政治要求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贯彻到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日丹诺夫的文艺批评的观点与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显示出歧异，彰显了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脉络里，对于何谓社会主义文学与怎样书写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同的文学想象与文化理解；另一方面，苏联文艺思想也在面对具体创作现实进行调整，文学批评家赫拉普钦科撰写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强调文学回到自身，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部著作及其中的观点在70年代的苏联一度非常流行。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写作与日丹诺夫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相去甚远，这些“殊异”的写作与“特别”作家的存在向固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向“标准化”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提出了新问题。问题带来讨论，讨论引发争议，作为与苏联文艺界及文艺思潮有着“亲缘关系”，分享着“共生性”问题的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界也无法不对苏联文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投去关切目光，无法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做出新的思考，中国文艺界在“阐释的焦虑”中展开争鸣，作为一种“回响”。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面对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文本，面对带有前卫意识的其它艺术类型的创作无法进行有效阐释时，文艺思想与文艺批评思潮的变化与调整不可避免，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想扩充文艺研究的版图，拓出新的阐释路向的契机也就随之出现。通过由具体问题出发、回到历史语境的梳理，孙郁教授为“文艺思潮转型中的康德主义元素”勾勒了前源，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背景与参照系——“鲁迅那一代人留下的问题”在后来文艺思潮的迁延与转变中不断激起呼应的回声，引发回荡的音波。

八卷本《鲁迅译文全集》

二、当代文艺思潮中的康德主义元素与主体性问题

　　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流布深远，影响甚巨。文革结束以后，赫拉普钦科式的文艺观念与文学批评理论又开始浮出水面，“文学是人学”话题再度被召唤而出，曾经中断的讨论在新的文化语境被重新接续。在社会整体变迁的时代环境与文化氛围当中，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启动，而康德主义包括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元素在这一研究不断展开并深化的过程里折射在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之中。虽然有时这些思想元素并不显豁醒目，但是深切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康德研究的介入激活了文艺理论，并且具有康德主义元素的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一般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但到了80年代，李泽厚先生的研究改变了上述取径——转从康德、席勒走向马克思主义。从康德出发的路径造就了不一样的精神景观，也使得旧有话语体系和阐释脉络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当年周扬、日丹诺夫等人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处理不了的一些问题，在新的思想脉络里能够被有效地解答。孙郁教授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论康德和马克思》等著作及相关研究进行比照并说明，在从康德到马克思的逻辑线索上，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介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80年代出现“回到康德”的动向，丰富的康德主义元素在批评话语中的跃动成就了当时文艺批评领域的新景观和新气象，助推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李泽厚先生从哲学层面探讨主体性问题，尤其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当中对人的主体性做了深入阐发，而刘再复先生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主体性。在康德主义影响下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颠覆了横亘在人们的智慧世界里又桎梏了人的创造性发展的先验的理念和教条，试图通过调动人的主体性而发挥人的智慧的潜能，激发人的创造才华、恢复人感知世界的灵动性以及语言的丰富性。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的理论和研究当中都活化了康德主义元素，通过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的阐发与融通，康德主义元素成为当时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带有康德主义色彩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还直接催生了当时中国的新批评群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支撑，朦胧诗、寻根文学乃至先锋派的创作与艺术观念能够在关注了人的主体性、文学的主体性以及富含康德主义元素的话语系统与理论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可以看到这些在当时具备探索性的文学创作潮流与文艺思想中的康德主义元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孙郁教授认为，康德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导的思潮或形成运动，但在重要的文化转折时期，其哲学思想却打开了通往新境的窗口，而这些哲学思想不是以单一形态进入到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而是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中引导开拓者进行种种探索。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三、新康德主义与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进入90年代，李泽厚与刘再复等学者曾经掀起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热潮回落，他们的理论为当代文学批评做出的巨大贡献凝定为文学史书写中的批评实绩，而他们留下的思想成果也转为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常识与共识。当主体性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时，最初由“过去的问题”催发的引导批评的驱动力有待被“更新”。此时，回答“文学研究与文艺批评要如何深入下去”成了促使文艺批评寻求新的理论牵引而实现新突破的动力。卡西尔的《人论》《语言与神话》，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包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理论等与新康德主义或者说与康德主义元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以不同比例嵌合着康德主义思想元素的理论刷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艺批评的理论话语，令人看到了辟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境的可能。孙郁教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他通过李陀、许志强等学者分析毛泽东、汪曾祺、丁玲的语言、文体以及木心的创作的文章，说明语言学批评视角的引入为当代文艺批评开出了繁花生树、奇景迭现的图景。孙郁教授指出这种批评的转向就是通过语言来反省人们的先验形式，探讨主体是如何通过语言来得以建构，而新康德主义就是潜隐在这种批评范式中的重要思想元素。

汪曾祺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受戒》

四、建立汉语书写的主体性

　　作为一个对批评语言和批评文体有着自觉追求和充分敏感的批评家，孙郁教授在阐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深刻指出：“反省语言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反省主体性的问题”，这样，就把他的讨论和思考引向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那就是怎样总结我们的语言经验，摆脱那种在流行话语、翻译体或单一语言模式支配下的“有限的”写作，丰富我们的汉语表达，激活汉语无限的表达潜力。孙郁教授从康德主义的思想元素对周作人及京派作家的艺术观念、语言观念、审美价值的取向及艺术世界的建构的影响，到新京派作家及学人，如张中行对于文章学的提倡，汪曾祺对于语言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将学理性的辨析与当下汉语写作的现实关联起来，予以深切观照。他明确表示，自先锋派以来，中国的文学实践证明，在艺术领域当中，重新打量我们固有的文化遗产，重新塑造我们民族智慧的表达式是当下知识界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孙郁教授呼吁这样一种理想的汉语写作：化用外来语法，又保持母语的基因和丰富性，把中国人古往今来的文化经验与生存经验进行有效的语言转换，成就一种丰赡阔大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汉语写作在一种高远精神的润养中不断生长，光华夺目，真正从汉语书写里建立主体性。

　　孙郁教授学殖深厚，从容而谈，他以理论为支撑的概括力与以思想为支撑的穿透力在为学员提供具有启发性洞见的同时，也令学员深深地体会到思想性是保证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品质的生命线。尽管“中国文艺思潮中的康德主义元素”是一个哲学意味非常浓厚的话题，然而孙郁教授并不拘泥于就理论谈理论、囿限于形而上层面展开逻辑演绎，而是务求“切实”，回到创作和文艺思潮流变的“现场”寻绎康德主义元素与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场精彩的讲座是一场具有“生产性”的讲座，孙郁教授不仅提出了问题，提供了见解与研究心得，他的讲座还使学员能够从中收获新的“问题”——可以继续深入开掘的学术命题。孙郁教授对于康德式的“在认识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挖掘智慧的潜能，在实践里突破有限性，探索通往无限的可能”的推崇，他本人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追求富有个性的独立的批评的长期跋涉，为每一个有理想的文艺批评工作者提供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