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珠玛米》是一部展现西藏解放的电影。导演杨蕊用类型片方式另类打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电影中人物形象鲜明，塑造了一系列的藏族硬汉形象。电影讲述了解放军战士华山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给农奴主支差的人)之间发生的曲折故事。展现了历史变革之际西藏各阶层之间的人性碰撞，以及藏汉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

      赵丹：《金珠玛米》是一部少数民族电影。现在电影市场，观众都很喜欢小鲜肉形象。您觉得我们这部电影的男演员的魅力能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杨蕊：我觉得现在网上我们剧组几位男演员的的照片已经到处都是了，观众称他们为所谓的“男神”。我要他们穿黑色的西装，就是不想还让他们以传统的穿着藏族的衣服进行奇观化的展示。当他们驾驭起来我们今天最时尚的妆容，你会发现他们具有他们非常独到的魅力。

　　有种复杂的魅力是他们的民族天然带来的，他们的层次和感受力都非常丰富，他有野性，有神秘，有性感，可是他又干净、又纯粹，又专注。所以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集合在一起，他们可以驾驭今天最国际范儿的，最现代性的，最时尚的衣装、造型。

　　电影是用来造星的。其实这部戏的汉族演员都是不错的，但我们就是要有所区分。我们这次的宣发，重点就是推这些西藏的“男神”，因为这是你们没有见过的，真正的，西藏荷尔蒙硬汉，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只会穿着兽皮衣服、羊皮袄出现在你面前。他们穿着西装，其实更好看，更能驾驭这种时尚感。我们所到之处一片惊叫，他们可以说是“通杀”，大家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明星一样，我们的念扎，经过这几次路演，粉丝已经长了几万了。

　　赵丹：电影还是有很多打斗场面。还有比如央金和三个男人，其中有汉人，头人和爱人之间的关系，您这种故事的建构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考虑?比如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如何与当下观众对话，适应当下市场等相关方面的思考?

　　杨蕊：因为十八军很多的解放军是留在了西藏，后来娶了当地的藏族姑娘。确确实实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依然觉得，解放军战士和藏族姑娘“滚床单”这种情节，显然不太适合表现。它只能说有这样一种情愫。因为央金身上，她代表了一种康巴女人，被权利所束缚，内心又很不羁，很向往自由，她很希望能够借助某种力量，找到自己的同盟。

　　她不懂什么叫做解放军，她也不知道解放军的意义是什么，但她只知道又来了一个敢于蔑视权威的人。于是在他身上，央金寄予了自己向往自由的理想。所以电影其实通过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纠葛作为叙事线索。

　　赵丹：电影是一场战争，还是回归到人性本身的故事呢?

　　杨蕊：我并不想铺开了去讲一个宏大叙事，本来就是一个汉族小兵的故事，一个汉族士兵的故事。我把解放西藏放到远景，作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来表达。所以这个士兵他看到了权利的斗争，他也置身于这样一个斗争中，他似乎也总想去解救某些人。从一开始他就在做一些解救性的工作，他总要去挑战某些秩序，总要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解救性的事情，最后他实际上也是解救了另外的一种爱情，一种真正的为了自由而抗争的爱情。可是真正到银幕上，无论藏族观众还是汉族观众，也不太会接受穿着藏袍的一个姑娘和解放军接吻的画面。他们的感情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太可能再往前一步，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化观感和情感的问题。

　　赵丹：您做的确实非常成功，同时也带给现在的电影拍摄很多启示：实际并不像人们以为的少数民族人物就是某种刻板定型，您其实用自己的拍摄和人物形象打造，不仅说没有束缚人物，反而丰富了这种人物形象。

　　杨蕊：他们现在这样不仅有味道，而且内在有力量，有底蕴，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我经常说，我们拍的是演员，我们拍的不是明星，他们的眼睛里面是有东西的。他们的脸上是有内容的，他们的所有气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讲故事，这就是他们的魅力。

　　赵丹：关于头人这个角色，人物一出场，好多观众都马上认出了他反复出演过“头人”这个角色，比如印象比较深刻的《红河谷》。刚刚映后交流，演员多布杰也坦言曾经两次拒绝出演，直到您修改剧本到他满意为止。是这样吗?

　　杨蕊：他也没有说完全拒绝，但是他很犹豫，因为起初他没有从剧本中看出特别闪亮的东西，他觉得很难突破。

　　多布杰也给我讲了西藏很多真正的贵族。他说：“我不想再演一些重复性的角色，因为重复性的西藏贵族角色特别招西藏人骂，但是我们的西藏贵族其实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或者像土地主一样的。”多布杰就给我讲了一些西藏贵族的真正表现，我也听取了其他人关于西藏贵族表现的描述。

　　于是，我就琢磨他的形象，然后也回忆脑中熟悉的老贵族形象，其实他们都代表对某种既定秩序的捍卫。在这种既定的秩序中，他有他自己的权威性，他有他自己的尊严，也有他自己的修养，有他自己的为和不为。我觉得你很难说他错，因为时代往前走，他被抛弃了，这不是他的错，这就是他的规矩，他离开他的秩序他是活不了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人他很悲壮，也很悲凉，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被时代抛弃了，就不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我倾注了自己很大的情感。

　　赵丹：《金珠玛米》回归到叙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

　　杨蕊：我在跟编剧谈剧本的故事结构时，我说你记住四个字“此消彼长”。什么是“此消彼长”呢?其实就是西藏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当50年代的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进入到遥远偏僻的西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拯救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救世主，所以他什么都要救：马，他也帮着找，农奴的手他也不让砍，解放军的粮食他也想办法，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因此不仅仅观众认为他是主角，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是主角。不仅是电影的主角，更是世界的主角。所以，他说他要一个人去救央金，他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但是，他的命运有一个逆转。这个西藏的世界远远比他想象的诡异得多，人和人的争斗也要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到了后半段，他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目击者，而这个旁观者和目击者恰恰就是他真实的心理体验。他发现，一旦上路之后，所有西藏的力量纷至沓来，这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士兵，他就被裹挟到一个大的冒险当中去，之后他竟然成为一个被解救者。他不过是到最后完成了一次救赎而已，这其实就是一种反类型。

　　赵丹：但这种反类型却是非常真实的，人有时能做到的事情真的非常有限。

　　杨蕊：对，所以我经常说，我希望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能少一点派性，多一点人性，不要设置一定是什么样的框架。

　　赵丹：这部电影从拍摄到马上公映，有没有因为涉及少数民族敏感问题而遇到过什么阻力，是因为审查?

　　杨蕊：是。我们2015年下半年其实就已经做完了，之所到今天才上映。就是因为两年多来一直在修改，大概有150多条修改意见。其实是军事、政治、宗教、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在撕扯着。在这样一种力量的撕扯下，肯定会损害、影响电影的艺术完成度，我们也必然要做出一定的妥协，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也包含了我们的妥协和坚持。

　　赵丹：西藏问题，包括全世界的和平问题，人类之间的平等、和谐相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所以说，您虽然拍的是少数民族，又是历史事件，但却是人类话题，永世话题，是吗?

　　杨蕊：是的。

　　赵丹：导演，您在体现普遍人性的时候，却选择以少数民族为视角，是不是有您自己特别的理解?

　　杨蕊：少数民族并没有不同，我们其实是以少数民族为镜子，能够看到我们身上隐藏的东西，比如说他身上的血性，比如说他身上的自尊感，比如说他们身上的担当和力量，比如说他们对情谊的重视，对价值观的守卫，他们都像是我们的镜子。因为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已经太久了，我不觉得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会觉得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被埋没了，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看不到了。我之所以去拍他们，并不是觉得他跟我们不同，而是我觉得他跟我们太一样了。一个男人，用他的雄性拯救力，举起自己部落的旗帜，去挽救妇孺，去对抗敌人，这是全世界通吃的原型故事，这个不是什么烂俗的东西，这种热血故事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的。

　　赵丹：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部电影比喻为“金珠玛米”，它正是对“主旋律电影”的一种突破。

　　杨蕊：对。但是我知道，西藏电影在往前走。原来很长一段时间西藏相关部门都不敢为这部片子放行，他们觉得这部片子里有太多的第一次，有太多的突破，所以没有任何人敢为这部电影的审查通过放行，敢签这个字。所以这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他们可以站出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我相信，以此为一个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又扩宽了，我不能说主旋律电影怎么样，但是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它一定是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

　　赵丹：《金珠玛米》您怎么考虑市场因素呢?

　　杨蕊：其实很多发行方对这部电影非常期待。我们知道《权利者的游戏》风靡全球，《金珠玛米》也是一部西藏冰与火之歌。讲述的都是在权利斗争中，情感与情欲的关联。中国如果要拍摄一部中国版本的冰与火之歌的话，只可能在西藏，它有异域风情和高原奇观，而西藏故事里也涉及人性的复杂与非常丰富的斗争。

　　今年的西藏电影非常有热度。今年的几部西藏题材的电影其实反响都不错。我们这部质量上不比它们差，可以延续这个热度。昌都市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没有开放区，这个城市的表现，是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秘密之地来展现的。藏东奇观在这个电影里第一次展现。我们塑造了一批西藏的硬汉形象。我们有西部硬汉形象，但是没有西藏的。这部电影集合最优秀的西藏男演员，打造全阵容的硬汉形象。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突破。当这些优秀的男演员出现在都市，也会引起迷妹们的尖叫。这也是这部电影的看点。

（文/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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