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文艺批评的时髦理论和新名词层出不穷,但同时,专业的文艺批评却逐渐空壳化和边缘化,形成了尴尬矛盾的局面。文艺批评甚至成为普泛性的全民社交手段——没有段子的文艺批评不是好玩的事件,正式场合充满貌似严肃真诚的批评,可你知道自己讲的是鬼话,我当你说的是废话,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太较真。表演的批评家和表演的文艺家一起合演喜剧,为文艺界添几声锣鼓,赚几声吆喝,落个皆大欢喜。当书商、电影投资者和艺术策展人为市场而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时,谁会在乎批评精神是个什么玩意?当万千水军唾沫横飞攻城夺地,流于混战和脱缰的酸爽,谁会想到批评底线是什么鬼?当粉丝们纷纷点赞,表达最快感的判断和反应时,谁会在意批评究竟是啥东西?唯一可惜的,是当文艺批评一再泛化变形,专业性被极大稀释,其时代精神和职业操守也随之变得含混破碎,表面的喜剧化、娱乐化和自在化变为了文艺批评界失血后的难言之隐。
文艺批评的圣殿沦陷,观众纷纷离场,文艺批评家内外交困,有的随波逐流,认同碎片和狂欢,回避道德抉择和历史判断,陶醉于技术解剖,消解文艺批评的神圣性,消解时代精神和历史感,陷入价值的虚无和混乱;有的离开文学批评场域,走向文化批评;有的干脆放弃精神操守,走向媚俗,企图在新的观众中凸现自己的声音。这些选择导致了文艺批评精神的缺失、审美的缺失和理论的缺失。
文艺批评精神的缺失首先体现在历史担当的缺失。一些文艺批评家在批评方式和态度上,没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缺乏自觉的文艺史、文艺批评史的建构意识,缺乏社会责任和现实把握能力,过分强调个人视角和经验,流于感性分析、碎片化感受、戏谑化表述和技术炫耀,放弃了建构群体性价值的努力,放弃了历史价值建构的责任,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担当精神不仅体现了文艺批评家的责任良心,更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历史眼光。
其次体现在公正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我们时代批评难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源于批评家自身的软弱和局限,陷入不良的习气中。
文艺作品的数量每年呈井喷式递增,而文艺批评者的培养周期漫长,一个基本问题是海量的文艺文本难以被充分阅读,专业文艺批评家对文艺界的真实状况难以做出有把握的形势评估和价值判断,不得不屈从于市场和读者操纵的文艺生产消费机制,仅对浮出水面的文本进行抽样批评,不充分批评已成为当下批评的常态。
其三,价值标准缺失。文艺批评只是价值评判的途径之一,文艺价值的判断是复杂的,各类文化市场机制、传媒和奖项也在左右价值判断,更何况,其间还有某些幕后势力的运作。哪些文艺作品得到更大关注,价值到底是高是低并不单由文艺批评家说了算。一方面非文学艺术的逻辑力量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真实判断,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复杂的传播效应,又给文艺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难度。
而“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和“物质批评”日益成为文艺批评界的潜规则,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对于批评圈的影响,文艺价值判断的门槛和弹性也为文艺评论家的权力租赁提供了不小空间。批评家们在各种人情、圈子和物质利益面前,混淆视听,制造出大量的不公言论甚至评论垃圾。某些影评人充当水军的开路先锋,只要收钱,多烂的片都捧,有的更是毫无底线,两边收钱后两边都骂,荒诞不已。这些所谓的文艺评论者,一方面会抱怨批评价值的混乱和失守,另一方面却主动参与其间,可谓监守自盗。
文艺批评的审美缺失主要表现在用文化批评代替审美性批评,用技术分析代替审美感受。文化批评的风气新世纪以来尤盛,它本意是强调文本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中被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和审美批评应该属于并存的“外”“内”关系,完全可以相互补充,一起完善对于文艺作品的理解及认识。但很多文艺批评家却没有用好这一理论工具,在深入把握和解读中国文艺市场时显得空洞凌乱,并打压和漠视原有的审美批评,对我国的文艺建设起了破坏性作用。另外,一些文艺批评家哄抬批评技术的独立性,刻意的不及物,使他们的文艺批评成了反文艺的言论。这种对于文化和技术的迷恋源于偏执或无能,是推卸个人责任、回避政治风险,遮蔽了审美的能动性。
文艺批评的理论缺失表现为整体理论水平不高,东西方文艺理论缺乏有效结合,仿佛穿了件别人的衣服,怎么改也难以合身,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生硬模仿者和盲目追随者;对于具体的作品阐释,理论上缺乏应有高度,没有能力从文艺史和文艺理论史的角度来看待作品和现象,起不到引领作用,只能紧跟其后;热衷于占领山头当山大王,建立所谓的流派,出版可以当板砖用的大部头著作,而对于真正的理论分歧的内涵,却语焉不详,导致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缓慢。
我想今天有必要重提批评的高度,重振我们的批评精神。文艺批评作为复杂的价值评判活动,高度既源于专业的要求,更源于内心的道德自律和信念坚守。在这个自律和坚守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代,我们对此行当要心怀敬畏,坚持我们的专业标高、坚持我们的批评理想,坚持我们的社会担当,坚持美学的、历史的和人民的标准,对时代发言,对人民发言。这不是粗鄙化和浅薄化的媚俗表现,而是时代对于文艺批评提出的合理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对今天的文艺批评提出明确的人民性要求,可谓切中时弊。人民性是根本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内涵,在今天,它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全体民众。时代和人民的概念在变,文艺批评的方式方法也在变,但应该与时代和人民紧密联系这一点却不会变。文艺批评者不可能脱离于具体所属的时代国家而存在,他既是一个专业技术者,也从属于时代社会,是国家民族的一份子,有着通过自己的专业方式为时代和人民贡献力量的责任义务。更何况,文艺批评的对象和本身,就源于和映照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和人民生活。文艺批评在表达审美体验和思想理性时,理应跟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建立应有的联系。它源于时代,源于人民,也必将对时代发声,对人民发声。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我们既反对庸俗的社会学解读,也同样反对整体上的封闭式审美品鉴和技术分析,更反对打着“反意识形态化”旗号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
面对文艺批评难度日益增加的局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的情况,即这种难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天生具有的敞开性所带来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客观上也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可能性。一方面,文艺批评必须在整体上坚持专业和精神的标高,保持人民性和先进性,对于过分强调商品属性,将文艺批评归于依附地位和粗鄙化的做法给予坚决抵制;另一方面,面对无边的作品、传播和事件,文艺批评队伍的建设和批评活动的展开需要改变生产机制,让文艺批评和文艺批评者成为一种普泛的、常态化存在,只有当文艺批评汇聚普泛力量,成为更多人关注和参与的群体活动,我们的文艺批评事业才能够汲取鲜活强大的力量。
我们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不仅倡导官方和民间的文艺批评相互补充,不同批评价值观相互补充,也允许非专业、非传统的批评作为我们文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破除专业文艺批评界的封闭心态。文艺评论从来就不是天然从属于某群人和某个领域,从其“反应”的基本意义来讲,它本应属于所有人,也可以属于所有人,具有天然的人民性和普泛性。
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个批评家的精力和视野是有限的,面对无边的作品带来的可能性阐释空间,专业的文艺批评界不可能有精力对所有文艺作品深入感受和透彻分析,进而作出价值判断。更何况对于很多具体文本而言,其意蕴只有在生命高度契合的情境下才能深入领悟。一个事实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读到让自己汗颜的影评、书评,作为非专业人士,他们的审美把握和理论的契合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认为自己在文艺作品的每个向度都能占领制高点,不过是某些文艺批评家的陈旧自恋。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方法是发展和变动的,秉持公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民间文艺批评和网络文艺批评,是对他人的包容和理解,也是对自己局限性的认识。
时代的闸门已经打开,文艺批评走向广阔原野,各路文艺批评力量正蓬勃生长,喷涌的恢宏生命力正重构着时代的文艺批评,这里既有着纷乱和失序,也蕴含着无限的勃勃生机。它让传统的专业文艺批评界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存在着如此多的可能性,文艺批评的时代命运并不悲观。
在职业道德上,我们的文艺批评家要自觉做到“说真话、讲道理”。这原本属于常识和底线,现在随着文艺批评界的日益复杂,居然成了一项较高要求。文艺批评家要有勇气、有骨气来抵制“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和“物质批评”,不然只能臣服于人情和物质利益下。这类现象的生长环境异常复杂,社会文化影响和利益纠葛不可能马上根除,其消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一方面提倡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相关行业公约来加以引导,在文艺界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对于审美缺失的问题,我们不是单纯用审美缺失来反对文化批评和技术批评,而是期望文艺批评界能够重新重视审美批评,让审美批评能够与文化批评及其他类型的批评并存乃至综合,毕竟审美性从根本上确立了文艺作品的文艺属性。我们既不期望仅有纯粹的感性审美批评,也不希望单纯的解剖式隔物批评,我们渴望看到有审美温度,理论深度和时代高度的综合批评。文艺批评家们只有有了细腻丰富的审美感受,博大精深的理论素养,热切真诚的社会意识,主动自觉的历史担当,他们的笔下才能产生审美丰富的、酣畅淋漓的、理论妥贴的、思想深邃的、文艺史和文艺批评史意识自觉的文艺批评。
文艺理论缺失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当下的具体国情和时代要求,文艺理论虽然具有理论普泛性,但是其生发点有着历史规定性,要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发展创新,不然永远只能吃夹生饭,炮制二手山寨文艺理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们要自觉推动文艺理论建设,对于文艺理论问题进行透彻研究,而不是成天忙着做“山大王”,忙着“和稀泥”,不敢表明立场。而重振中国的文艺理论,就应该注重原创性,重视民族特色,把文艺理论的创新跟中国的传统文艺理论相结合,并鼓励跨学科的发展,借文艺理论的建设提高民族文化的辨识度,是我国目前文艺理论发展的大计。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艺批评的失血不是因为批评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文艺批评家的内心出了问题,要拯救失血的文艺批评,就要从拯救他们失血的内心开始。
(作者:钱刚,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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