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粉丝“为爱发电”，后有商家和节目组推波助澜，选秀节目的“倒奶”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后，《青春有你3》被叫停，由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的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也将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列入治理重点。

　　近些年，随着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如火如荼，从“娘炮”现象，到选秀节目的“倒奶”事件，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泛娱乐化”，接连出现全民性舆情事件，青少年粉丝群体网络话语暴力现象层出不穷，关于粉丝应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等诸多乱象与争议相继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兴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

　　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不断变迁、新媒介文化渗透等原因，青少年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对于明星的容貌、演技、品德等方面都有着较高要求。如今，明星与受众之间呈垂直式关系的传统明星文化，向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跃迁。在以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快速融合、迭代下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中，青少年粉丝群体注重艺人与个体成长的参与性、伴生性，而对于明星的演技、品德等方面没有了严格要求。在新的明星文化下，海量粉丝参与到艺人公共形象的运营活动中，艺人和粉丝正日益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情感联合体，前者需要流量的支撑形成影响力，后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左右艺人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这在以前的明星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

　　粉丝应援是产生于粉丝经济的偶像文娱工业的新生事物，其大规模出现始于2005年由《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引发的全民追星热潮。为了支持喜爱的选手，“超女”粉丝们以集资等方式筹集巨款，大量购入投票名额，帮助艺人不断晋级。

　　2005年前后，几大韩国文娱公司撤出日本，转而将我国视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开发培育。韩国文娱公司将成熟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我国，粉丝集资购买专辑、电影票，向艺人赠送礼物等流行于韩国、日本的粉丝应援式追星惯例，在我国逐渐普及开来。粉丝经济的发展与互联网平台联系紧密，粉丝应援借助网络社区展开，通过百度贴吧、微博社区、微信群、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等互联网平台发起的粉丝应援，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绝非传统明星歌迷会、影迷会可比拟的。

　　粉丝文化带来的问题

　　经过10余年发展，我国粉丝经济逐渐壮大，形形色色的粉丝应援遍布各大粉丝群体的活动中。粉丝应援集资分为3类：第一类包含实物回报，如出售专辑、电影票、手机壳、相片册等，将所得利润用于支持艺人活动；第二类将募得资金用于支持艺人活动，如选秀投票等；第三类是以支持艺人名义筹集资金，承诺提供实物或非实物回报却并未兑现的行为。前两类集资，只是代为消费、捐赠，并不涉及投资获益或获益有限，一般不涉及法律问题，但第三类，则需要在法理层面重新界定和明确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法律边界。

　　粉丝经济是有别于传统明星制度的全新明星制度，粉丝以众筹资金、财物方式，参与到艺人公共形象这一文娱产品的运营活动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存在太多漏洞屡屡被犯罪分子利用，造成大量经济损失。之所以陷入监管和维权的困境，一方面因为粉丝应援依托互联网平台，组织者具匿名性，追查其真实身份需借助公检法机构和主管单位介入；另一方面，受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未成年粉丝，他们受骗后不愿声张，更不了解举报、维权的渠道。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针对这种现状，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诈骗行为给予具体的惩治依据和条例，并向受害粉丝特别是未成年粉丝，提供举报等维权渠道和法律援助。对于主动公开应援账目、明确资金流向和具体使用情况并积极纳税、主动接受工商监管的粉丝团体、艺人，通过颁发行业性荣誉奖励等措施，予以肯定，形成良好的正面示范引领作用。

　　专为粉丝应援提供中介的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看似能监管，但实际上并不能遏制相关诈骗行为，反而可能大开方便之门。这些网站援引“避风港”原则，声称只提供网络服务，一方面不承担任何监管责任，将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的粉丝；另一方面却从中大肆牟利，这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层面予以明确约束。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应该完善审核机制，对应援活动发起方的真实身份、资质、征信记录、活动可行度等予以全面评估，提高准入门槛；对未成年粉丝，应设置更多付费验证步骤和监护人知情渠道；对已筹款结束的应援活动，要核查资金流向和票据等，对存在异常的应援项目，通过延长支付周期等管理方式予以冻结，并采取报案等措施挽回粉丝的经济损失。

　　如今的粉丝经济早已超越传统明星的演艺活动范畴，粉丝应援等新型文娱消费行为，使遵循传统分业管理原则的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难以有的放矢，对当下演艺行业治理、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警惕资本对粉丝群体的操纵

　　偶像文娱工业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刻意宣扬文娱潮流，青少年粉丝群体极易被资本力量所绑架，其中还涉及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观的引导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不断加快、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我国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变化。“90后”“00后”青少年粉丝群体，是在互联网新媒介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网生代”，人际关系的疏离及新媒介时代数字化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粉丝文化恰恰在于参与感、伴生感，通过与艺人互动所形成的陪伴、共情、保护等情感策略，寻求建构以互联网为表征的新媒介时代的新型青少年社交关系。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才能深入到当前粉丝群体价值观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粉丝群体的价值观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监督、规范作用，从乱象所涉及的全产业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入手，实现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督和规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最多就是倒卖演唱会门票、明星签名等；而如今偶像文娱工业，已发展到粉丝群体集资应援的新阶段。这种饱受争议的粉丝应援行为，正是文娱经纪公司、平台方和粉丝群体联合商家，以打榜排名为由，行商业销售之实，对粉丝而言，销售的商品不重要，购买商品所承载的打榜排名助力值才是重要的，这也是“倒奶”事件的根源。

　　在粉丝应援集资中，显然明星、文娱经纪公司和平台方等合谋了一场场针对粉丝群体定向收割的“套路”，并豢养着这一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一个网络选秀综艺通常至少有5至7名受关注的艺人，每个艺人背后的粉丝应援集资规模大多以千万计。这样一来，一个类似选秀综艺就会涉及上亿规模的密集市场交易行为，却大多没有受到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有效监管。

　　在传统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对艺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明确的要求和约束，然而，如今的偶像文娱工业，却尚没有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和规范作用的相应法律法规。一些文娱经纪公司为了经济利益，在艺人选择等关键问题上不作为，在源头就出现原则性问题。播出综艺的平台方，一方面逃避审核、监管责任，另一方面却从中大肆牟利，这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层面予以明确约束。

　　综上所述，治理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诸多乱象已刻不容缓。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早已超越传统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演艺活动的范畴，出现了粉丝应援等新型文娱消费现象，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需精准施政。

　　粉丝群体的价值观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广大青少年应端正追星心态，真正追求精神的成长、独立，避免被资本力量所裹挟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所绑架；另一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应为青少年提供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切实发挥引导作用。

　　在社会调整、明星文化变迁、新媒介文化日益主流化的语境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已渗透到从粉丝群体的情感投射、诉求表达，到线上线下大规模有组织活动等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所有环节中，如若听之任之，则存在失衡失控的风险。因此，管理部门要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的简单局限，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限制、杜绝资本力量对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投机、利用和操纵，掌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治网水平，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引导广大青少年建构起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进而实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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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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