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在学术界引起热议。这次回信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重申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当今时代，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社会发展模式优势凸显，经济总量位列世界前列，而文化建设、文明创新还在艰难地探索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因此肩负着更大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从当前任务、责任担当、文明创新几个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要求。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论述指出了中华文明对于坚持中国道路的主心骨的地位。全球化时代既有全球化合作也有全球化竞争。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全球化出现逆转趋势，即“从超级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郑永年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有限全球化将意味着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度降低，而竞争力度将加大。竞争的终端是文明的竞争，整个社会似乎都感觉到了文明创新的紧迫性。文明的创新和升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创新和升级，而是在整个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提升。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国陆续进入现代文明，资本主义一直唱主角，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实践中总是存在着不公平和缺效益两大软肋。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逐利的资本主义在微观上有效，而在宏观上总是低效甚至无效。一旦逐利者集聚和交互起来，就免不了短视、倾轧、浪费，危机也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一点马克思早有预言。就实际情况而言，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后，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作为管理手段后，社会主义在宏观层面更有合理性，中国道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要中国保持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经济发展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之相比，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却存在一定问题。虽然我们有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然而，文化上面临的困难比经济要大得多。自工业化、信息化以来，消费主义和互联网叠加，无法阻止低俗化等不良趋势。相比几百年前欧洲获得的文化崛起的机遇，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升级难度要大得多。但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在文化上如果不及时强大起来，即便经济腾飞，也会显得粗糙和脆弱，甚至会遭遇发展瓶颈、后劲乏力等问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认识的。那么内部的问题更复杂，哲学社会科学每个专业可能都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包括如何重新认识自我，找到新方法，对文明重新定义，以及精神价值的重新建构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寄希望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当起新的使命，解决一系列新问题。

　　文化从类别上讲由器物、制度、观念组成，从性质上讲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器物或者物质文化在现代社会由科学技术承担，属于自然科学的任务，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为国防科技、基础设施等硬实力。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任务应该主要是指制度、观念和精神文化，具体落实到文史哲领域，主要是观念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华文明有着不间断的悠久的脉络，历史考古发现将文明起点不断地往前推移。历史遗存、名胜古迹、器物文化对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传统思想资源本身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文化体量大、历史久，在重大历史关头调整时可能不太灵活，在某些历史时期会出现延滞和拖曳。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中国花了近百年时间调整，虽然调整慢但底盘稳，20世纪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国家转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经济制度、学术制度等都是现代国家的框架，这方面没有什么疑问，尤其在制度方面拥有与资本主义制度抗衡的能力。但精神文化的影响还没有产生先进文明应该有的强大的影响力和覆盖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历程经历了曲折和动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仗着自己家底厚，不在乎，文化自大吃了不少亏。统治者更早的时候就有了文明转型的意识，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由恭亲王奕和文祥于咸丰十年奏请开办，同年发生了很多大事，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逃往热河。挨打之后办学的紧迫感更强烈，加大力度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请外国人教学。洋务运动是第一次以学生的姿态向别人学习，但甲午战争还是战败，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开始反省。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70多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教育体系完善，大学教育普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达21836万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取得双重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快车道，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话语体系正在建构之中。

　　二

　　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不断地塑造人的认知。在不同发展模式下，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哲学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力量不亚于军事斗争和经济较量。文化的强弱直接反映到经济活动之中，经济活动又推动和塑造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变量，如果说经济的强弱由量化指标决定，那么文化的强弱也是可以“测量”的。比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是否被其他文化广泛应用，有没有在世界上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体，思想价值和文化艺术是否被其他文化广泛接受，思想资源和智力成果是否被其他文化所共享，科学家、思想家是否被其他文化视为导师，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其中，有些指标可以拿数据来考量，比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奖项数量，有世界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数量，世界高层人才的流入比例、人均预期寿命、教育水准等。还有一些指标无法用数据衡量，如国民幸福指数、妇女儿童发展现状、对待弱者的政策等等。文化实力是由以上各项指标拉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由经济实力作为参照，与文化实力共同作用形成文化影响力。假定文化影响力有一个变量曲线图，坐标系中的横坐标X代表经济基础、纵坐标Y代表文化实力，加上P点的覆盖面——焦点到两条准线的距离，覆盖面即为文化影响力。再将每阶段的数值引入代际（自变量）和区域（因变量）坐标图，构成一个连续的动态变量图，可以观察到一种文化在单位时段（以世纪为单位）的影响力。只有大区块覆盖面时，可判断其为较强文化影响力。单一文化过大的影响面就是文化霸权，如以西欧、北美为区域的长达几百年的西方文化。而某些以资源输出为主的国家虽然经济很发达，由于文化根基浅或者长时间没有文明创新和文明提升，社会发展指数很低，文化影响力很低。

　　文化影响力反过来又能拉动经济指标，如品牌价值。科技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经济价值中包含着文化符号价值，其比重直接体现在商品中。如果说8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有技术壁垒因素，那么20部手机换一个名牌包就是文化影响力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一部手机与一个名牌包生产成本是相等的，其余19部手机就是文化符号价值。假定这个品牌实际上是在某个发展中国家代工（最不发达国家代工的能力都没有），但只要这家奢侈品品牌贴上他们的标签，便身价百倍。有能力贴文化符号价值标签的国家通常在世界秩序中掌握了文化话语权，而这个文化话语权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哲学、文学艺术享有崇高的地位是相匹配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因此，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三

　　文明创新关键在于这个创新是否高于其他同级别文明，是否能解决其他文明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哲学社会学科的任务不仅仅是关注表面的“话语场”，而是需要深度开掘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领域，如重新建构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历史与发展的逻辑关系、历史资源的当代性价值等问题。资本主义话语场现状被信息寡头操控，信息平台可能掀起话语事件，可以行使话语领导权。在大数据操控下，民众被驱赶到信息茧房，谁也不在乎真相是什么。自媒体广泛普及的情况下，文化主体本身要建立起一种存在意识，必须进入话语场。如同后结构主义所说的那样，主体是由话语场和非话语场共同塑造起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把主体看作“个体的人”的概念的时候，就必然涉及人的具体行为和特征，否则就是一个空洞的主体。为了使这个主体确立起来，在话语场中就会有很多禁忌。上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历过几次文化运动，话语禁忌也慢慢形成，文化领域最热门的研究是女权主义、民粹主义、生态批评、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后三个主义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这些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先进文明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每一项都是文明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文明从低级到高级，公平、正义、自由这些因素是主要推动力。中华文明在文明创新、文明升级时会不会遇到这些难题？如果遇到怎么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从传统文化里找资源，二是发明创造新的办法。中国传统文化就注意区分王道与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才能使人心悦而诚服，儒家从来主张王霸并用，但同时又强调以理服人比以力服人更文明更高级。哲学社会科学做好这个功课，就是无用之大用。

　　文明创新的认识论前提，首先是要有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遍的实体，由个别到一般。“文明创新”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继承，也包括对他人文明的借鉴。虽然西方思想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但对待全球化这个问题上，西方的基本思路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主体意识的问题。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这种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不能使其他非西方文化心服口服，以至于出现以暴制暴的局面。为了掩盖这些矛盾而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又被“政治正确”所反噬。要寻求解决全球化不同文明之间和解的办法，需要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与他人文明的认识，需要对自身文明深刻反思，从而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上不同时期的先进文明大多是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哲学社会学科面临的任务就是一个文明升级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自我提升三种能力：处理增量信息的能力，世界价值体系解释能力，文明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也可以理解为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类学科的重视。基础学科是真正需要坐冷板凳的学科，但我们又有着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基础类研究很多时候是“无用”的，因其用途不直接、不明显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文明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思想领域的突破和价值层面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引起全社会对基础学科的关注，提醒人们了解它的“无用之大用”，一定会赢得各种支持，并激发人文学科工作者的创新动力，促进高质量的思想类文明创新成果的产生。基础学科的命运在此契机之下会迎来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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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卓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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