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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是北乔2021年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夏奇寒、唐志刚、白小柱、吴加林等十余个人物的新兵训练之路。作者几乎是以全知视角构建了一组处于新兵大队这一视域下的人物群像，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复杂的思想、特殊的经历。在阅读每一个人物时，我们都仿佛在亲身经历一段真实的故事，体验性极强的叙述技巧与手法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而当我们跟着人物经历反思时，不只是人物会恍然大悟，就连读者也会有茅塞顿开的领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兵大队中的人际交往，对于这一帮子新兵来说，与新人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打交道却成了一门学问，需要不断地学习、反思、理解，以便能灵活运用。小说的背后，蕴藏着具有20多年军旅生涯的北乔对绿色军营的美好怀念，以及对新兵生活的回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曾写道：“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感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灵。”陀氏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情的重要性，在《新兵》的题旨中可见一斑。小说主要角色都从属于一个集体，即新兵大队的七班，在这个集体中人物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不定态。随着时间的迁移和故事的不断发展，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在不停地变化，或是逐渐亲密，或者产生分歧，不过在最后都被完满地一笔带过，说明作者并非有意展现同一个班战友之间的多种分歧，而是着眼于新兵在大队里的经历给予人物个体的人生意义，比较典型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作为同在一个舞台上的角色，情节的精彩需要矛盾的碰撞来激发，而正是这些火花，隐隐之中在向读者们透露作者的心声，也许那正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关于人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交往意义。

　　小说《新兵》有三条突出的人物交往线索：第一条线是唐志刚与老乡的交往。作为小说最先登场的人物之一，唐志刚的身上浓缩了太多普通新兵的影子，他象征着新时代大部分农村应征入伍的青年们，思想先进但稚嫩，脑子灵光却过于执著自信。唐志刚选择与老乡产生密切的交往，在于他最原始的目的：“在部队，老乡最富有感情色彩，老乡老乡，有事相互帮，没事拉家常。”后来，唐志刚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所要结交的角色不能仅仅依靠老乡，那样反倒是把自己给束缚了，因此他将结识的触角伸向更多的领域，首先是跟自己最近的班长夏奇寒，体现出了唐志刚对人际交往理解的逐渐成熟，同时展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第二条线是白小柱和七班包括整个新兵大队的交往。白小柱的入场是作者故意设的局，一种欲扬先抑的手法，置白小柱于舆论的最底端，然后等待一个逆转的爆发。白小柱与战友、班长、大队长的高情商交往，体现了一个“官二代”的另类风采，是高素质人才的经典榜样。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部队对于高干子弟的风评。第三条线是班长夏奇寒与他所领导的七班的交往。虽然已经是部队的老兵了，但作为新兵大队的班长却是第一次，在这一层面上，夏奇寒作为班长同样具有“新兵”的色彩。置于人际交往中，夏奇寒和其他九名新兵一样，他们都在扮演着一个全新的角色。一开始，夏奇寒对每一个到来的新兵都有着无微不至的关照，展现人际关系的融合能力。但此后的“英语事件”，夏奇寒对贾海涛破口大骂，却也体现出在一个崭新角色中对待关系的不成熟。总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构造了新兵大队这样一个小社会，其中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在集训期间缓缓展开，书里的人制造回忆，书外的人慢慢回味。

　　此外，作者在叙述上颇具现代色彩。新世纪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到逃离西方回归传统，保持不变的是追求变化的心态，比如回归传统以后对一些西方现代技巧更为完美的使用。在新兵大队这个群体中，作者选取了具有突出色彩的七班，并以绝对体验性的笔法将班里的10个人完完整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每个人的思想，仿佛一切都是透明的，或如亲身经历一般，真实、合理，而又复杂。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视角，构建出了上帝视角下的“小社会”，新兵视界的复杂性显豁于前。而在处理群体视角的转换机制上，作者采用的是现代化切换，即放弃传统娓娓道来的叙述手法，直接转换视角。

　　在这部小说中，北乔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但这里的“第三人称”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核心叙述人物，也不会像传统小说叙述那般，由一个人物叙述转向另一人物叙述时需要一个明显的过渡，而过渡后往往又以回溯的方式将这个人物娓娓道来，在《新兵》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转换视角，至于为什么要在这里进行转换，以及为什么要转换为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无须解释，因为一切都是服务于叙述，而转换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叙述。倘若要对转换进行解释，而这解释在文本并不构成必然存在意义，那么对作者而言，是可删的。作者删去了过渡期中的非必要元素，直接向读者展现，给人以压迫感，使读者感觉仿佛有一种力量在背后推着前行。这一特性尤其体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

　　作者一开始讲述了“征兵”事件，起源是“吴加林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被一脚踢进待业青年的队伍”，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开头了，但当写到吴加林拗不过老爸，被稀里糊涂地弄去当兵，心里郁闷难熬，临行前醉酒后在家大骂时，睡了“美美的一觉，又香又甜”。细细想来却是无理。要知道吴加林是骂骂咧咧地昏睡过去的，怎么又会在心里被认为是“美美的一觉”呢？接着写“离家前的最后一夜，居然能无梦到天亮”，这两段话虽然完全是顺着吴加林的时间线条来讲述的，但却令人察觉到有一种“非吴加林”的状态在孕育，甚至有超脱于吴加林心理的期待与渴望意识。这一谜底从第三句便豁然解开“唐志刚有些意外”的谜底，也就是说以上两段的心理感受来自一个新人物唐志刚，而非之前的吴加林。这样一种熟悉而陌生的突兀感无疑是作者有意识向读者表现的。因为这三句话是可以合成一段来叙述的，毕竟所讲的无非是唐志刚离家前的心理感受，从内容上看，没有额外分段的必要，尤其是前两段，明明都是讲对昨晚睡眠质量以及睡眠状态的感受，却被分隔开来，形成叙述节奏的延宕。北乔刻意营造的延宕不仅是作为视角转换过程中的心理润滑剂，让读者心理能够得到一定缓冲，而且在这带有陌生色彩的延宕中蕴含着一个悖逆性心理体验的真相，在技巧的谎言中刺激阅读感官。北乔主动放弃以叙述者的口吻干预转换，直接拉出一个新的人物，这是新世纪以来叙述手法上一个明显的变化：选择忽略叙述者的转换过程，会使得小说的叙述结构更加紧凑，让一切笔墨都精练地服务于故事的讲述，以便吸引读者阅读。接下来又有意地“卖关子”，让读者陷于吴加林与“非吴加林”之间，有一种新奇合理的转换体验。

　　人物视角的频繁转换是小说的一大特点，北乔有意识地向读者展示一个最全面的新兵世界，叙述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仅从夏奇寒带领的七班作为观测点，由内而外、由新兵到班长、由孤儿到商人、由武学世家到官二代，读者已经能够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参军目的、不同生活经历下，导致的社交手段、内心思想、言语行为的差异。在作者生活化的细致描写下，读者可以真切地体验般地感受到小说人物的思想与行为，就像是附身在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去看看唐志刚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而陶有财又将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塑造出一两个典型的人物，而是想要还原新兵大队，乃至整个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复杂、现实的庞杂。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叙述不能单靠一个吴加林或一个夏奇寒、唐志刚来完成，而需要一个群体、一个拥有复杂思想的群体来完成。这个群体里，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形象都应独立。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点点经历的不同便会生成两人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真实的、现实的，同时也是文学的。因而，小说中的七班有着太多的可巧性，比如为什么官二代白小柱会到七班，为什么七班的九个新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虽然唐志刚与贾海涛是老乡，但他们的家庭、阶层也有着鲜明的区别。“七班”的存在本身是文学虚构的，但毫无疑问这个班内部的肌理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反映现实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班的存在就是为了构建起一个具有体验性的复杂群体，群体在小说叙述中不断地生成矛盾，并且表述出矛盾核心人物的心理，完成了当代军旅文学群体人物体验的现代性建构。

　　（作者：晏杰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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