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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宏观电视剧”与“新主流”影视文化的思考(陈旭光)

2021-03-02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陈旭光 收藏

  (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中国艺术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history/20210226/index.htm?page=/page_5/202102/t20210226_535602.htm&pagenum=5

 

  近期,2020年七八月份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之后开始摄制、年底开始播映的《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两部电视剧(实际上也可以包括正在播放的《觉醒年代》),可谓引发全国上下的观剧热潮,并收获了从专家到观众等广泛的好口碑。这几部电视剧,一部是抗美援朝题材,与电影《金刚川》等一样,具有重要时政意义;一部则是聚焦国家扶贫的时政主题,以上个世纪90年代真实的扶贫工程为原型,与《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

《山海情》剧照

  虽然这两部电视剧题材殊异,时空相隔,但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却让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的一个全景宏观报告文学的潮流。我在与佘树森合著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论述当时一些报告文学“以一种多层次、多视角、多主题、全景观、全方位的方式,综合众多丰富复杂的任务、事件、材料等素材,集中表现某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还概括了这些报告文学“新闻本质的回归”“社会学思考”“宏观全景构架”等特征。现在看来,这些特征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下报告文学题材文艺创作,当然,需要有所变通,与时俱进。如“社会学思考”在《山海情》中表现更为明显,《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则是再现历史并满足现实之需,贯通的是历史情怀和现实精神。

  这两部现实或历史题材电视剧,都以现实功能、历史真实为美学标准,几乎是真人真事,但都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性人物,而是群像性的人物塑造。当然《山海情》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艺术化虚构。而在《跨过鸭绿江》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遇到”了曾经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的英雄形象,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

  这两部剧最为明显的突出特征,是开阔的视野和一种宏观全景式的宏大构架。

  《山海情》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祖国西北大地西海固人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忍痛告别贫瘠的家乡涌泉村,完成易地搬迁的故事。安土重迁的涌泉村村民为后代着想,以大局为重,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该剧多线叙事、多核展开、人物众多,时空跨越西北、福建多地。

  《跨过鸭绿江》几乎是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讴歌了英雄儿女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中不畏强权霸权的伟大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光荣历史。该剧全方位展现了抗美援朝的起因、经过、谈判、防御、反击以及最后胜利的全面史诗性历史图景。

  这几部电视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数星星”,这是当年评价《建国大业》时出现的词,意思是电影中明星扎堆,几分钟乃至几秒钟就会出现几个声名赫赫的影视明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一点《山海情》可媲美电影《建国大业》,也是明星满台,很多演员明星告别以往流光靓丽的银幕形象,非常“卖力”地扮演底层农民!《山海情》汇聚黄轩、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陶红、王凯、热依扎、黄尧、白宇帆、尤勇智、胡明、姜冠南、王莎莎、祖峰等一众明星,颇有让人应接不暇之感。《跨过鸭绿江》在演员明星阵容上虽不如《山海情》,但也已经是明星荟萃了。

  总之,《山海情》《跨过鸭绿江》《大江大河》等电视大剧的崛起,秒杀近年“阴盛阳衰”的大女主剧、宫斗剧、玄幻剧、都市丽人剧,一改不太接地气的创作倾向。同时,也昭示了“新主流”电影向电视剧领域渗透的趋势,形成了“新主流”文化电影/电视剧“二水分流”、互为呼应、蔚为大观的文化态势。

《跨过鸭绿江》剧照

  所谓“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大片”一般属于投资成本较高、制作规模较大、明星较多、奇观场面较为宏阔,常以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红色经典,或塑造国家形象、表达集体主义精神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为蓝本,旨在塑造打动人心、凝聚国族意识的人物形象、中国形象,正面或侧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气派和中国风度。

  新主流电影是近年来学界与业界的重要现象,尽管新主流电影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但新主流电影是对三种电影类型即以前我们熟知的所谓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之界限的模糊化,是电影的某种“大众文化化”,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对主流电影市场和主流观众的尊重!

  从《建国大业》到《战狼2》《红海行动》再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有一条明晰的新主流电影发展的轨迹。当然,2020年的新主流电影如《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相比于《战狼2》等张扬型、外向型的“新主流”,一方面,是农村题材电影的升级换代,是国家扶贫主题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表现出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民生化”“内向化”“小片化”的美学趋向。

  也许,这是“新主流”从电影领域向电视剧领域的跨界。总之,这是新主流影视文化或曰视听文化的一种新流向、新形态。

  但这一类新主流电视剧成功之余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的。我有“三问”“一感慨”如下:

  一问,这些电视剧除了故事剧本上的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外,与大量明星出演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问题是,如果没有明星,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明星,同样的题材是否还能这么火?这是今后电视剧生产的常态还是特例?

  二问,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相似,《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也有“命题作文”的特点,在这种“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势下,影视工作者该如何做才能“在限制中追求自由”“戴着镣铐跳舞”,尽量符合电影工业美学或电视剧工业美学的原则?也就是说,如何真正恪守“新主流”的工业化美学原则,而不是回到以往某些主旋律影视剧的生产方式?

  三问,宏观全景架构之后,必然导致贯穿性主要人物的缺失,事件压倒了人,这种电视剧该如何应对?如何做好群像塑造和群像人物表现?《跨过鸭绿江》的人物塑造有很大突破,例如彭德怀的形象、大量基层志愿军指战员形象,包括美军将领的形象都颇为生动传神。

  “一点感慨”是,疫情开始以来,电影方面的跨国合作、合拍几乎断绝,令人扼腕叹息。但在《跨过鸭绿江》中,电视剧中大量的美国军人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电视剧生产反而体现了中外合作合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成功。

  无疑,新主流文化也面临着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提升解决。客观而言,有的新主流影视作品过于图解政策、庸俗化主流意识形态,有些故事符合正能量却不尽符合人情,未能做到真正“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有些新主流影视剧的成功很可能是非常时期非常规境况下的特例,不一定能够“可持续发展”,骄傲不得,而是要总结反思,争取在常态下也能良性发展。

 

  (作者:陈旭光,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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