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被称为“中国版”《完美陌生人》的《来电狂响》于贺岁档上映，这是意大利原作的第四个版本。至今，这部2016年原创的影片已先后被德国、西班牙、土耳其、墨西哥、希腊等八国翻拍，美国、埃及、瑞典等国还在跟进翻拍的路上。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七夕节在中国上映的美国电影《小妇人》。自奥尔柯特的小说《小妇人》于1868年初版以来，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媒介中转化，已衍生出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等领域的17部跨媒体作品，仅《小妇人》电影版就多达7部。国产电影《重返二十岁》《我的新野蛮女友》《“大”人物》等也都是对韩国电影的翻拍。这些现象表明：数字时代存在大量复制、拼贴的故事。如果说经典电影创作的灵魂是“原创”，创作者苦思冥想构思新形象、新剧情，挖掘第一手材料，那么数字时代电影创作的核心似乎变成了“做旧”，通过“炒冷饭”“蹭热点”，找到一个可以被反复开发、重复利用的超级创意，而且复制品取得了跟原作同样的地位。

《来电狂响》剧照

　　与此同时，笔者统计了一年来主流电影杂志刊发的文章，发现与此相似的三个现象：一是生僻晦涩的新词新语盛行，这反映了哲学对电影研究的大幅介入；二是题目很长，研究者似乎满足于罗列、描述，却没有能力对本质进行提炼，这反映了数字技术条件下信息过载的负面影响；三是缺乏思想力，不能对现象做出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其中的“新论”几乎都是对经典的重述，这些新概念和新说法甚至没有几十年前那些经典文献说得透彻深刻。

　　这些在创作和研究中的现象，反映了数字时代的知识状况：原创枯竭、知识泡沫，仿佛一切新论皆为重述，所有叙事都是复访。这一问题的本质正是数字时代我们面临的知识危机。对于求新求变的艺术创作和以培养创新思维为使命的艺术教育来说，改变这一现状迫在眉睫，而重返经典、重拾启蒙无疑是两个有效的路径。

　　经典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近些年《舞台姐妹》《开国大典》《红高粱》《东邪西毒》等经典影片的修复重映，其意义也许不在重看，而在重返导演创作的现场，重审经典创作的魅力，汲取其中蕴含的美学和文化养料。当我们讨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中国电影学派等问题的时候，重读费穆、郑君里、夏衍、钟惦棐等前辈的经典，一定会大受裨益。经典的价值也许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发现结论的过程和由此形成的方法。

《开国大典》修复版海报

　　人类对电影的认知存在两个限制：一是感官，二是时间。感官直接面对电影作品，能通过动员全身感觉器官，迅速抓取面前繁杂的影像信息，形成关于电影的初步知识。感官因直观而生动；也因直观而受局限，离真理最遥远。与此同时，人的寿命限定了我们探求新知的时间。目前全球电影年产量已过万部，自电影诞生以来的电影作品存量估计已远不止40万部，即使一个号称阅片量近万部的“骨灰级”影迷，其能看到的作品也只是整个全球片单的少部分。我们只有从经典中发现方法、得到观念，知识获取才能以一当百，穿越感官和见识的障碍，形成超越个例的知识能力。

　　启蒙的价值在求知，重拾启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获取海量影片的具体信息，不能止步于对知识的具体描述，而应将说明性知识经由思辨精神，转变为启示性知识，使观看的主体变成思考的主体。当我们以启蒙的姿态面对电影时，我们就是在对创作进行本质思考，对作品进行终极性描述，并且发出追问：电影究竟怎样再现现实？电影是怎样影响观众的？电影又有哪些创造性、系统性的规律？这不仅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创作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100多年前，马克思已不无预见地说：科学的纯粹光芒也只能照亮无知的漆黑背景。我们所有的发明进步看似为物质力量赋予知性生命，却把人类生命贬为物质力量。我相信，今天唯有重返经典、重拾启蒙，我们才能穿越技术的迷思，成为未来知识生产的主人。

　　（作者：谢建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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