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年（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号）

　　中央音乐学院十大特聘教授、终身学术委员、著名指挥家、北京爱乐合唱团（原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创始人杨鸿年教授因病于7月26日在北京逝世。这是中国音乐界乃至世界音乐界的重大损失。我和杨鸿年老师相识42年，尤其是在我主持学校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亲眼目睹了杨老师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和中国合唱事业走向世界所付出的心血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指挥家，杨鸿年带领北京爱乐合唱团转辗国内外，举办了近千场合唱音乐会，荣获40余项国际、国内比赛大奖，包括意大利第44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四项大奖、匈牙利第24届贝拉·巴托克合唱比赛少年组一等奖和青年组二等奖、意大利戈里齐亚第54届赛吉齐国际合唱比赛总决赛第二名及四个单项奖以及2017年再度赴意大利参加第65届圭多·达莱佐国际复调合唱比赛，赢得大赛总冠军，让中国国歌第一次在世界顶级合唱比赛中奏响。此外，杨鸿年教授还带领新疆师范大学合唱团荣获意大利第三十八届赛格希兹国际合唱比赛混声组、女生组和男生组三项第一名。他所创立的“杨鸿年合唱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也因此被国际上誉为“真正掌握合唱艺术奥秘的大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杨鸿年教授曾带领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等团体多次出访，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国际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鉴于杨鸿年教授的杰出成就，他荣获“中国合唱终身成就奖”和“2013年中华文化人物”称号。他连续三届担任“国际童声合唱及表演艺术协会”副主席、“世界音乐教育促进会”副主席、“世界华人合唱联合总会”主席和“世界合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作为一名常年工作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第一线的音乐教育家，杨鸿年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不仅培养了一批指挥人才，如著名指挥家曹丁、邹小龙、俞峰、杨力、郭爽、彭家鹏、那日松等都曾受教于杨老师；而且还培养了大量合唱人才，曾经受教于杨鸿年老师合唱课的学生不计其数，一直到80岁高龄，他依然坚持在合唱训练的课堂上。1996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杨鸿年老师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合唱研究中心”。这是一个集教学、科研、艺术实践和社会音乐教育为一体的合唱艺术综合发展的学术机构。20多年来，该机构不仅为学校的教学、艺术实践和开展社会音乐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在科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为中心的科研成果，杨鸿年老师不仅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完成并出版了《乐队训练学》《合唱训练学》《童声合唱训练学》等巨作，而且还带动年轻教师杨力，历经8年编写了巨幅教材《现代指挥法教程》。2015年，80岁高龄的杨鸿年老师亲自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首个国家级“青年合唱指挥人才培养”项目，该项目对于推动我国合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杨老师还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童声合唱曲，2013年他创作的合唱套曲《古月情怀》之《引子与托卡塔》荣获原文化部举办的第十七届文化奖合唱、室内乐比赛一等奖。他还录制出版CD、DVD数十套和出版十余种合唱曲库及七套童声合唱曲集。为提高中央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教学质量，杨鸿年老师除了担任指挥法主课教学以外，还为指挥系学生开设乐队训练学、合唱训练学、总谱分析等专业课程，以及和声分析、合唱精品选读、合唱与指挥、合唱配器法等选修课程。为了我国音乐指挥专业的人才培养，杨老师可谓呕心沥血、无私奉献。

　　位于学校东南门北侧沿墙的合唱研究中心是当时杨老师筹资建造的，大家都把这座小白楼看做是他献身艺术教育事业的象征。数不清他究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但每当我们回望那里的灯光时，总是崇敬之心油然生起。学生赖嘉静在缅怀杨老师的悼文中深情地说：“当我怀念过去在校园里与您相处的一幕幕，最心疼的还是小白楼深夜亮起的那盏灯……”同学们把杨老师比作“一个含着眼泪都要往前努力奔跑的强者”。

杨鸿年先生早年授课场景（图片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微信公号）

　　和杨老师熟悉的人都知道，杨老师从年轻时身体就不好，他患有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腰腿病等，但他从不屈服，始终拖沓着病恹恹的身体在他事业的道路上往前走。他也曾经抱怨过自己，他说：“我真恨这不争气的身体。”这也许是他藏在肚里的委屈的泪水，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直至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还在合唱团赴黎巴嫩慰问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途中……（2019年1月25日在赴黎巴嫩慰问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途中杨老师突然发病，心脏停止跳动。经抢救心脏恢复跳动，但大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回国后在病房里坚持了一年多后，于7月26日逝世。）也许有人要问，杨鸿年老师究竟哪来的力量，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想，杨老师的伟大之处正是源于他的人格精神，他把“爱与奉献”作为人生宗旨，面对生活和事业永远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杨老师创办合唱团的宗旨是“爱与奉献”，我曾经和他探讨过这一宗旨的含义，他说“爱”是音乐的源泉，我说“奉献”是源源不断的音乐之流。杨老师认为“音乐是塑造声音的艺术，这个声音不是物理的声音，而是心灵的声音，它是发自内心的爱”。记得长笛大师兰帕尔曾经说过：“奏一种乐器和奏一首音乐需要大量的爱，这是确确实实的，你必须爱音乐，音乐必须爱你。”兰帕尔这里所说的爱是音乐的小爱，而杨鸿年老师所奉行的爱，不仅有音乐的小爱，还有人类的大爱。记得1978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杨鸿年老师每周末组织学生合唱团排练，那时的学生求知欲强，几乎全校同学（77、78届学生共221名）都踊跃参加。杨鸿年老师面对这些被荒废了十几年的学生十分耐心，他不仅精心引导同学们塑造合唱的声音，而且用人文学的知识向大家讲解作品。更令人感动的是，杨老师告诉大家，这是他每周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大家庭。面对他亲手创建的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杨老师更是意味深长地说：“我把合唱团当做自己的家，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他们也称我和我妻子为‘老师爸爸’和‘老师妈妈’”，“我们是一个亲情四溢的大家庭，大家都彼此珍惜，都不舍得离开”。杨老师把爱和亲情融化在音乐和音乐活动之中，这正是他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和用之不竭的艺术生命力。爱不仅深深地镌刻在杨老师的心中，也传递到每一位学生的心底里……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总能看见一位老人“骑着一辆老式改装的电瓶车穿梭在东南门到新六楼的路上”（学生赖嘉静在纪念文章中的描述），他就是杨鸿年老师。新六楼是他的住处，东南门是合唱研究中心小白楼的所在地，杨老师每天总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上课、排练、看书、写作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圆周，新六楼、小白楼是两点一线的直径。在这圆周和直径的上下空间中容纳着两个字，这就是“奉献”。假如说“奉献”是源源不断的音乐之流的话，那么，杨老师正是这条音乐之流上的掌舵者。我刚毕业留校工作时，曾经和杨鸿年老师是筒子楼对门的邻居。那时的杨老师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胃痛痛得吃不下饭。由于长时间在指挥台上和伏案写作，他的腰腿也不利索。熬夜已成了他的习惯，那是他不愿意停止工作的缘故，也因此造成长期失眠。然而，杨老师从未缺过一次课，也从未拒绝过学生和从外地来的求教者在他本应休息的假日和晚上去“麻烦”他。记得那时经常有学生晚上来找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一一接待。有一次一位外地来的不速之客在周日的一大早敲杨老师家的门，我告诉那位来客，杨老师周末一般会回和平里的家，可能不在这里住。但没想到，门打开了，杨老师睡眼惺忪的样子就知道他昨晚没睡觉，二话没说他就把客人迎进屋里。事后我才知道那人并没有和杨老师约好，而是慕名而来的。还没等我说什么，杨老师就告诉我，这些从基层来的音乐工作者都很不容易，他们都是在为群众文化工作做奉献，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怎么能避而不见呢？杨老师的一席话让我很感动，我似乎感觉到他已经成为我“奉献”精神的领路人。后来，我到院里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教学和科研。在学术委员会的呼吁下，学校曾经一度把合唱课作为全院学生的必修课。这在当时来说，无疑给杨鸿年老师增加了教学负担。我从指挥系上报的教师课表中发现，杨老师工作量超得太多，而在当时学校还未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干多干少都是一样的工资。我给指挥系打了电话，希望他们适当调整一下杨老师的工作量，但指挥系主任徐新老师告诉我，这是杨老师自己愿意的，他们也没办法。我又给杨老师打了电话，回答是一样的，他说给学生上课是教师的责任，从不考虑回报。如此的奉献精神伴随着杨老师的一生，我任院领导的23年，每每遇到这样的感动。在学校进行第二轮学分制修订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增加选修课的学分比例，这就面临着选修课的数量需要增多的困难。当时，承担选修课的任务主要落在音乐学系和作曲系的教师身上。没想到，作为指挥系的主课教师，杨鸿年老师毅然提出了开设三门选修课的设想。在选修课审核的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杨老师所开设的选修课非常好，但也考虑到同时开设三门课是否负担太重了。会后我找了杨老师，他说：开这些课实际上是把他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起来教授给学生，通过开课还可以为以后写书做准备，他说他应该为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杨老师的课非常受欢迎，计划写的书后来也陆续完成并出版，他留给后人的不是一点有用的东西，而是无限的精神财富。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百家号）

　　在教书育人上，杨鸿年老师经常告诫学生：“做人要简单一些、纯粹一点，这样做出来的艺术，指挥出来的音乐是有灵魂的。”（学生赖嘉静在纪念文章中的记述）杨老师所讲的“简单”和“纯粹”显然是指为人处世不要患得患失，要有奉献精神。这也是做人和做音乐家的关系，就像傅雷告诫傅聪那样，做人永远是第一要义。艺术本来就是灵魂深处的造物，那是纯净、无欲、升华的象征。杨鸿年老师身体力行，为学生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也同样以他的人格精神引导大家向艺术的至高境界前行。杨老师在生活和事业面前永远抱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曾经多次和我说，他感恩他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他今天的成绩；他感恩学校，没有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就没有他今天的事业；他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改革开放的国际视野就没有他今天的艺术境界；他感恩伟大的党，是党培育了他和赋予他国家的使命和时代的重任。一个伟人倒下了，但“他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尽责而无憾。”（萧白老师在吊唁信中写的一段话）

　　在杨鸿年老师的告别仪式上，当前来送行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依依惜别的那一刻，一群学生缓缓前行紧紧围绕着杨老师沉睡的身体唱起了《感恩的心》，“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杨老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爱与奉献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当他回望人间大地的时候，我相信《感恩的心》依然伴随着“爱与奉献”在空中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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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次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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