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答问》朱天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版

　　如果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源泉，书法则是中国艺术的源泉。

　　了解中国艺术的第一步，就是对汉字发生兴趣。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书法，追求形与神的统一，笔法丰富而灵活，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字和艺术，蕴涵丰富。

　　中国的绘画、篆刻，都和书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美术的冲击和现代教育体制的限制，中国艺术走向了“美术化”，缺少笔墨上的“中国精神”，能够全面领悟传统、发扬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该如何继承传统？书法这种艺术形式又蕴涵着怎样的潜能？

　　五代词人顾敻在《诉衷情》中写道：“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道出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原理。不管学习什么，都要有心灵深处的体悟和共鸣。

　　写篆书也好，隶书也好，行书也好，其实都没有固定的方法，变中有定，定中有变。

　　同样的一个字帖，不同的学习者来临摹，会表现出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同样一种字体，灵活地掌握了，下笔就会很“活”；如果呆板地生吞活剥，落纸就显得很生硬，不自然。书法的“笔性”是通灵的，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圆悟一切无非性之妙用”，能入能出，有体有用，笔下自然有“道”。

　　这种“鲜活”，外在的是形式，内在的是精神。一个真正擅长临摹的书家，在临帖时，不仅要看他的耳目、手足、头面，更要观察其举手投足，留心他的举止笑语，把握他的精神状态。临摹就是写其精神，遗貌取神。这种鲜活的状态，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中国古代画论和书论里经常提到一个词——“气”，实际上就是中国艺术的精神。

　　哲学家熊秉明说：“如果哲学是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则书法是可以游憩流连的园地。”书法以它的抽象性创造了韵律，给其他艺术以启发，这一特性使其在中国艺术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当代，研习书法已经成为某些群体“文化人”的行为，但并不等于它代表了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认为这种“核心”之说，过度夸大和抬高了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书法恐怕无力承担如此沉重的文化责任。199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中国书法大展。当时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说，中国书法是“艺中之艺”，艺术当中的艺术，“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我觉得这个表述很恰当。

　　由是可见，艺术需要“融通”。“融通”正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之一。当代书法中十分值得忧虑的问题是“单一性”。很多人只会写字，相关的绘画、篆刻、文学等修养很弱；或者单从书法的角度来说，有些书家只会写一种字体，其他字体则远远不及，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书法的融会贯通和发展前景。对于书法家来说，更需要艺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思想的滋养。

　　我曾经用“正见力学，深美闳约，文心诗境，圆融神明”来概括中国书法的文化理想。

　　艺事首重“正见”。“正”即正法、正念。“见”者，见微知著。《续传灯录》中有： “工夫稳实，见地明白。”始学书法，要有正大气象，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用笔的技法规律，不为偏执所囿，不贪求狂怪，妄言自我。只有知古、识古、传古，才能化古为我，深入艺术的真谛。有了“正见”，再学习古法，综其广博，知其源流，积其功力，“正见”自然会转到腕下。

　　“深美闳约”，强调的是书法的艺术审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以这四个字论词，蔡元培也将其作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训。“深美”，就是追求内在的美、深沉的美，是一种大美、内美，而不是表面上的美。“闳约”，博大而简约，理清源流，不要面面俱到，不必什么帖都学，而是抓住核心的审美观念，举一反三，为我所用。

　　“文心诗境”是当代艺术非常容易缺失的境界。历代古碑、民间美术无不经“人”发现而“文”，由“人”赋予新知而致美。中国书法中的碑刻、法帖、墨迹、名胜等，因人而贵，书如其人，都是书法重“人文”的体现。书法从技法到审美，再到人文，诗意渐佳，可合于人的心境。若迫于事，拘于用，应于时，也许可达到“能品”，却很难有逸致。好的作品就要有值得品味的意境。

　　“圆融神明”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书法能有起于笔墨而又高于笔墨的意境，其前提是通于古，肇于自然，而归于心，达到“圆妙融通”的状态。书法中的“神明”，也就是通常说的“如有神助”，能光大天然趣味的灵感。“神明”起于用笔，通乎游心，而得到圆融。没有用笔则不能讨论书画之美，没有文心也不能达到艺术的神韵。

　　在我看来，这正是学书者应有的精神与追求。

　　（本文系《书法答问》序言，有删节）

　　（作者：朱天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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