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1944～），广东中山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等。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分别获广东省第二、四、六届鲁迅文学奖，其中第一、二部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缘何不是“老梅记”？

　　《白门柳》开篇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是一篇“咏梅”美文，通篇写的是一棵古梅的由来、沧桑、新生、繁盛、寂寞、老死、还魂的一世传奇。作者以散文笔调进行行状描写，以拟人手法进行内在刻画。然而这个引子却往往会让读者忽略。笔者也是在看完《白门柳》全文后，重新审视这个开头，才稍可破译出作者的微言大义。

　　“老梅”的故事原型实则与中国古典小说发生了交集。“老梅”怎么看都像是红楼梦中的“顽石”。顽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被空空道人从那石上抄录下来，后就有了《石头记》。但老梅却没有这等幸运。它无法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进行记载，能够听它诉说、讲述的人也迟迟没有出现，所以，老梅注定要被遮蔽、被忽略。但它又是如此心有不甘，不甘心自己所遭遇的空前的悲苦和体悟被湮没不闻，于是死不瞑目，竟如同聂小倩一般，形体已殁却魂魄游荡，“只要遇上天阴下雨的时节，或者月色朦胧的夜晚，山谷中迟归的樵夫和狩猎的山民常常会看见，那株梅树忽然又在老地方出现了。他们甚至看得清枝头上淡绿的花朵，嗅得着那凉凉的幽香。当他们试着走近去，一切便像烟雾似的消逝了。”

　　书中借当地人的话说，“这是那株梅树的影子，是它的灵魂。它不肯死心，还在守候着，要将它的故事告诉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如此说来，本书作者刘斯奋就是老梅阴阳相隔的知己，是通灵人，是听到了老梅灵魂的叹息，倾听并记录下其故事的人了，而三卷本《白门柳》自然也就是老梅所述的故事。也许，可以套用《石头记》的来历，将该书命名为《老梅记》。

　　但缘何刘斯奋以《白门柳》命名而不是《老梅记》？老梅“托梦”，刘斯奋君秉笔直录，写成老梅故事——这自然是一种伪托，一种古已有之的叙事技法与策略。无论中西，尤其古典小说，都喜欢开篇以神话或传奇原型作为楔子，并将所讲故事假托为别人讲述，作者“只是如实记录”。这些以神话故事作为开头的小说，在艺术上确有其独特的表现力。一方面，神话使小说与真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神话世界与文中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对比，前世、现世与来世的转化使小说所表现的艺术时间得以拓展和延伸。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的开头模式与《白门柳》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虽采用了仿传统小说神话传奇化的开头模式，但实际又超越了传统的藩篱，有了一定现代性的转换。

　　从引子与正文的关系来看，《白门柳》的引子对正文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当然这种概括是以象征的方式呈现的。也就是说，引子通篇就是一篇寓言，正文的故事全都可以在引子中得到转译。

　　这样看来，这已经实现了对传统历史小说开头模式的变革。一般传统小说，像《三国志平话》中，“司马仲相阴曹断狱”的故事只是为三国归晋作了一种宿命论的解释；《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也只是为了说明“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梁山英雄的出世是“天数”“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红楼梦》的开头楔子与正文紧密相联，改变了传统小说楔子与正文内容间比较松散的关系。不能说《白门柳》的引子比《红楼梦》更高明，但其引文中老梅所承载的隐喻——天崩地解之后的幸存者的象征，其实也无法建构起类似于《红楼梦》那样巨大的哲学空间，而作者没有也不想赋予其此类任务。不过《白门柳》的引子对全书正文内容的作用和影响确乎仍是整体性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甚至走得比《红楼梦》更远。

　　如果说《红楼梦》的楔子是力图以“天命”说或因果报应说来给予书中事件、人物以合理解释，那么《白门柳》的引文则完全摆脱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和古典哲学观，不对正文做形而上学式的判断和涵摄，不过多介入叙事，而是立足于现代小说的写法，体现了现代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白门柳》无意采用古典小说喜用的神秘化暗示，它更愿意混淆文史、诗史的界限。所以，作者没有说自己就是记录老梅讲述的故事之人，甚至没有说老梅有没有等待到倾听人、记录人的出现。老梅等到了吗？作品没有交代，引文到此戛然而止，且在全篇正文中，这株老梅也再没有出现过，它作为推动叙事的第一股动力，到引文末尾已经耗散，作者没有意愿将之贯穿全书始终，说明作家不想仿效古典小说对之进行神秘化处理并对全书进行宿命论观照。

　　不过，这并不妨碍梅树作为某种高洁隐士的象征。全书第二部《秋露危城》第十章第四节写了冒襄和董小宛赏梅的情节。该情节可以看作对引子的呼应，也是书中正文唯一一次集中笔墨写梅花。这株老梅待冒襄、董小宛看到之时，已然开出了三朵雪白色小花，也许它正在完成最后的新生的努力。

　　有意思的是，作者为了清楚地向读者阐明梅树的寓意，还特别设置了阮大铖在枯梅林中设宴游赏的情节作为对照。刽子手“临白雪饮酒作乐赏枯梅”，就如同法西斯分子在人皮上绘画，反讽之至。

　　这样说来，全书引子部分采取的叙事角度似乎暗藏着某种执著，作者选择这样缓慢而近乎静态的开始，也自有他的理由。这如同打造一部手工艺品般的笨写、慢写、雅写，一招一式都由作者总体的审美精神所设定，一笔一画都体现着其周密的构思。

　　为什么是“白门柳”？

　　在引子中，刘斯奋似乎铆足了架势要写成一部《老梅记》，那为何从正文开始，老梅乃至梅花的意象却基本遁迹，全书反而以“白门柳”（白门之柳）命名？或许，《白门柳》有借鉴并向《红楼梦》致敬的本心？从字面上看，白对红，门对楼，白门对红楼，寒柳对春梦，对仗工整，两个名字所蕴藏之含义也似相当深刻。

　　我们知道，《红楼梦》原本名为《石头记》，书在流传之后又更名为《红楼梦》。《红楼梦》这个名称在全书第五回才出现，原是太虚幻境的仙女们演唱的十二支歌曲的总名，而不是书名，但它“后来居上”，成为通行本的书名却并非偶然。

　　《白门柳》也是如此。白门是“金陵”的别称，即今日之南京。古南京遍地烟柳，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春雨》中就写到，“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清代赵翼的《金陵》一诗也云：“不到金陵廿六年，白门烟柳故依然。”可见，白门柳为南京盛景。有意思的是，李商隐的《春雨》中既有白门，又有红楼，甚至还暗含了“柳枝”这一诗人所念之人。

　　小说《白门柳》的主角之一龚鼎孳也著有一部记载了其与《白门柳》书中另一主角顾媚（又名顾眉）情史的词集《白门柳》，龚鼎孳的《白门柳》表现的是明末党社胜流对青楼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关系是带有几分超越时代的人文色彩的，他们之间相敬爱慕的情感也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龚鼎孳的《白门柳》中表现的其与顾眉之间的感情，就带有这种新型两性关系的色彩。除了龚鼎孳与顾眉、冒襄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乃至侯方域与李香君等几对关系也都如此。龚鼎孳将自己与顾眉相识、相知到相敬相爱的过程都表现在词集《白门柳》中，若干篇章连缀起来甚至形成了联章，体现出了一定的叙事过程，具有了故事性。

　　刘斯奋将自己的长篇也以“白门柳”命名是否受到了龚鼎孳的影响不得而知，在刘斯奋的笔下，借“柳”这样一个自然事物构成一种隐喻和象征，想来主要意在引发一种兴亡之感，如同《桃花扇》中多次出现的隋朝之柳。这样一来，刘斯奋和孔尚任一样，都利用“柳”担当起了空间和时间上的联想和比照之任，刘斯奋以“钱柳”“冒董”“龚顾”这三对士子与名妓的关系为线索结构全篇，显然就有了类似《桃花扇》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深意。

　　是否有被《柳如是别传》影响的“焦虑”？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寒柳”是情有独钟的。其论文集名为“寒柳堂集”，诗文集为“寒柳堂诗稿”，自撰家史为“寒柳堂记梦”。“寒柳”与陈寅恪的关系其实可从《柳如是别传》——确切地说，可从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谈起。这首词得到了陈氏的心仪和厚赞，被其称为明末最佳词，“非几社、复社胜流可望”，在《柳如是别传》里占有相当篇幅。可以说，词中“寒柳”就是柳如是的化身和写照。词中所吟咏的“柳”已具有独立自主的自由心性与主体意识，虽慨叹凄凉的境遇，却不依附于某个实体，没有失去自我的主体意识，期望平等地对话。这一改“柳”往日柔弱不堪攀折的形象，为“柳”重塑了刚毅的品格。

　　陈寅恪研究“钱柳”姻缘由来已久，终为二人做传，亦算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陈寅恪写完《柳如是别传》后即着手写家史《寒柳堂记梦》，可见其借“寒柳”抒情寄史、自喻之倾向，与柳如是以“寒柳”喻己几乎异曲同工，这金明池的寒柳分明是陈寅恪对自身健康状况及乡心穷愁的写照。

　　作为《白门柳》的写作准备，刘斯奋对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研究着力极多。应该说，刘斯奋创作《白门柳》的过程既是和钱谦益、黄宗羲等宗师对话的过程，也是与陈寅恪对话的过程。这对话既是知音间的沟通，也是高手间的对谈。刘斯奋极其敬重陈寅恪这位伟大的史学大师和独立知识分子中的翘楚，视《柳如是别传》为信史，以此作为这部长篇写作的一块基石。但同时，他又遵从自己的独立判断，并不对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和臧否亦步亦趋。表现在《白门柳》中即为，没有给予柳如是和钱谦益像陈寅恪那样的充分肯定，而是更多从人性角度呈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和阴暗性。这正是文学相较史学在记述同一历史人物时的优势所在。

　　但陈寅恪的影响仍是深入骨子的。《白门柳》开篇就以“钱柳”在闺房的诗词酬唱之乐之雅开始。按刘斯奋谋篇的架势，联系到陈氏对柳如是的青睐，可揣测作者未尝没有以柳如是作为全篇核心主角的初衷，柳如是之“柳”与“寒柳”意象，以及陈寅恪以“寒柳”自喻的钟爱，就从这三重含义来看，“白门柳”又未尝不是“白门柳如是”的简称？

　　“柳”这一意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在中国文人心中早已埋下了根，反反复复出现在历代诗人笔下。“柳”之原始而恒定的意义本是离别、伤春，自唐宋至明清，柳树被关注的程度及其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已大大超越前人，与“柳”相关的诗文风格在由低沉格调变得更丰富多彩之后，惜别、伤感却仍是“柳”这一意象最核心的意义。但如果因此认为，《白门柳》是意借名姝在社会变乱中的风流云散写一腔愁绪与悲欢离合，那显然是简化了作者的写作抱负。在作者笔下，白门之柳的意象所指是隐在背后、藏在背景中的，不言自明的一种存在。

　　（作者：于爱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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