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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向往——序行超的文学评论集《言有尽时》(梁鸿鹰)

2019-09-06 阅读: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梁鸿鹰 收藏

  文学评论到底是做什么的?是鉴赏,是评价,是解读,此外,还可以做什么?实际上,评论不单单关乎文字,也关乎修养、性情,好的评论如蒂博代所言,其功能“在于感觉、理解、帮助形成现在,而不是立刻进行筛选”,这使得一个会从事评论的人,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轻率的决断。一个评论者应该,也需要忘掉自己,表现得似乎就像所谈论的对象那样,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才智也好,创造力、生命力也罢,总之作家、艺术家的每一个独特的表现均有自身的特性和命运,连创作者都不一定清楚创造性会将自己引向何处,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创作的成品表现出与别人一样的惊异——更何况作为评论家的局外人,即使再敏锐、再富于洞察力,也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相信自己会处于“言有尽时”,不可以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这方面,我们的古人向来极富智慧。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指出了创作上的节制性与有限性问题。同样,对评论者而言,或许保持一种“言有尽时”的姿态,会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行超的第一部评论集即将出版了,名字就叫《言有尽时》。

  虽说是“言有尽时”,但阅读过全书的这些文字,你会觉出作者行超对“意无穷”的追求,她显现出很有潜力的素质,比如她有很好的言说质地,比如她有活跃的、敏捷的、生气勃勃的趣味,比如,她正在以敏锐的发现的眼光穿透当代文学、当代艺术创作广袤的星空,探究着其中蕴涵的奥秘。所有这些都是安安静静读书、思考、写作之后的心得,是她虽年轻但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的积累与勃发。

  作为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批评者,行超的评论写作起步早,起点较高,到现在为止,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质量上也有可以称道的进步。怀着对文学的初心,由文学专业研究生直到走向文学评论编辑、记者岗位,行超始终没有停顿过自己的研究与写作,而且议题、行文往往均很有特色。她具有一定的总体思维意识,很早就对一些较为复杂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表现出可贵的把握能力,比如“边疆叙事”问题,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文艺研究》杂志发表了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论文,这篇题为《当代汉语写作中的“边疆神话”》的文字,把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边疆神话”放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偏离的视角下考察,从重述神话、由弒父到寻父的历史叙事、探险叙事与解密冲动等诸方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最终认为:“通过文学叙事所建构的‘边疆神话’,无论它采用现实主义还是新神话叙事,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种地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我们疆界之外的世界结构。它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中二元对抗的‘楚河汉界’模式消解的结果,也是当今各种价值观念和文明尺度,争夺‘叙事’权威,以及争取想象之合法性的诉求。”表现出较强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并且很有现实启示意义。

  而在台湾文学的研究方面,她的探讨也有一定的意义。发表于《南方文坛》的《孤儿的流浪与成长——论2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的“孤儿意识”》一文,在台湾文学“找寻——质疑——出走”的发展脉络中,探索出历史放逐一代人造成的“原乡”感、“异乡”感和怀疑主义的理论,指出孤儿意识引导下,“文学台湾”更让我们亲近,台湾作家在文学叙事和想象的层面“呈现了可能被扭曲的心灵史的前因后果”,不仅如此,“文学台湾的发现与理解,也是我们接近海峡两岸历史的一个通道”。显现出研究与评论扎实、通达的面貌。

行超

  行超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在场的,具有鲜活的现场性,她对文学创作现象、进展保持着可贵的细致与敏锐洞察,她对文学及文化文艺现场发生的一切总是保持着观察、吸纳、品评的好奇,无论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她都会以一种求真的目光去打量、研究和分析,调动与整合自己学到的知识,努力在鉴赏、品味中进行美学上的甄别和感悟。比方,她对路内、马小淘、周嘉宁、祁媛、林森小说的专论,表现出对活跃在创作一线年轻作家的极大热情,而她对从迟子建、林白到徐则臣、晓航等作家一些重要作品的赏析可以看出,她能够深入到作品的肌理之中,探究文字背后的一切。她没有停留在别人现有的结论里,更不屑于在已有命名或定义中深文周纳,她热情解析作家们创作发展的突出特点,鼓励他们发扬自信勇敢的精神,在创新中走出新路。认真的阅读,睿智的分析,感性的表达,让观察后的文字富于质感与知性,感受的真诚成为行超的批评最突出的品格。

  开阔的眼界,多方面领域的评论涉及,同样是行超评论文字的一个特点,她在报社负责文学评论报道,但在文学评论术业专工之外,看得出她作为长期读书、观影、音乐欣赏的积极参与者,对电影、音乐、综艺等等葆有很好的鉴赏力与评论热情,她的好学不断弥补着她初出茅庐的资历,她赞赏电视剧《唐顿庄园》中那种“不仅仅是笔挺的西装、复杂的礼仪和永远一尘不染的家,而是在需要的时刻可以抛下这一切,变成一个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舍身自我的人”的可贵;而且,我倾向于同意她对“小清新”的一些分析,比如她在《失败者的飞翔》一文中说:“在小清新所构造的那个远离世俗的乌托邦中,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着装打扮、说话语气和性格爱好等隐秘的线索寻找到自己的同类,他们之间也许素昧平生、也许只是萍水相逢,却常常能比日常生活中的同学、同事、朋友更能让彼此感到安心,也更容易在心底里惺惺相惜。”其实关于流行文化,认真留意,是能够捕捉到其中不少有意思的趋向和特质的。除国内文艺现状和作品,对欧美、日本以及港台文艺作品的入情入理精彩评论,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文字慢慢丰富着她的感受能力,大大助益了她的文学批评实践,逐渐地收获了一些精彩。

  评论本身有时就是记者职业的延伸,置身于文学第一现场的便利使得行超成为勤奋而有耐心的倾听者、对话者。“生活是值得的,如果生活不具有单一意义但却具有许多不同意义的话。”行超曾引用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的话,表达对缤纷时代现场的向往。是的,我们生活在世上,实际上就是在与日常生活、在与世界天天进行着对话,写好与世界、与生活、与人生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好评论。

 

  (作者: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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