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应邀参加“北京·2019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在开幕论坛上做题为《关注中国，关注当下》的大会发言，呼吁在我国音乐教育和广义上的音乐生活中，纳入更多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内容。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而刚刚过去的2018年又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纪念，我们有理由、有必要对自己的音乐成就（尤其是音乐创作的业绩）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一百年来，中国音乐发展速度最快、取得业绩最佳的时段正是最近四十年，无论创作、表演、理论研究、音乐教育乃至音乐生活和音乐市场的诸多方面均是如此。这个判断应是无需特别论证的一般常识，也是有目共睹的确凿事实：举凡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当然也不例外。

杨燕迪在“北京·2019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开幕论坛上发言

　　然而，在广大听众、一般乐迷的心目中，甚至包括专业音乐界，谈及近来和当下的中国音乐，尤其是代表“艺术音乐”典型样式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管弦乐、交响合唱、室内乐、民族器乐、钢琴音乐、艺术歌曲等，很多人仍会显得茫然——中国作曲家在上述领域中近四十年来的业绩，一定成就斐然，但具体提及究竟有哪些代表性作品，有哪些杰出的作曲家，这些优秀创作中又体现出怎样的艺术追求，触及到何种音乐和文化命题——不要说普通爱好者，即便是音乐院校和系科中的专业师生，常常也难以道清一二……

　　说起来，这应是很奇怪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高校中文系的师生对陈忠实、史铁生、王安忆、莫言、张炜、毕飞宇等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景观的作家不甚了了；同样也很难设想，就读电影专业的学子如果不了解谢晋、吴天明、吴贻弓、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贾樟柯等导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业绩，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艺术发展定位……

　　但是，在我们的音乐界和演出市场中，中国当代优秀音乐创作的“曝光率”和认知度并不高，这却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或许，当提及朱践耳、王西麟、鲍元恺、叶小纲等当代的中国交响曲代表，人们会知晓他们的大名，但听赏和了解他们的代表性交响曲作品（如朱践耳的《第十交响曲“江雪”》、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鲍元恺的《第三交响曲“京剧”》、叶小纲的《第二交响曲“地平线”》等）机会并不太多；也许，《伤逝》《原野》《雷雨》《野火春风斗古城》《骆驼祥子》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几近家喻户晓，但基于上述名著所创作的优秀中国当代“文学歌剧”却不太为人所知，更没有进入各大歌剧院团的演出季“保留剧目”系统；诸如陆在易的交响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杨立青的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陈其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等均可算是各自音乐体裁类型中的佼佼者代表，但在我们的学院教育、日常演出和媒体宣传中是否得到广泛确认，恐怕仍然存疑；另如汪立三、王建中这样的中国钢琴音乐作曲名家，人们知道更多的是他们的前期作品，而对他们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后期创作却知之甚少——而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这两位作曲家才在后期作品中得以自如呼吸，并终于创造出了足以和西方音乐经典比肩、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钢琴曲杰作——比如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和《他山集——五首前奏曲与赋格》，比如王建中的《情景》和《随想曲》。

　　然而，上述这些优秀音乐作品的社会知晓度还远远不够。毋庸讳言，在所有的音乐品种中，似乎只有“歌曲”（尤其是偏于通俗性的“流行歌曲”）这个类别的认知度和推广面相对较佳：毕竟，歌曲短小精悍，贴近生活，曲调须优美动听，歌词应朗朗上口，其成功与否主要看广大群众是否“喜闻乐见”而易于传唱——对一般歌曲的质量评判不仅较为方便，也更适合“民主性”和“产业化”的运作。也正因为如此，针对近几十年来“歌曲”这一品种在中国的发展线路，以及其中所涌现的优秀作品和代表人物，业界和社会所形成的共识度比较高：诸如改革开放初期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等著名作曲家的贡献，港台风的影响，“西北风”的风行，以及“城市民谣”的兴起，各类民间组合的兴旺，尤其通过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络和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歌曲”作为一种特别的音乐种类，在中国获得了相对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与之相比，其他品种的中国“艺术音乐”体裁（也即所谓的“严肃音乐”创作），就社会影响和公众认可而论，不免显得落寞，甚至有些“边缘”。

　　让人高兴的是，最近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并有明显好转。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推动，随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国歌剧、交响乐等“严肃音乐”创作得到大力扶持，对中国现当代音乐的重视也得到普遍认同。例如，继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大型乐谱出版系列《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并举行相关专题音乐会之后，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与上海音乐学院的专家、教授通力合作，于近年陆续推出《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等重要乐谱、唱片系列，旨在从学术高度系统整理和呈现中国音乐创作的沿革轨迹，彰显中国自己的优秀经典，弘扬中国自身的音乐品格。据悉，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在着力打造《中国交响70年》的专题唱片集，以“交响”的姿态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生日献礼。而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和人民音乐出版社也准备联手推出“新时代中国交响作品原创精粹”项目，集中展现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乐的优秀成果……

　　也正是有感于当前的这种情势，我近来一直在呼吁和倡导“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这一看似具有学术内涵和学理意味的命题，其实与所有人的日常音乐生活息息相关。对于音乐经典，我们对“古典音乐”中那些频频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和音乐厅中上演的“经典曲（剧）目”似已非常熟悉，于是很自然会反躬自问：我们中国的音乐经典有哪些？它们是否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我们是否应该在《春节序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红旗颂》《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已经得到公认的中国交响乐的经典系列之中，再不断加入新的经典成员？

　　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但具体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当下的乃至未来的音乐经典，这确是复杂、多维而富有挑战的行动。而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如要建构中国自己的音乐经典，很可能还无法脱离世界音乐发展的整体背景——很多已经融入世界大潮的乐坛人物，诸如陈其钢、谭盾、陈怡、盛宗亮等“旅欧”“旅美”华人作曲家，他们的创作往往植根于中华文化，携带着不会被错认的中国印迹，其中的杰作理应被纳入中国的音乐经典行列。或许可以认为，经典和杰作的涌现，这是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艺术门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社会公众也正是通过艺术中的公认杰作和经典积淀来认识艺术，进而理解人性、社会和世界。中国呼唤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经典——进一步，真正的艺术经典一旦出现，它便不仅属于原产国度和原生文化，而将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

　　（2019年6月1日改定于广西南宁“第八届中国-东盟音乐周”）

　　（作者：杨燕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音乐舞蹈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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