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那种资源匮乏的小山村，任何一个可资‘振兴’的条件都不存在。但是我喜欢铁人王进喜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给两委的班子成员讲的是有资源要干，没有资源创造资源也要干。”5月4日，面对中国民协的调研小组，有“京郊第一灯笼村”美誉的北京怀柔区九渡河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闫万军如是说。

　　红庙村，距离北京城区30多公里，因为村口曾经有一座红色小庙而得名。全村只有120多人，中青年出村打工的居多，白天能在村里看见的是二三十个70岁以上的老年人。红庙村村委会4人，60后的闫万军带领3个女性村委委员维持日常的村委工作。乡亲们戏称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闫万军1991年武警部队复员回村后，在轮胎厂打了几年工，日子过得平庸又乏味，“有劲无处使”的茫然感始终盘踞在他心头。

　　“2004年被选上红庙村的村支书后，镇党委书记夏占利要求我，必须得干点实事。在资源匮乏的红庙村，要想走出一条脱贫致富的大路，这需要领导支持、村民信任，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辜负了乡亲们的这一份期待。”闫万军说。2005年，红庙村没有场地，更没有像样的公路。闫万军斟酌再三，到附近的东宫村租借到了一间大库房，成立了“喜庆吉祥”灯笼专业合作社。15年后，闫万军带着调研小组，走进堆满各式灯笼的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的制作车间，介绍自己的创业史时，他有些自豪和感慨。毕竟每一个创业者的道路都不会是平坦的，其中的千辛万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闫万军的灯笼产业，源自多年前的一个梦想。“留下一份‘非遗’给后人。”是他的创业格言。他说：“红庙村虽然小，乡亲们也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是？”

　　闫万军自言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喜欢琢磨事儿。他发现每逢节假日，北京城的老城区有很多人家挂灯笼，很多机关单位也会挂红色的大灯笼，很多农村的人家也开始流行挂灯笼。他就打听灯笼是哪里做的，基本的构造和材质是什么。2005年，他远赴山东汶上学习灯笼制作工艺，2007年，他又借助“手工艺人下乡”活动的契机，专门拜“北京灯笼张”张明亮老先生为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灯笼制作工艺水平。慢慢的，企业开始有了利润，村民开始有了分红，不知不觉间，红庙村获得了“京郊灯笼第一村”的美誉。

　　闫万军说，除了善于琢磨事儿，还有认死理儿的性格。自己想做的事情，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别人的灯笼骨架是竹子的，他觉得钢丝更结实耐用，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但也不能抱着传统不松手。他用钢管做骨架，用不锈钢的钢丝做龙骨，灯笼很结实，上面可以坐人。就算是着了火，烧成了空架子，依然可以重新糊上灯笼布继续使用。灯笼有悠久的历史，全国各地有无数流派，无数风格，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无穷无尽的市场潜力。但是没有销售，就没有传承。没有经济效益，就留不住人才，也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参观闫万军的灯笼制作工场的时候，这位已经52岁的村支书，眉眼间充满了自豪和兴奋。他说他是灯笼设计爱好者，真正的乐趣在设计的过程中，具体制作交给儿子和聘用的普通工人。有些年龄大的灯笼制作传承人并不喜欢他“层出不穷的花样”，闫万军说，他们手上的制作工艺，是当时的人们喜欢的，现在时代不同了，必须把现代人喜欢的审美理念融合进来，才能赢得生存空间。在闫万军展示的灯笼品类中，有直径2米的超级大灯笼，有适合政府大门口悬挂的灯笼，也有年轻人用来装饰洞房的六角灯笼，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手工制作课上的袖珍昆虫造型的灯笼。他甚至把灯笼做成了宝瓶的形状，用青花瓷效果的布料覆面，作为办公桌上的摆件——灯笼通常是悬挂的，在他这里，可以摆放于案头。

　　舍得用料、货真价实、做功扎实、结实耐用……这是闫万军从张明亮师傅那里学来的“老理儿”，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他说，制造可以重复使用的灯笼，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别人恨不得客户今天买了明天再来买，他却追求今天买了几年之内不用买。别人用来做灯笼的覆面用的化纤布料，在他这里只配做包装布。大家都用钢管、钢丝，但是他这里的比别人的更粗、更结实。说着，他拿起一个圆形灯笼放地上，一屁股坐下去，果然纹丝不动。他说，现在做民间工艺的，过分追求商业价值，不知不觉就把文化价值推到了边缘。

　　每年秋冬季节，是闫万军的忙季，除了忙生产，还要忙翻新。旧灯笼翻新是红庙村灯笼产业的特有项目。他会挨家挨户把客户上一年度买走的旧灯笼拉回来，负责翻新。买新的300元，而翻新只需要100元，这样客户就少花了200元。尽管这么做凭空增加了不少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人工成本，但是他“没有算细账”，也许真的赔钱了，但是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坚守了传统美德的自豪感。

　　闫万军的另一段话颇具“网红”价值：“‘非遗’保护的核心什么？我觉得简单复制或者复原某一个传统工艺是不够的，还要把其中的价值、观念、审美保护下来。”这实际上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如何在“非遗”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区别“真非遗”与“假非遗”？“非遗”保护的“形”与“神”如何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红庙村灯笼产业的研发、制售，也体现着基层村镇“非遗”产业项目的“通病”：没有专业的营销团队，对市场的扩展也是止步于“按订单生产”，没有库存，没有规模，也没有真正的企业管理，对外出务工的年轻劳动力依然缺乏吸引力。闫万军单枪匹马，陀螺一样忙碌。从最初的“合作社”，到今天的个体经营，如何重新回到村民共同持股经营的集体企业模式中来，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解决。毕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是今天的时代主题。

　　对于红庙村灯笼产业的下一步工作，中国民协调研小组与闫万军达成了共识，相信也是区、镇党委政府的共同追求：提档次，上规模，把灯笼工厂做成灯笼文化产业园，配合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近在咫尺的水长城风景区提供旅游纪念品……把红庙村做成有文化内涵和核心价值的“京郊灯笼第一村”。

　　（作者：刘加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第22届米兰三年展上的“非遗”

　　《2018中国记忆》：让非遗融入生活

　　纪录片成为非遗传承传播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