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尹才干先生的近作《尹才干诗话》(现代出版社2016年12版)，读之有感，聊记于下，以就教于尹干才先生及诗坛大方之家，谬误之处，敬请海涵。

　　放眼当今中国诗界，熟知我博大精深的中华诗国文学史的为数不少，但能够更上层楼、驰目千里、心智明澈、痛批时弊、为病入膏肓的当今诗坛大泼冷水让其清醒或开出药方者，实在是寥若晨星。尹才干先生的确敢为天下先，在为中国诗坛认真把脉并开出属于他自己的药方者。

　　尹先生认为，如今的中国文坛，表面繁荣，实则乱象丛生，面临着严重危机。一些人仅看到作品数量的巨大、表面的热闹，就简单地认为中国文学正在极其繁荣的看法，他说他实在不敢苟同。数量不能代表一切，热闹更是虚火的表征，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还是看质量。就诗坛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诗坛的积弊实在不可小觑甚至有些积重难返了。“乱象丛生、失魂落魄、真假莫辨、良莠混杂”的诗坛状态让清醒者忧虑重重。(《对当代诗坛的一些思考》《现在不少诗歌成了“地沟油”》等)。尹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诗人群体中混杂着为数不少的假诗人、伪诗人。这些假诗人看似诗人，实则庸人甚至是诗坛的害群之马，其作品不堪入目，当然更不能怡情入心，却混迹在诗坛，有模有样。有的还高据要津，以领袖自居。有的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自然引起真正心忧中华诗歌发展的诗人和诗评家的担忧或焦虑。尹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深处江湖而心存魏阙、冷眼热心关注诗坛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诗家。

二

　　在书中，尹才干先生就诗歌与大众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看法，发表了对中国新诗发展现状的认识与担忧。认为中国诗歌现状的病弊之一就是新诗脱离了大众。就整个中国文学界而言，“文学冷饭”的状态持续不减，经典的数量很久未增加了，尽管新作品浩如烟海但优劣难辨，于是龙蛇混杂的现象就诞生了。而大众甚至根本没有一个恰切的标准来判断作品的好坏，很多人抛弃真正有灵魂、有内涵的作品，转而追捧那些所谓“文学”实则是“垃圾”的时尚之物，这实在是很悲哀的。正是这种脱离大众造成了“诗人们坚持认为诗歌写作是自己的事、内心的事，脱离社会、隔离生活，诗作只供自吟、自乐，或是圈子内交流;诗作几近等身，受大众喜爱的却寥寥无几”尴尬的局面。然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常识告诉我们，诗人一旦远离读者(大众)，也就无异于自掘坟墓。尹先生此言极是。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里涉及到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造成当下这种尴尬局面原因颇多亦颇复杂，其中，时代、社会、生态、传统、政治、经济等错综交织、盘根错节。当然诗人和大众都逃不了责任。有言云：什么样的时代诞生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读者造就什么样的作者。一个选择冷落，另一个甘愿被冷落。于是“饿死诗人时代”产生了，作家、诗人的地位尴尬也就可以理解啦。其实，关于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一些高头理论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和深奥。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那就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应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早期应重普及，这没问题。到了今天新诗都发展逾一百年了，应将重点逐渐移向提高，方为正常，但现实状态并非如此，这不能不叫人忧思。如果我们一味地迎合或迁就大众的阅读趣味，这样下去，大众的欣赏水平永远也无法提升。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当下大众的阅读欣赏水平，必然当下的读者与百年前的不可同日而语啦。

　　尹先生认为，今日诗坛造成这种局面的缘由之一是因为新诗失去了起码的规矩。所以，他要给新诗立规矩。比如建立诗歌的评价标准，比如诗歌的评分细则，比如诗歌的创作公约等等。(《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现代诗歌的评分细则》《不遵守创作公约 新诗最终将死亡》等)呼唤诗坛力挽狂澜者的出现，担忧诗坛再无相应的规矩和标准，中国新诗可能会逐渐走向死亡，等等，其忧虑之心、焦灼之情，可见一斑。

　　面对中国新诗的现状，尹先生提出了他的立根主张(《立根派宣言》《立根派诗歌创作公约》等)。他认为新诗遭受的空前冷遇，主要是当下不少诗人对中华传统诗歌的“根”持全面否定或无知的态度，而盲目以域外诗歌的形态、意识为“根”，生产出一种不符合、不适应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结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特点的诗歌。这是典型的水土不服、非驴非马。当然，还有诗人自身的其他多重原因。比如一部分诗人缺乏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为了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要求，甘心堕落，创作了一批批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把诗写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比如一些诗人缺乏高层次的文化素养，知识贫乏、见识狭小、视野狭仄，对诗歌既没有基本的常识，以为分行排列即可为诗，又没有掌握诗歌创新的基本技法技巧，而是一味地追风，复制别人的诗歌，成了互相复制的“复人”或“抄人”，哪里还有“诗人”的特质和操守可言。又比如一些诗人刻意抒发“小我”扭曲之意。不少诗人不去关心关照巨变时代现实社会的种种世相，一味沉溺于个人小天地，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崇尚虚假正经，沉迷于另一种形式的雕虫小技——在毫无语感和句法的情况下玩弄荒诞不经的文字游戏，总喜欢把诗歌写得不知所云或胡言乱语，毫无诗歌应有的可读性。所以，尹先生甚至提倡并实践写作打油诗和图像诗。这是否就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和坦途?可以见仁见智，进一步探讨，但尹先生的尝试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关于图像诗》《漫谈图像诗<十字架>的创作》《关于打油诗答读者问》等)

　　尹先生认为，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大众化是其必然要走的趋势。对于“大众化”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尹先生在书中提出“还诗歌于大众”。见仁见智，可备一说。但是关于“还诗歌与大众”内涵、方式、路径和所要追求达到的效果，我有一些个人看法，就教于尹先生。还诗歌于大众，这话题本身没有多大问题。但这实在是一个理想而非现实也许永远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景。否则，历史又会重演20世纪中叶诗歌大跃进的闹剧。我认为，“大众化”并不是要求大众人人都要写诗、也非人人读诗，诗歌甚至文学艺术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它必然属于小众的，并非每个人都能创作甚至阅读。读者(大众)与作者应当区分开来，还诗歌于大众是要做到让诗歌回归大众生活，表现或反映或抒写大众生活，让大众(社会)认同诗歌的价值，让大众有求真向善亲美的内在需求。而不能将写诗与读诗、诗人与读者完全等同。文学必然是高雅的东西，有时它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这里，我并非要主张剥夺一些人的写作权力。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力，正如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阅读的权力一样。当然，我们可以把写作视作一种爱好、一种修养，但不过写得好不好、是不是诗，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总之，我们还是要警惕哗众取宠、万众写诗的现象以及类似于20世纪中叶全民创作的闹剧重演，这就要求诗人在“还诗歌于大众”这一任务中承担起应当担负重要的责任与使命，普及诗歌知识、创作优秀作品、提升大众诗歌素养。优秀的诗人一定不是闭门造车的人，闭门造车的人不会成为好的诗人。因此，诗人有责任、也必须主动参与到这一艰苦漫长的诗歌或文学启蒙过程中来，将诗歌或文学还于大众，来自于大众，生活于大众，服务于大众。还诗歌于大众，并不是让诗歌迎合大众。一味地迎合或俯就大众是对诗歌还于大众地误解或偏解，必然会导致低俗的出现。若能做到这一点，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每个人必然都能从优秀作品的文字中感受、体会到莫名的亲切与温暖，这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源自于将千百年来被压抑在中华民族每一分子心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了这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那么，大众(读者)接受起来便有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文学素养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学生态良性了，我们的文学才有真正繁荣的希望。

三

　　尹先生反复强调，当今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由于作品或作家未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根基，根源出自社会问题(西化失败并且严重忽略了优秀的本土文化，大陆文学的“四不像”等)，整个文化生态系统都出了问题，那么，新诗脱离传统文化的现象必然就产生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的教育脱不了干系。

　　从新诗的发展推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中国文学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大众(读者)，而大众(读者)的问题根源来自教育。我们的教育导致大众几乎已经没有足够的水平和能力来阅读并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往往把看不懂的当作好作品，造成评判标准的混乱甚至缺失。导致这种现状的缘由并不是诗人亦不是大众本身，而是我们这些年来失败的教育。大众的盲目“跟风”与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的误导关系甚密。诗人本是大众一员又脱胎于大众，而大众整体的文化素质与文学修养不高，加之文学是需要天赋的——无论创作还是欣赏，而天赋的土壤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几十年来忽略本土、盲目西化的教育培养了一批如瞿秋白所批评的非驴非马的人物。这种教育下产生了两种极端国人，一种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不负责地胡乱把“崇洋媚外”的帽子扣给别人的自大狂人，而自己对中华文化也并不一定有多深入深刻的了解与感悟;另一种则是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唯洋是从的假洋鬼子。总体来看，这两种人都犯了同样都错误——对中华文化没有敬畏之心，看事不客观、不全面、不辩证，这也是我们教育最深的悲哀所在，更是盲目西化、抛弃传统不良后果。若不彻底改变这种基本现状，谈何发展中国新诗?何谈文学的真正繁荣?

　　正如作者尹先生而言，中国新诗要想回归中华大众，就必须认真地进行诗歌的民族化思考。这个“民族化思考”不仅仅是诗人的任务，也是大众的责任。中华民族当今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纯诗人性的，更是民族性的、社会性的问题。因此，新诗回归大众和崛起必定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漫长过程，需要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努力。而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必定要回归中华民族，表现出足够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以民族的方式讲述好中国的故事，这样才能做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才能让中国诗歌真正走向繁荣昌盛、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才会真正受人尊敬。

　　反观中国现代诗坛，“抄袭”和“厮混”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抄袭，打着所谓“借鉴”的旗号，却不顾借鉴的程度，重复前人的东西，读起来就像在吃残羹剩饭，毫无味道，颇为恶心，甚至连一些获奖诗人的诗作也是“借鉴”的，真有些匪夷所思。而真正优秀的作品，就像前面说过的，经典的数量很久未增加过了。现代中国缺少有个性、独立的优秀诗人，先不说一些作家诗人甘愿沦为某种势力的附庸，其诗作没有灵魂，当然更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甚至很多从事新诗创作的作者本身就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根本一无所知，这是很遗憾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以为，没有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积淀，你就没有资格参与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来，因为你对这个国度、这个民族一无所知，你就根本没有发言权。所以，新诗要想发展、繁荣，必须深深立足于老祖宗的优秀文化厚土之上，一味信任“舶来品”只会使文学日渐消瘦，最终走向灭亡，或者被演变。这种被演变局面不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作用，而是从20世纪初，我们的一些激进人士主动作为的结果，这亦是一件悲事，值得我们深思。不过，我们相信，从某些方面来讲，在这一系列时弊与挫败中，浴火重生，一些真正优秀的诗人可能会脱颖而出或横空出世。

四

　　一部诗歌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诗歌形式的变化史。中国新诗的诞生其实也是诗歌形式演变的必然。新诗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它的形式或格式的变化。尹先生明确反对新诗散文化，对此我持同样的态度，每读到尹先生这方面的文字，颇有知音难求之感，这也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之一。我始终担忧，若是提倡新诗散文化，极有可能会导致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逐渐消亡，真的就会应验诗歌消亡论的预言或谶语。也许倡导新诗散文化的同仁初衷本身并非如此，但是其后果的负面性是不言而喻的。诗所以为诗，必然是有其自身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固有特征，有其内在规定性。这就是我们谈的文体意识。诗人要有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若是一味地淡化、弱化文体固有的特征和规定性，那么，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最终也将荡然无存，堙灭于浩瀚的文学宇宙之中，对于一个诗人来讲，这是很恐怖的结局。其实，所有的文体必须有严格的区隔和固有的特征。否则，还分什么文体呢!所以，我历来主张，新诗可以吸收其他文体的优点，但反对新诗散文化，倡导新诗要格律化或韵律化——当然，我所言的格律化或韵律化绝非回到旧体诗词的格律上去。新诗必须传承传统诗词的韵律又借鉴吸收西方诗歌相对自由、灵活的特点，形成一种新的规范化自由体或自由式的规范体新诗。这样的新诗才能真正融入或流淌中华民族的基因，真正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优秀的、独立的中国新诗。我们既然选择学习和借鉴西方，就不可以忽略西方诗歌的发展样式，其实西方的诗歌也有限制和韵律要求的，比如十四行诗和英国教会唱诵赞颂体等。因此，中国诗歌欲想完成破茧成蝶，涅槃重生，必须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同时学习借鉴西方自由体诗歌的优势，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漫长的，但是在这之后腾飞的必然是那绚丽多彩的身姿和里程碑式的巨作诞生。(《中国新诗该如何写?》《漫谈诗歌创作》《关于当代诗歌的创新》等)

五

　　对于新诗的未来，尹先生认为，其发展必然经过四个时期。就实践而言，每一个阶段大约都需要在百年以上的时间。初创期：五四时期至二十世纪末。发展期：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在野诗人”和“执政诗人”论争比较激烈。他们的论争又会经过三个时期。1.“执政诗人”排斥“在野诗人”时期。2.“执政诗人”对峙“在野诗人”时期。3.“在野诗人”取代“执政诗人”，而成为“新的执政诗人”时期。高峰期：到那个时期，中国新诗将空前的繁荣，真正的“大家”会涌现，名作或巨作会迭出。衰落期：那个时期，是“新诗”定型化的内容、形式等逐渐与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渐渐将会被另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所代替。(《浅谈中国新诗的发展》等)

　　尹先生的这一设想应该是总结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并结合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状态后得出的总结式判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毕竟历史是当今的镜子，后人是前人的学生。尽管如此，我以为这些论断与预判尚缺乏史料支撑与确切事实证明以及严密的逻辑推导和精准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会和误解。比如对发展阶段时间的预设就缺乏实证和依据，比如对“执政诗人”、“在野诗人”等缺乏学科界定，比如对衰落期的认定有误——那不是诗歌的衰落而是某种诗体的衰落，等等。

　　总之，拜读尹先生的《尹才干诗话》，掩卷沉思，确实让人受益匪浅。相信尹先生会对新诗的发展做出更严密的论证、更科学的论断和更精细深入的研究，也祝愿中国文学日益繁荣昌盛，更期待中国新诗成功破茧为蝶，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的复兴，倘若文学(诗歌)缺席，那一定是遗憾甚至残缺的。

　　（书评人：蒋德均，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书作者：尹才干，工作于武胜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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