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毛时安先生坐在黄浦江边听闻，读普希金的诗要看过别林斯基的评论才有味道。二十几岁哪里能体会得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更想为每个女孩子读一读《你憔悴而沉默》，你憔悴而沉默，悲伤折磨着你；少女的唇边也凝固了笑意。你刺绣的花朵和图案早已没了灵气。你精神萎靡，喜欢无言的愁绪。啊，我了解少女的哀戚，我的眼睛早已读进了你的心灵。别遮掩爱：我们爱着，就像我们被爱，温柔的少女啊，爱情让你激动。幸福的小伙子啊！告诉我，他们中间，那个蓝眼睛黑鬈发的帅哥是谁？你脸红了？我沉默了，但我知道，我知道一切；如果我愿意，我会叫出他的名字。他是不是一直一直注视着你的窗户，一直都在你家附近徘徊？你在暗处等他。他一走，你就跑出来，躲在后面凝视他的背影。在闪亮的五月节日里，坐着豪华的马车飞驰，每一个自由而勇敢的年轻人啊，都会放马飞奔而来。也是这篇短诗，我才感悟到别林斯基说的，普希金所特有的因素是主宰这些诗的一种哀歌似的忧郁，从起头就可以看出来，忧郁比欢乐和玩笑更投合、更切近于普希金的缪斯。常常是这样，他的一篇诗开始带着高兴和玩笑的调子，最后以忧郁的情绪收场。这忧郁的情调，仿佛是一篇乐章的最后的旋律它只有它留在你的心灵上，并且把以前的各个印象都盖过了。评论能够如此这般引人入胜，就同毛时安先生所言，那是技、艺、道的循序渐进并一以贯之。

　　我想毛时安老师在“如何写好作品评论”课堂上谈及的文化立场与文化在场观点，是可以回答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上讨论的绝大部分议题的——评价要有基本立场和强大的现场穿透。基本立场就是评论者价值观的体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里我想到柴静刚到央视评论部时，陈虻把一盒烟拍在桌子上，对她说，“我把它放医学家面前，他肯定会写尼古丁含量，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的人的多少倍……”“我让经济学家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烟草是国家税收大户，烟草走私对经济影响……”“我让搞美术设计的写三千字，那哥们肯定会写：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最后，他才问柴静：“这三千字给你，你怎么写？”柴静一下子蒙了，不知如何回答。陈虻缓缓熄掉手里的烟，他说：你有自己看待世界的坐标系吗？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反问自己的问题，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是好的，什么样的选题才有意义，你的评价标准是如何形成的，最后，你精耕评论是为了什么？这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成熟的价值观和日积月累地观察来做支撑。

　　那么文化在场就如毛时安老师说的，这个时代极速前进，需要有人去记录它的变化，后人才能了解这段时期的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中国人经历了什么。如果说立场是文艺评论者与自己内心以及作品的相处，那么在场便是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直接交流。月初时候，毛时安老师的新书《攀登者——上海文化的目击与思考》在上海书展首发，在书中，他评价了上海这些年获得重大国家奖项的作品，它们是上海攀登的足迹，见证了上海文化界从艺术高原到高峰作为攀登者而努力攀登着的过程。他曾说：“几十年来，我的生命相伴着这座城市和她的文化。这四十年，我更是作为一个始终的在场者，看着上海文化一路走来的全部艰辛和努力，还有结出的满树繁花，累累硕果。”在场一定是带着热爱去目击和思考的，一定是对文艺最前端的资讯充满了好奇与敏锐度的，一定是捧着赤子之心将评论同创作守望相助的。

　　在确立文化立场和文化在场的基础上，方可谈厚积薄发、转换话语方式，方可将评论当成一种创作，方可反哺上游产业。文艺评论不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求真心、正义、无畏和想象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焦虑，创作者的焦虑通过内容生产去释放，文艺评论者要做的是尽可能将它们触达更多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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