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培根铸魂 引领艺术精神

——第三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举办

　　11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西北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在西安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根”与“魂”——艺术精神与民族复兴，马也、尹鸿、路侃、吕品田、李震等专家围绕主题作了主旨发言，提出了艺术家对艺术培根铸魂功能应具有自信、倡导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培根铸魂要建立在中国现实的伟大实践上、新中国美术是民族复兴之志的一种话语表达、时代要求中西文明互鉴融合等鲜明观点。袁正领、吴丰宽、郭立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在圆桌论坛上，来自全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就“新中国70年文艺的精神品格与话语表达”“融媒体背景下文艺的根脉融通与阐释向度”“新时代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的路径”三个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文艺长安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承办，每两年举办一届，论坛以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要方向，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文转载自《中国艺术报》2019年12月25日第6/7版）

　　【主旨发言】

　　培根铸魂与艺术自信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家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培根铸魂，是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双重职责。根与魂存在于具体的艺术作品中，也存在于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现象中。根与魂永远在生活中，永远在人民中，永远在民族精神中。离开了根与魂，就会六神无主、本末倒置。我们对培根铸魂的理解和研究，既可以从功能论、价值论角度出发（艺术作品对人的育化滋养作用） ，也可以从本体论角度出发，研究艺术作品、研究艺术种类，例如戏曲剧种的根与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同样，文艺创作和批评也要有根和魂。

　　如果辩证地理解，一切事物都有“根”与“魂”的问题，丢了根与魂，就会本末倒置，魂不附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一座剧院是有魂的，剧院的魂不在于它的辉煌布景和灯光，而在于艺术家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人类最深沉的思想。现代都市也是有魂的。如果一座城市只有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高速路、立交桥，而没有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剧场，这座城市很可能也是没有根与魂的。剧团的魂是剧目，剧目的魂是思想，是形象的精神高度。

　　当前有些艺术创作，充满着各种“非艺术化”的急功近利。艺术的不自信也来自于艺术家自身对艺术创作、艺术表现、艺术功能的不自信，对艺术规律的不自信，对艺术培根铸魂功能的不自信。实际上，艺术化的表现可以比口号化传声筒式的表达更形象、更生动、更饱满、更感动人、更具有持久性。

　　在当前的背景下，有的艺术创作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与生活的距离和速度问题：仿佛越快越好越近越好。很多艺术家忽视了艺术创作规律，不相信厚积薄发，也不相信艺术创作要有推敲，不相信艺术创作需要对生活消化、需要时间的沉淀，不相信艺术创作对生活、对人性应该有深入的思考。他们来不及“苦吟”和“十年磨一戏” 。当然，文艺毕竟要紧跟时代、表现时代，但文艺创作要有自身的规律，艺术创作也有它的“真理性” 。

　　艺术自信主要是指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自信。我们要相信伟大的作品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培根铸魂；要相信中华文化、中华艺术五千年的传统和积累，以及它的表现手段和表现能力；要相信中华文化是有魂的，中华艺术是有根的，这种根与魂，可以催生新时代艺术的现代转化；要相信伟大的或优秀的作品具有培根铸魂、引领人类精神的作用，比如批判现实、反思生活、忏悔罪孽、唤醒良知、净化灵魂、拯救人生、剖析人性、重塑人格、告别平庸、找回意义、找回希望、找回春天；要相信，艺术审美具有无限性、精神性、超越性、不朽性和永恒性的特点。

　　对新时代文艺创作三对关系的思考

　　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新时代文艺创作存在三组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这三组关系是一个时代产生伟大文艺作品的关键交叉点。我们怎么对待这三组关系，意味着文学艺术将走向什么样的高度。

　　首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任何传统都是当时的现代，传统之所以凝结，是因为回应了彼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当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因此，任何传统都是不可逆转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数的文化大师们所批评、所批判、所深恶痛绝的阻碍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那些东西，今天如果重新全盘拿来，作为文化之魂，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我们要警惕盲目的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华传统文化一定要放在新的、现代的社会基础上，要在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转化。例如三从四德在表述上似乎有道德合理性，其压抑个体自由和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扬弃。中华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知，使其能够与现代化转型步伐相一致。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向后看，可能就不是自信。过去只能支撑我们走向未来，我们一定要面对未来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这方面，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还是王蒙、莫言、路遥、陈忠实、铁凝、刘恒、余华等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艺术传统，都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和突破。

　　其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地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向世界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后来我们寻求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努力都是中国想重新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要为世界作贡献，中国要被世界承认，中国要走向世界。“五四”以来的那些大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熟知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接受过非常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他们在学术上、创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莫言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的小说从创作方法到价值观、文化表达，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第五代中国电影导演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影坛刮起中国风，恰恰也是因为他们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融为一体。因此，我们理解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不是让中国与世界对立，而是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为世界文明作贡献，为人类共同体作贡献。

　　最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这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中国70年来创造了世界奇迹，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文学艺术有义务表达这个时代的进步。但是，如果文学艺术只停留于歌颂一个时代，它一定成不了伟大的艺术。从古到今，任何经典的、伟大的作品一定包含有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期许。文学艺术既要歌颂当前伟大的时代，也要用未来的视角观照现实。现实主义一定包含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性。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保持对现实的审视。电影《我不是药神》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揭示现实的困惑和创痛，但最终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也都是理性主义的。 《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是这样，鲁迅的小说也有“亮色” 。反映现实、超越现实，是积极现实主义的方向。

　　经过近20年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中国电影每年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观众的观赏水平越来越高。今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电影创造了接近60个亿的票房，创造了有史以来国庆档最高的票房纪录。这说明，文学艺术如果能够接近老百姓，接近民众中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可以得到市场认可。文学艺术有多种功能，我们希望有更多主流的文学艺术创作积极地参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量。

　　培根铸魂与新时代艺术精神的宏观视野和审美追求

　　路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培根铸魂是从根本上联结了文艺的宏观与基本的内涵和外延，即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与内在规律的重要命题。培根铸魂既关系到文艺与社会大局的相互影响，也关系文艺自身的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需要增强和提高的根本方面。

　　一、培根铸魂体现了文艺的大局观，贯穿于文艺发展史，是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培根铸魂是文艺史上一以贯之的根本社会功能。很多文艺名作，都因为对社会的深刻反映、动员和激励而成名。人与社会在这些名作的影响下成长、凝聚，发展进步，凝神聚力。文艺的历史长河因此能够波澜壮阔、激动人心，人们因此而以优秀文艺为灯火和温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艺培根铸魂的具体内涵不同，但始终贯穿了为民族团结进步创造凝聚力和前进动力的精神作用。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高质量要求，在根本上需要文艺更好体现对人们精神的培根铸魂作用，从而培育和坚定人们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其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和信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即给人审美形式的正面力量。

　　二、新时代文艺的培根铸魂要体现时代性和发展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艺术反映，要建立在不断进步发展的立场上。我们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一直是在继承实践、探索改革和吸收借鉴中形成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对伟大事业的艺术反映，也需要具有发展的眼光。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用发展和进步的理念看待我们的事业和历史，往往就能够凝聚起更广大人民的团结，就能够扩大艺术表现的视野，就能在艺术中全面看待生活中的正面与负面。其中既不回避又正确反映现实问题，提供积极思想和精神高度，是创作应该重视的。

　　三、文艺的培根铸魂要有人民性，体现人民情怀。艺术表现的精神应该是植根于人民的平凡而伟大的实践，又服务于人民。艺术的思想内涵要来自人民的生活创造，不能脱离人民的实际。培根铸魂应该体现出多层次性，宏大与微小、英雄与平凡，一切能够折射社会与时代的美好善良的内容都值得表现。多层次的丰富性才能铸就根与魂的深厚，丰富厚重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共同理想。文艺需要有更多宏大性与人民性紧密结合的优秀作品，艺术地体现人民的实践、生活、情感与祖国事业的联系，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人民团结和价值认同。

　　四、文艺的培根铸魂一定要坚持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实现路径，通过美的创造、传播和欣赏来实现，以艺感人。形式和技术、个性和创意是艺术能够保持独特性，加深人的精神感受的重要方面，它们是文艺区别于其它文化的显著特征。依靠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平台和依靠艺术家的艺术个性、艺术想象，是当下艺术形式创造两个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主要流向。前者作为生产力的进步，更能反映时代的发展，后者的影响力更多取决于艺术家的人文修养、精神高度。形式和技术创造要与积极的精神内涵相统一才有价值，创作十分需要积极精神下的形式追求。

　　五、培根铸魂根本上要建立在中国现实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文艺要发挥好培根铸魂的作用，要在开放的世界眼光中，表现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心，从中汲取中国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各方面发展带来的信心。文艺生产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也不能只为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和精神高度，而要发挥好市场经济的积极动力，以各方面现实为资源，努力实现经济与精神艺术的相互推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必须与深厚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才能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品质。

　　新中国美术：民族复兴之志的一种话语表达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化作为百年延续的历史主题，始终寄予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志，也构成了70年以来新中国美术的一种整体性。民族复兴作为一以贯之的宏伟社会理想和社会实践，是把握中国美术的宏观历史视角和价值依据。新中国的美术交流、美术创作、美术研究、大众美术教育、重大艺术实践，也是民族复兴之志的一种话语表达。

　　美术交流是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关键词。这一时期的美术交流虽然存在着信息交换不够对等、缺乏互动与文化判断和选择的情况，却寄托着中国人希望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热切心志和诉求。回顾新中国70年的历史， 21世纪之前的美术交流，无论意向还是实践，我们一直是在向国外学习或借鉴。合着国家社会实践的脉动，我们学习的对象经历了从20世纪上叶的西欧到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的变化，美术形态及其折射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随之变化。

　　美术创作是新中国文化艺术最为活跃、最能直观呈现新中国精神面貌和人文思潮趋向的领域。随着新中国社会实践主题的转换，美术创作必然介入追求民族复兴目标的国家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中。自律和他律的相互作用，造成美术创作错综复杂的格局和起伏跌荡的样态，但追求民族复兴的价值趋向却一以贯之。

　　新中国70年来美术研究的趋向一直切合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脉动，它以中国现代美术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构成一种现代化美术理论形态。真正体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美术研究是大势所趋。借助阐发、讨论、批评与争鸣等学术活动的史论评注，新中国美术研究不断加强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促进了整个中国美术形态的现代化。

　　大众美术教育的关键是依仁游艺、明德铸魂。中华文化素来以人性发扬为精邦治世的根本，重视以美术陶养化育止于至善的君子人格。追求民族复兴的当代社会实践需要扎根时代生活的明德，需要以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艺术形式，达到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教化目的。

　　新中国建设70年的艰苦卓绝奋斗，赋予中华民族以重新审视世界的历史高度。这既是把握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契机，也是光大中华审美精神和艺术经验的伟大契机，更是协和万邦、构建人类文明至善发展之新天下体系的伟大契机。

　　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美术领域大力开展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体系化建设，深入探寻切合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生活基础的学理体系和实践体系，把新中国美术建设与至善人类文明建设的目标融为一体。

　　融合与复兴

　　李震（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这里讨论根与魂的问题、艺术精神与民族复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复兴，不是复古。复兴是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向选择的结果。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讲，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如果站在中国的视域来看，中西文化的关系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经历了19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民族本位的立场，此为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的过程，此为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化走完了正与反的二元对立阶段，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融合便成为主题。现在的情形是，东方人还在学习西方文化，而西方人开始学习东方文化了。西方人学习东方文化并不是仅仅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学汉语。西方的精英人士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因此，这种融合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我们想融合，而是双向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不是对抗的时代，不是非此即彼二元选择的时代。

　　这种融合既延续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又出现了媒介之间的融合、学科之间的融合等多个层面。最近教育部出台的有关新工科、新文科的培养计划，这个“新”就是融合，就是传统学科与新技术学科、新信息科学，特别是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之间的融合。过去学术界研究的大都是单一学科，隔行如隔山，现在必须打通，特别是自然科学、理工科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融合在一起。

　　文化的融合当然是最根本的融合。这方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更为重要。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其实就是过去。正是过去的一切沉淀成了文化。而我们的目的地则在未来。如何将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与我们的过去在今天相互融合，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过去太看重了线性的简单进化论的观念。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完全不会是一条线，不会是一往无前的流淌，而有可能是一种滚动。这样的话，未来和过去，常常会在今天的某一点是相遇，而且构成推动历史的张力。这就是我从文化的意义上讲的复兴是一种融合，是未来和过去的相遇，是另一种融合意义上的创造。所谓的发展进步，其实是多种文化元素的汇聚，而不是某一个文化元素最后取得了胜利。

　　我们今天在西安的土地上讲复兴，可谓天时地利。天时是指今天我们国家正在实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业。地利是指西安这个地方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孕育之地。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在这里建立，周公旦制礼作乐，开始推行礼乐制度。所谓乐者，天地之合也，礼者，天地之别也，礼乐平衡发展，构成了当时的治理结构。这套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敬德保民的思想。从后稷开始一直到周文王、周公旦，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故事大多在讲“德” ，亦直指孔子后来命名的“仁” ，这是我们民族的魂。另一个根基是“保民” 。周公以民为至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历史证明，我们今天讲的立德树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治国理政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做法，完全顺应了我们祖先的意愿。

　　由此可见，培根铸魂应该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又不能因为吸收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去拒绝别的文化，而是要让多种优秀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要让过去、现在与未来融合。只有融合，才会为民族复兴带来契机与希望。

　　【圆桌论坛】

　　11月28日，第三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圆桌论坛举行，论坛由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屈健及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谷鹏飞主持。屈健表示，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引领风尚、培根铸魂、守正明德，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课题和重大使命。谷鹏飞表示，本次论坛基于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和现实针对性，会议发言体现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精神指向性。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棍子批评” “友情批评” “红包批评”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冗余的时代，面对海量的作品，批评具有发现的功能：发现好作品，发现好作家。当代文艺批评和研究最大的区别就是介入当下或者介入现实，引领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文艺风尚。因此，批评是发现的艺术，批评是沟通的艺术，批评是介入当下现实的艺术。生活在现实中的批评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大困境：知识困境和道德困境。当代文艺批评家要坚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和理论素养，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运用于文艺批评的实践中，有效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指导性。

　　戴清（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

　　当代剧集创作曾经出现理论无根、理论失语的情况。因此，剧集创作需要回应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突出文化的启蒙意识。现实主义精神是要讲启蒙，要讲立人主题，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化命题，也是当代特别重要的文化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前些年的现实题材剧出现了偏离的现象，现在有了回归意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府扶持下的百部现实题材剧剧本，实现了源头的把控，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到2022年，在价值导向上、在主流审美意识形态弘扬和继承上，近百部现实题材剧将会有大放异彩的表现。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作品是具体的文化实践。文艺批评实践要通过激浊扬清来对创作施加影响。

　　顾平（南京艺术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传统中国画在认识上形成了四个层面：一是独立系统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充满智慧；二是水墨为语言方式的载体，这种载体主要是对自然之道、人生之理、文化之趣的表达；三是特殊的文化生态，技艺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四是对传统方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传统中国画智慧包括思想智慧、造型智慧、技艺智慧、传承智慧。中国画包含形象、笔墨、意境三要素，这三根艺术之线，编织着中国画在当代的引进和新生。在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握其材料上的度、造型观念上的度以及意趣上的度。

　　杨斌（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旗帜与传统。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从作品美学到接受美学，包括文化研究等话题，都是在探讨艺术品和社会受众之间的关系。新中国美术与大众的关系，按照主流阶段可以分为五个方面：适应、限定、挑战、迎合和共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活动赋予了鲜明的大众化色彩，大众既是美术创作的源泉和依据，又是被塑造培养的形象，美术创作和大众接受之间由此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先锋美术的挑战，让大众美术惯例发生了松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消费意识形态兴起，艺术开始有意识地迎合大众。美术与大众的良好关系，应该在文化的层面上才能建构起来，美术应该积淀丰富的文化认知和感性形式，大众应该在历史实践中建立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

　　崔伟（荣宝斋出版社社长）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新时代的书法工作者，要深刻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推动新时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及发展。一是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精神的认识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实践、检验的过程，也必将是一个突破既有认识水平的创新过程。新时代的书法工作者应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探索，秉持一定的探险精神、无我精神和平等精神。二是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应以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另一方面是应积极融入时代生活，加强对现代互联网传播技术和诸多科技工具、手段的运用。

　　赵启斌（江苏美学学会理事）

　　在古长安举办2019年第三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艺术高峰的出现一定要呼应时代命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新观念新方法，也要关注宇宙学、量子力学、物理学、化学、数学、脑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变化、新发展；二是要继承我国悠久的传统优秀文化，以人民的精神情感、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中心进行艺术创作。与20世纪的大艺术家成长过程相比，当代的艺术家正处于一个碰撞、沟通、多学科交叉进展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我们要想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必须抓住新时代出现的历史性机遇，抢占先机，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创造性发挥，才能创造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艺术作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夏滟洲（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批评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通过提高创作水平来带动受众的欣赏和审美水平。从事音乐批评需要具备懂音乐和能表达的素质。这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决定了音乐评论究竟评什么和怎么评的问题。由于音乐的特殊性，要求音乐评论者要有更高的艺术趣味和更懂音乐的能力，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要有更丰富和完备的知识结构，这是一种受制于技术的理论储备。综合二者，并置于社会文化的上下文中，不仅会带给评论者独到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理解力，养成更高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和更高的鉴别音乐作品的价值能力和素养，音乐批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也基于此而彰显。

　　杨乐生（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

　　“根与魂”落实在艺术精神上，就是要探寻中华文化精神的本质。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是我们今天探讨中国艺术精神、民族复兴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当代的艺术家要反思一百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提升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反思意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要向先贤前人学习，清醒地了解和认识自己。

　　王鹏程（西北大学教授）

　　文学艺术一定要有根有魂，根不深则叶不茂，魂不守则身难归。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话语。在内容上， 80年代寻根文学非常复杂，是兼容并包的，它既有启蒙主义的话语，也有民族主义的话语。寻根文学对当代文学影响非常大，从方法上对当代文学进行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训练，也开启了先锋文学；从文化反思角度，提出了民族文化系列的反思。在当代语境下谈“根与魂”的问题，必须要有现代性内涵。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超国界、超民族性的。我们要摆脱图解政治话语以及意识形态跟风的做法，才有可能真正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和发展。

　　李晓庵（山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创新不能脱离传统，脱离传统的创新将会是空中楼阁，是没有根脉的，也是不长久的。寻根溯源，依托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传统才是创新的最佳路径。在当代艺术发展中，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才能学会如何融合外来文化并为己所用；将其他的文化经过学习内化后，基于自身的传统将其重新表达才是创新融合的关键。多年以来，艺术家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其间有人寻根溯源，在传统中寻求突破；有人探索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在中国的有效转化。这些不同的探索，都对当代文艺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对艺术创新而言，传承是一方面，融合吸收也是一方面，二者并不矛盾。中国艺术之根需要我们寻根探微、正本清源，中国艺术之魂需要我们在一幅幅、一部部、一首首的作品创作中去不断凝练和不断升华。这也正是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认真去做的工作。

　　巨石（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形成了一种向新的艺术高峰发展的态势。在国际视阈下看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要求我们在坚守民族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并进行发展创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 ，以“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为指导，以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李梓盛、康师尧为代表，以创新的思维对民族艺术进行革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没有文化根基的作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被摒弃。探讨中华文化的根与魂的问题具备积极的现实意义。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和坚守民族文化再创新、再发展，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培根铸魂的事情。

　　郭琳（西北大学教授）

　　新时代，面对新问题，艺术工作者应把握好体验生活的尺度、表现生活的尺度，以及艺术创新的尺度。如何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艺术创作者与艺术评论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无论是艺术评论还是艺术实践都要坚持底线和操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树时代文化之高峰。

　　解安宁（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主席）

　　中国书画的灵魂是“情” ，“情”就是精神，精神就是生命状态。中国书画在表现形式上要更多地思考当代性的表达。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是由于时代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表达，是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中国式表达。因而当下的艺术创作者能否与时俱进地将正能量在书画创作中传达出来，是艺术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刘熙载在其《艺概》中说： “圣人作《易》 ，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从另一角度理解，“象”就是今天讨论的“根” ，而“意”应该是“魂” 。“魂”是思想，是精神，是观念。 “根”是载体，是身体。魂可以因根的阅历、修炼、积累而发生易变。“根”同样会因为魂的升华而呈现不同的表象。从物理层面说根是物质的客观存在，而魂是超越时空的意识形态。作为书画作品来说，“魂”的表现要以作品的形式来传递，要尽致达意还要有精湛技法支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扬工匠精神，追求“三精”的艺术创作原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长安论坛要贯彻的核心精神。

　　张哲（西北大学副教授）

　　犍陀罗艺术受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也对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在衣褶的表现上。其中一些“之”字形的衣褶表现形式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佛教雕塑，具体的特点表现为衣褶的装饰图案化及平面化。佛教作为超验的存在需要以一种图腾式的形式来表现一种神秘力量，而中国佛教雕塑在衣褶上趋向平面化的原因与之密切相关。

　　刘艳卿（西北大学副教授）

　　“长安画派”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地域性的画派，它在中国画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长安画派”文化体系的核心层有三个方面：以赵望云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以石鲁为主将的延安革命文化和以何海霞为主力的传统文化。从文化体系角度来说， “长安画派”并不单一，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结构性组织。其主要的艺术思想是“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 。 “长安画派”对新中国美术的创新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江鹏（西北大学副教授）

　　外来佛教绘画经过唐代长安地区画师的融合改造后，形成了具有写实性山水图像元素的佛教绘画样式，从而区别于前朝的佛教绘画风格。这种绘画样式广泛传播，影响了敦煌及日本佛教绘画的发展。唐代长安地区艺术更新发展的轨迹为当代文艺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遗存，阐释和分析这些推进的力量和革新的动因，对当下传统艺术精神的转化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文艺发展中“根与魂”的问题。

　　唐萍（西北大学副教授）

　　陕西当代的美术呈现出诗意性审美形态为主导、受都市文化影响的当代审美形态为特点的面貌。受地域因素的影响，陕西的文化形态更多以乡土文化为根基。陕西当代美术在传统的诗意审美和当代的多元审美影响下所做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从传统出发反映时代文化特征的创新性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为陕西美术参与更为广泛的艺术对话，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思考的发展路径。

　　温雅（西北大学副教授）

　　新时代女性艺术家社会身份的某种缺席、新生代女性艺术家在中国传统精神探索上的缺失，以及女性艺术家创作主题的局限等问题，成为目前女性艺术家面临的困境所在。在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环境中，希望女性艺术家和女性批评家能够在社会变革中，重新认识和审视自身的生存现状，解决长期以来的悖论，在新环境中以信心、决心和想象力迎接挑战，在艺术创作和评论中有所突破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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