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仍然是互联网的时代，却与新世纪初的互联网有着迥异的面貌。新的技术让互联网以更加多样的形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大数据时代，文艺何为?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以此为发言主题。他认为，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讲，我们本不应该迷信大数据，因为大数据并非万能的，人类的情感、创意、想象，能用大数据、云计算计算出来吗?但是，大数据确实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艺格局。那么影响在哪里呢?他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对等级化差异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即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等因素造成的文艺的存在方式和结构形式发生改变。

　　“我们文艺的价值范畴大幅度调整，我们的理论批评方法和标准也大尺度地更新，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文本形式都会变得陌生起来。 ”杜国景举例到，边疆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口头传承是他们的根，但是现在凭借大数据时代的比特技术、 VR技术、赛博空间，他们的一些作品就可以超越文字跨越文字阶段，原生性地把自己的民族语言风貌体现出来，并得到永久保存，这是以文字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艺术形象的转移。大数据网络代表的开放平等和互动平等，对于提升文化自信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寻根互联网与诗歌的关系，厦门城市学院教授陈仲义发现，网络诗歌经历了拥有百余家诗歌网站的辉煌期、 2005年中国诗歌的博客年，然后到现在的微信诗满天飞。他总结出网络诗歌的几个倾向：一是以游戏性为主要价值，二是以无厘头为表征的美学风格，三是更像脱口秀兼杂口语化的连锁游戏，等等。

　　正所谓技术改变媒介，媒介催生新的经济生态，然后最终又改变艺术生产、营销模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谈到电视剧行业实践倒逼政策的现象。她认为，现在技术的、媒介的、资本的力量都非常强大，对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是一大挑战。仅仅五六年的时间，视频网站就得到迅猛发展，视频航母出现，视频付费用户大量增加，尤其是与一线卫视强强联手，可以说已经成功地打通了电视剧产业链的上下游。但是，也要看到视频网站的自由竞争还不充分，呈现高度集中化甚至垄断的局面。另外，网络文化的尺度还是缺乏节制，去规范化、去精英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语言粗鄙化、病毒性传播等问题都很突出。对于视频网站来说，未来如何在整体体量增大的情况下更加多样化和精致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络文艺的蓬勃发展，倒逼理论研究。对于艺术家来说，网络是利好的，因为有助于作品的传播；对于艺术作品来说，竞争又是严峻的，各种形式的产品看似有了艺术属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共同分享受众的审美市场。在“互联网+”的公式下，电影与互联网的关系又该如何把握呢?现在有种争论，到底是互联网在为电影打工，还是电影在为互联网打工呢?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刘军认为今天中国的电影产业里， BAT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巨头首字母缩写)并没有占到一统江湖的局面。不论是传统电影向互联网方向发展，还是互联网资金投入电影，这两种路径都是应该肯定的。中国电影如何才能不总是跟在美国电影的后面?这样的焦虑，让中国电影业当下的态度是积极拥抱互联网的出现。但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不差钱的企业投资的电影，在大数据的分析下是受到大众欢迎的，尽管可能是低俗的、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什么?政府应该支持草根力量、新兴力量进入到电影业里，壮大原来所谓的精英创作队伍。今天虽然不是艺术的狂欢，但电影产业确实需要实现更新，实现业态的转变，实现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谈到网络文化与中国泛娱乐审美的话题。他认为，网络文学已经拉动了中国的娱乐市场，它以多种文艺形态走向一个泛娱乐市场。这种网络IP，第一，给大众娱乐产品提供了丰沛的物质资源和创意妙想，极大地刺激了国民的娱乐神经，丰富了公众的娱乐审美，满足了小康社会的文化消费。第二，基于网络IP的泛娱乐审美，创作了文艺、传媒、资本、消费、大众文化五位一体、互动共赢的一个现象级时代奇观。第三，在产业层面上，这种泛娱乐创作的文化经济，不仅为我们国家贡献了GDP，还为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了娱乐经济、粉丝经济、媒体融合经济，成为一个“互联网+”的排头兵。

　　但是，欧阳友权认为IP的审美局限也要引起重视：第一个局限是争抢网络IP会带来一定的套路和危机，势必造成内容和资源的浪费。这种IP热也表明文化产业链下游的艺术原创力的薄弱。第二个局限就是过度娱乐会形成从娱乐至上到娱乐唯一再到娱乐至死的一个审美导向，让经典艺术和文学传统难以得到有效传承。第三个局限就是文化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陷阱，让这种功利思维、变现思维，借助于IP的包装对真正的艺术审美造成遮蔽和覆盖，导致一个时代文艺精品力作创作的缺失，审美选择的单一和人文精神的旁落。

声音

　　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代的创业叙事可以一直追溯到关于神农的神话，今天新媒体的创业叙事也很多。创业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多个社会层次，每个层次的创业者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研究。比如，研究谷歌、苹果、微软等的创业叙事、商业叙事，也就是在研究互联网的未来走向。

　　郭必恒（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当下文艺评论处于低谷?这个判断实际上是错误的，得打个叉。当下文艺评论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好的时代，相当繁荣。这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杂语喧哗，评论话语量非常大，关键是从事文艺评论的人能不能看到新的积极的变化。目前，网络微评随着网络文艺的发展，重要性在凸显。我觉得当下的微评论有以下特点：一是全民参与。评论主体范围广泛，包括官方的、学院的、媒体的以及商业营销的等等。尤其是文艺作品的宣传、传播，都有类似于专业操盘手的力量在操纵，有固定的渠道、固定的粉丝和固定的盈利模式。二是平台在变。过去的评论主要集中在纸媒、学术期刊，现在影响力更大的是社交媒体、微博微信、 APP、网络论坛等。所以，文艺评论的内在价值也在发生变化，从以往重视意识形态价值、道德价值，到重视商业价值、娱乐价值。平台的多元化，评论本身的消费化和碎片化，都让话语权的争夺也更加激烈。

　　唐宏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以前当网络影评进入学界的视野的时候，学者对于网络影评基本上是一个研究和治理的态度，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一种状况。在我看来，现在只有网络影评，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影评，而且有一批特别富于影响力的影评人群体，我把他们称之为网络民营影评人。恶搞、酷评，这种暴力式的话语方式已经成为网络文化的一个内在属性，网络话语本身衍生出来更丰富和多维的特质，自我矮化反倒成为一个特点。微信前所未有地强调图像化，论述的连贯性被打碎和肢解，公众号文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形成一个油滑的娱乐文风。这是一种机械的、啰嗦的、油滑的、充满各种网络流行语的文风。它会造成内容偏向，会躲避批评的严肃性和批评的难度，没有办法进行复杂的、有难度的、思辨的批评。

　　王秀庭（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在网络条件下，要实现红色文艺的情感共鸣，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为红色文艺的传播和展示实践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从而有利于情感共鸣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会心态的非理性以及负面网络舆论的存在，使红色文艺及其价值导引在网络世界实现情感共鸣上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红色文艺在价值导引的过程当中要积极地融入网络，在唱响主旋律的同时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坦诚的姿态和包容的精神进行平等对话，在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中要善于解疑释惑，以理服人，以此获得社会理解和民众的情感共鸣，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社会创造心理条件。

　　洪兆惠（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在网络时代，艺术确实是被改变的。面对着艺术被改变，艺术创作者采取什么姿态、拿出什么应对策略，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艺术家要顺势而为，首先要提高自己驾驭互联网平台的能力，体验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好处，把自己的作品利用互联网广泛地传播;其次要借用新媒体的媒介语言开拓艺术的表现空间，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感染力和时代性。

　　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由网络文学引发的这样一个网络文艺迅速崛起的繁荣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在净网行动当中，还是要注意保护这种生态。良好的文艺生态，就是“手中有刀者心中有佛” ，棍子可以高高举起，但有时候要轻轻落下。我们要保护今天这个网络文艺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张颖（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当下互联网时代故事满天飞，却存在三个危机。一是从写作者角度来说，故事满天飞的时代对小说家来说反而产生了一种危机，就是小说故事、互联网段子和手机段子有什么区别?作家不可能永远写盗墓、穿越，总有一天会回到现实上来，但是现实的故事是什么。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对小说家的挑战是空前的。二是互联网时代对小说提出语言的挑战，主要是方言的消失、网络语言的冲击。网络语言传播非常快，看似非常有表现力，生命却是短暂的。三是写作方式或者说写作出发点的危机。传统的小说写作者大部分都是“我想写什么、我写什么” ，但互联网小说更多考虑读者需要什么，事实上不是小说创作，而是小说生产。小说产生过程中，写作者和接受者不断地被拉平，作家越来越会编故事，小说本身的社会意义或者说对生命真实的阐释能力反而可能越来越弱化。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写作者的思考能力、肩上的定力和独到的发现能力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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