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文化自信，深挖中华美学的当代价值

——艺术院校(系、所)负责人论道中国文艺“长安论坛”

　　8月20—21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北大学共同创办的中国文艺长安论坛在西安正式成立并成功举行了第一届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化自信：中华美学与当代表达”。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从哲学、历史、美学、艺术学、文艺理论以及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个学科作了深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文化自信与中华美学的话题，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研讨。现摘登与会部分高等院校艺术院（系、所）负责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自信创造中国现代型艺术

　　王一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在文化自信受到高度关注的今天，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在于，让文化自信务必落到实处，而不致停留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对此，文艺界应当自觉承担的使命是通过承认、尊重和继续创造中国现代型艺术，为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提升做点实事。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在中国公民的自我意识的提升上，也就是落实到中国公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成就的充分尊重和自我信任之上。具体到文艺界来说，建设中国文化自信，需要落实为更加具体而实际的中国公民对中国艺术及艺术文化的自信上，也就是对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艺术品及其文化品质的自我信任及尊重。

　　艺术是通向公民的文化自信的审美中介。倡导文化自信，就要切实用好艺术这个审美中介环节。

　　当前中国公民的艺术生活中，有三种艺术形态值得关注：一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品，可称为外来型艺术;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古典传统的艺术品，可称为古典型艺术;三是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新型艺术品，可称为现代型艺术。

　　外来型艺术在输入中国后，对中国公民的情感思想乃至心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外来型艺术的影响力处处能见到：希腊的雕塑、欧洲的文化艺术版权产品、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等，正在参与着中国公民的心智结构的养成。

　　但是，外来型艺术的最基本的作用，应该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艺术的批判性借鉴，属于供我们学习的外因。作为外来他者镜像，外来型艺术的作用是为了让我们认清自己同别人的差异和差距，以及我们比别人更好或更独特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不少青少年对外来型艺术，不分你我、不分内外，有的甚至直接把外来型艺术当成自己的艺术去盲目崇拜，而对于自己国家的影视、小说、美术等作品则不屑一顾。我们的眼光应该是全世界的，但是我们打量世界的眼光的重心应当是民族的，对自己的文化艺术能够鉴赏、评论以及创造才是最为重要的。

　　古典型艺术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艺术，具体地说，是指从先秦到晚清时期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艺术作品。古典型艺术是伟大的，其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它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识别中国文化的身份，如唐诗、宋词、元曲、文人画等，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归结起来，古典型艺术最为重要的作用是传承基因，即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以便帮助我们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古典型艺术需要我们去尊重、保护和传承。

　　现代型艺术缺点或弱点确实很多，但应当看到，现代型艺术只有短短100多年历史，而古典型艺术则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我们应给现代型艺术以足够的时间、耐心和尊重。我认为，当前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辩证地处理现有上述三种艺术形态之间的关系，目标在于建构起多元而有序的中国艺术格局，形成外来型艺术、古典型艺术与现代型艺术之间多元共存、相互共生的良性循环机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更新现代型艺术新的形态，依托当代中国生存体验去寻求新的表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在继续让外来型艺术起到他者镜像的作用，以及古典型艺术继续传承其基因的基础上，着力为现代型艺术打造新的链条，即增加新的“圆环”，使得我们的现代型艺术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这可能是当前建设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

　　归结起来，艺术界在当前公民文化自信建设中应当起到审美中介的作用，应当重点通过承认现代型艺术的审美品质和文化地位、创造现代型艺术的新圆环而为公民文化自信素养的提升尽到自己的职责。

　　精心塑造中国电影学派

　　侯光明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电影作为一张弘扬中华文化的“名片”，在迎来前所未有的“钻石时代”之时，也面临着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的多重压力。塑造“中国电影学派”，可以从指导思想、主题内容、科技手段、传播方法四个主要方面来实现。

　　一、活化民族文化传统，赓续中华美学。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经验、理论创造和实践总结，涵养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骨、味道和传统。“中国电影学派”只有从中华审美风范中汲取营养，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艺术理念中，外化为具有中华美学特色的影像表达，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出新才能历久弥新。

　　二、观照当下现实画卷，酝酿文化精髓。现实主义是绵延中国电影百余年历史的脉动。电影作为艺术手段，必然要表现现实生活、折射真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近年来，一批现实题材电影以富有现代性的艺术眼光观照时代巨变下的世间万象和人心沉浮，洞察生活背后蕴藏的精神力量，获得了社会各界认可。但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片迅速走红，在电影市场掀起一股浮躁之风。因此，“中国电影学派”的探索，必须根植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描摹当下现实画卷，不断为中国电影带来严肃的创作理念，酝酿新的电影文化精髓，提交电影人对家国、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邃思考。

　　三、前瞻影像技术革命，创新工业体系。电影科技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电影产业今后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地位和竞争能力。当前，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先进影像技术蓬勃发展。先进影像技术所依赖的高科技手段，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显示技术提升所引发的先进影像科技;二是新型显示技术出现所引发的先进影像科技。先进影像技术势必引发世界文化体系的改革，触发世界文化体系的重构，并在产业上形成先进影像新兴产业生态圈。“中国电影学派”要紧盯世界电影科技发展趋势，前瞻影像技术革命，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品质，以此来强化中国电影叙事能力、改善中国电影叙事方法。

　　四、促进对外开放合作，讲好中国故事。电影是受文化折扣影响最小的文化产品，也是最容易实现国际化合作的文化产业。顺应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不断加强引领世界电影产业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电影学派”只有不断参与竞争、提升对外合作的能力，才能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升中国软实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

　　李明泉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党的十八大关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进一步阐述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道路自信是目标方向，理论自信是思想指引，制度自信是根本保障。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为我们的道路自信划定了前行方向，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不断创新的思想养料、思想资源，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们的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创新提供了创新的源泉和活力。

　　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这一基础体现在五千年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底蕴，体现在我们56个民族团结统一的民族基石，体现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智慧集成的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传统根基。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广泛的自信，体现在文化自信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和价值观中，广泛地融入到其他三个自信里，广泛地融入到理想信念当中，广泛地融入到我们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广泛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它也是一种深厚的自信，体现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知识的智慧和理性，即它体现在深层次的文化新结构里，体现在深邃的中华民族哲学思想里，体现在深刻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里，也体现在博大精深的中华美学精神里。

　　文化自信需要继承弘扬，需要创新驱动，需要独特的贡献。它需要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形成新的话语、新的形式、新的风格，特别是在我们的想象力、认知力、思考力、表达力、穿透力、内涵力等方面要有文化自信。我认为，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作家、艺术家想象力的匮乏，我们所看到的许许多多注水的小说、电影、电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都可以看出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困境，就是想象力的困境，创造力贫乏的困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觉得都需要从自信的角度——艺术的自信、创作的自信、审美的自信、表达的自信来加强、强化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能力。

　　培育中华艺术精神生长的土壤

　　王廷信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集中体现在中国艺术核心理念的凝练上。中国传统艺术生长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要思考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不考虑它所生长的环境是难以说清楚的。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环境中，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变化为核心，吸收天地崇拜、五谷崇拜、祖先崇拜、佛教和道教信仰所形成的节日民俗，从操作层面和创作层面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凝聚提供了环境、需求、题材和方法。

　　在操作层面，中国传统艺术体现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所营造的特殊生态环境上。这种环境旨在对艺术产生需求，这种需求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古代的多数节日民俗是受四季变化制约而形成的。

　　节日民俗对民间艺术创作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一作用在民间歌舞、戏曲和民间工艺美术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迄今发现的最为常见的民间歌舞、戏曲和民间工艺都与节日民俗相关联。最为可贵的是，每遇特定的民俗活动，都有特定的歌舞、戏曲和民间工艺相伴随。

　　如果说民间文艺活动主要是在节日民俗中进行的话，那么大批文人士大夫也借助节日民俗创作文艺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家创作的艺术作品来看，相当一批是与节日民俗密切相关的。随四季而变的节日民俗给人的感受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变化”二字，无论是自然的变化，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都集中体现在节日民俗当中。中国艺术从为民俗而创作，逐渐演化出超越民俗的世俗创作。但为民俗而创作的艺术依然持久地存在，即使是反映世态人情的世俗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节日民俗的痕迹。

　　节日民俗不仅为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动机、题材和主题，而且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方法。比如，节日民俗对于神灵的虚拟方法在长期的积累与演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艺术立象尽意、虚实相生的创作方法。

　　虚实相生的创作方法不仅体现在民间艺术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文人士大夫等上层人士的艺术创作当中。在书法创作中也有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提出的“计白当黑”的主张，与虚实相生是一个道理。虚实相生不仅体现在书法、绘画创作当中，在舞蹈、戏曲、曲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由上可见，中国艺术从创作环境、创作需求到创作方法都受到农耕社会中以节日民俗为核心所制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集中体现在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上。而这种创作手法到了今天，当节日民俗被许多现代风俗尤其是西方风俗习惯所淹没时，我们应当如何重估它的价值，如何让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中所养成的创作方法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便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命题。

　　和谐美论的价值精神

　　彭文祥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党委书记兼副学部长

　　中华美学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它在丰富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凝聚了鲜明的美学特质，还在于它所蕴涵的精神在历史长河的起伏涨落中不断生发出吻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指向未来的美学张力。诚然，中华美学博大精深，我们的明辨、吸取和运用可以有多种的维度和层次，但在哲学的高度审视，我以为，一种可称之为“和谐美论”的精神具有红线串珠、提纲挈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和谐”的观念既与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价值观等同声相应，又与中华民族在世的生存智慧、人生态度等同气相求;另一方面，如果说“和谐”的深刻意指渗透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的广泛领域。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和谐”的美学精神和价值诉求既超越了认识论范式中“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的模仿论，又克服了存在论范式中忽视“人”之作为实践的“人”的历史性缺陷，而将审美的表征放置到价值论的范式中来进行圆融观照和间性写意。

　　事实上，检视中华美学中的情景说、神韵说、滋味说、意境说等，以及诗歌、绘画、音乐、词曲、建筑等的艺术实践，其中的“主—客”、“物—我”、“情—景”、“内心世界—外在世界”等都是相互激荡、相互生发的，而“美”即孕育其中;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强调的“美有何用处”的价值能量亦随之迸发。显然，这种“意义”和“价值”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亦可视为“中国方案”的题内之义。

　　审美观念的嬗变

　　周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艺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变化难以避免，传统的艺术表现都多少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我们所确认的艺术不仅仅是已知时代的模样，而且包含了人们认知艺术和评判艺术的观念与角度所发生的变化。艺术表现得到的市场评价和批评家之间的认知都存在着差别。

　　艺术欣赏和评论的复杂性。艺术欣赏是一种基于人类创作的好作品需要理解其妙处精神的一种接受方式，而评论则是对于艺术作品的分析评判和认知得失。当下，无论是欣赏还是评论都复杂化，除了网络时代欣赏评论的多样性发展状貌外，就常态欣赏和评论而言，有更需要提及的现实制约。艺术创作的得失关键在于内涵深浅，而艺术批评的得失在于观念认知。文艺的复杂性和它的重要性一样，并非一是一、二是二那样决断清晰。而审美的难题正在于此。之所以这样开题，是因为文艺的重要性犹如它的复杂性一样，是人的精神产品与各异的精神评价的产物。

　　审美嬗变的因素。在当下，最为困难的是审美观念的差异。传统审美观念遭遇到当下审美畸变的冲击。我们时代遭遇的是传统“静观审美”被相当程度地“流观审美”所改变：静观审美需要体味、感知、琢磨，深入内里去接受，所以心境和修养、阅读和思想都十分重要;流观审美是图像时代的特点，迅疾的捕捉，但凡需要深入的就被舍弃，不舍得沉思，只要即刻感官刺激。

　　构建中国文艺话语体系

　　谢柏梁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

　　当前，我们的语言系统除了大量夹杂着“现代八股文”的东西，还夹杂着大量外来的一些并非放之中国而皆准的所谓的基本原则和习惯表述。具体到当代文艺批评层面，近百年来，我们的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国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及诗性的表达方式。作为现代人，我们不能永远把西方的话语系统与全部规范拿过来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民族的向心力、国家的核心凝聚力，应该来自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诗论与文论的基本系统在内，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建立良性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在欧美的著名大学里，几乎一个月是日本文化的展示，下个月又是韩国文化的展示，推广他们的作家，推广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作家、艺术家及其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文艺批评特色当成全民族精神的引领在弘扬和推广。我们在全球也应该展示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富于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风格和价值体系的要义，这样才能从文化战略的整体推进上实现有特色、有尊严的整体性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胸怀和语境内涵才会更加独特而丰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会从相对弱势变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主流传播态势。

　　文化自信的自觉与自新

　　段建军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谈到“文化自信”时，我们所说的“文化”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文化成果，不能把“文化自信”狭隘地理解为恢复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新的辩证统一。所谓文化自觉就是坚信只有中国的经验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深入开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启示与治国智慧。所谓文化自新是说，文化自信不是文化复古，不是因循守旧，而是通过文化自信的定力，顺应时代现实的新变化、新发展与新要求，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在全社会的建设文明新风大潮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是要重视与西方优秀文化的平等对话，要善于学习世界人类文明成果，在对话、交流、融汇、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中国当代文学“人”的回归

　　冯希哲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

　　中国当代文学“人”的书写呈现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双重回归的基本特征。人不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本质性也不仅仅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体验和品质特征恰在于其文化属性。 新时期以来“人”的问题意识逐步自觉，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小草在歌唱》《芙蓉镇》《人生》《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具有标识性作品的出现和被接受，可观察到，作家开始自觉考究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本来真面，独立的文化人格得以“回归”文学本体及人文本身，在带给当代文学以独立色泽和思想资源的同时，“人”渐趋转型丰满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富有文化性格因子的人。因此，这个过程本身表现出由外向内人的价值本体回归，现实普泛生活走向个体生命体验等品格，总体呈现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借鉴的特点。

　　文化“走出去”的自信

　　金晓明 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思想支柱，我们要从点点滴滴做起，以文化自强来提高我们自己的信心，引起别人的尊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只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发展先进的当代文化，同时抓好这两翼，才能不断实现文化自强，生生不息，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

　　发展当代文化，实现文化自强，一个核心就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当中要考虑四点：正确地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脱离传统的继承，任何的创新都是空谈;要考虑到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要考虑如何加强当代文化艺术的创作与创造，如何把这些形而上的思想通过我们的戏剧、电影、美术、书法等具体艺术形式灌输进去，做到文化真正“走出去”;在进行创新的时候要维护文化的独特性。

　　中华美学的人生价值

　　金雅 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主任

　　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质、具体内容和实践的结合点，以及中华美学能不能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的问题。虽然美学美育学科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自己的民族美学发展道路自20世纪初已有学者在探索。我们既要有学科意识的自觉，也要对本民族的艺术精神或者美学精神作出自己的梳理。中国的美学是一种人生论美学，有它自己的价值，表现在艺术审美、人文建设、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在当前经济、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的艺术或者美学的理论是可以介入时代和当下，并大有作为的。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应该和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有所区别。我们要保持中华文化注重感悟、体验的方式，但还是要用现代化的思维，以能够和西方对话的话语或者方法来建设这个话语体系。

　　少数民族文艺的传播策略

　　纳张元 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

　　在民族文化传播对国家形象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凸显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典型表征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每一个民族文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符号，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全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的文化资本。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蜚声中外，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所喜爱。很多影片融汇边地风光与民族风情，与时代地域民俗血脉相连，特色鲜明，格调清新，包含着浓重的地域特色，民族意识的形成内涵，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就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当下随着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瞬间性、平面性、碎片性，使得民族文化在新媒体的各种形式当中被渐渐稀释，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变为简单机械的文化符号的一种复制。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作品的深度不够、内容陈旧、传播力度不够、技术滞后、受众关注度不够等现象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瓶颈。我们缺少一支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挖掘、创新的专业队伍，缺少代表性的伟大作品将民族文化及其形象展示给世界，更缺少对新媒体的全面认知和合理运用。

　　应对的策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要形成少数民族自己的文艺家队伍，培养领军人物;第二是艺术家要推陈出新，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彰显品牌特色;第三是做好旅游引导工作，建设和谐文化交流环境;第四是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新媒体传播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能够挖掘出少数民族文化在产业链上的巨大潜力。

　　总之，民族文化传播必须符合时代要求，紧跟新媒体的发展潮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促进文化资源发展。不仅要采取大众化、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地传播;而且必须回归文化本身，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文艺作品有底气、接地气、显灵气、扬正气，既表现为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也表现为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也让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真正入耳、入心。

　　确认中国艺术的当代主体性

　　张强 四川美院艺术学院水墨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传统美学没有当代表达的话，那它就只是一种区域美学;而只有当代呈现的话，也就与中华美学无关了。从理论系统的设置上，可能只是原则性的讲述，而不必要去针对特定受众，可以是无目的甚至是无效表达，但是这一切对艺术家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艺术拿到西方主流展场上，会被认为是区域性的展示而与时代无关，会被自然地忽略掉。这一现象促使我们认识到，首先要确认中国艺术的当代主体性，这样才是自信的前提，而且必须确立有效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登上国际的表达舞台。

　　我有幸在2002年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现场表演过“行为书写”，并展出过“现代书法”，这就是对中国美学之下艺术经验的一种当代呈现。吊诡的是，中国国内的声音，认为这些艺术方式与“书法”无关了。但在西方世界里，他们却认为这就是中国当代最真实的“书法”经验。2012年，大英博物馆现场表演之后的10年，我与比利时艺术家魏离雅合作创立的“双面书法”在威尼斯拉古娜艺术大展获奖。这两个例子说明，中华美学在当代得到有效呈现之后，是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的。而且，中国本土艺术转换为当代艺术的经验远远超出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中西方艺术史上的对立性发展已经是一个伪命题。今年3月在三亚举办了“中国坐庄——全球化与多元化视野之中的艺术史重构”学术研讨，就是对于国际学术界的一次真实的思想表达。现实表明，被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艺术史家们曾经断言的“延续了中国书法”的“抽象表现主义”，被美国批评家当作是将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挪移到纽约的艺术派别，其实就是完成了“中国书法向现代的转型”。当然，也由于中国现代书法30年经验的积累与今日在理论系统上的主体建构，这一认识得以成立。

　　红色文艺理应高度自信

　　王秀庭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红色文艺是红色精神财富的重要表现，因此也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红色文艺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能够让人们铭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能够树立时代的榜样和典范，发挥正能量。如何建构文化自信，从创作的实践来看，红色文艺确实能够增强当代人的文化自信。我们在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挖掘和弘扬红色文艺，把两者作为建构文化自信的基石。

　　红色文艺可以发挥文化自信的价值引导作用。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当中居于支配地位，是彰显我国文化整体实力的根本。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是核心价值之间的竞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需要依靠红色文艺的力量，用文艺的力量把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完全地统一起来，树立社会的价值自信。价值自信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认知认同，这样才能真正引领社会思潮。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红色文艺的引导对于实现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价值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条件下尤其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融入在本质上体现为充分的社会认同，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实现社会认同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多元化价值观的争鸣与碰撞，而在多元化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当中，只有找到价值判断的最大公约数才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效果。情感共鸣的产生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感性层面获得了初步的接纳与认可。当前，互联网一方面为红色文艺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不良的文艺内容提供了传播渠道。应充分推动群众性红色文艺作品的传播，吸引多样化、个性化的红色文艺作品进入传播的环节，促进红色文艺产品的丰富和文艺需求的满足。

　　总之，红色文艺是建构文化自信的基础，弘扬红色文艺能够实现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引作用，更是实现文化自信人民性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地挖掘和弘扬红色文艺，真正实现文化自信!

　　现实主义艺术的审美本质

　　屈健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现实主义作为专业术语的提法最早出现在德国。但是，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 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则首先出现于法国。作为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的作品以其纪实性、敏锐性、深刻性、社会批判性的特质，对现实社会寄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五四”时期，以康有为、陈独秀等为首的“美术革命”家倡导以西洋的写实手法来挽救自明清以来的传统文人画的衰微之势。由此，作为一种表现技法的“写实主义”，才与中国画这门艺术形式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西方科学主义为思想基础，产生了以西方绘画写实技巧变革旧文人画的“融会中西”的绘画模式，其代表人物是徐悲鸿、蒋兆和，代表作品有《愚公移山》《九方皋》《流民图》《阿Q像》等，影响深远，并形成了“徐蒋体系”，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学院派教育的主要模式。2.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现实主义中国画创作，其代表性人物及作品如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的《万山红遍》等，产生了一批具有独特气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画创作。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现实主义中国画创作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对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定义细节的真实性、具体描写的客观性、形象的典型性等提出了新思考、新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纯强调“如实描写”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来描写生活”，而是较多地借鉴中外艺术新的表现形式，较多地强化了表现性，表达出现实主义艺术主客观统一的审美本质。这在最近的几届全国美展作品展中有所体现，如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何晓云的《嫩绿轻红》、袁武的《抗联组画》，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苗再新的《雪狼突击队》，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参展作品毛冬华的《重塑》、焦永峰的《活着之觅食》等，虽然不离生活，不离现实主义的基调，但却以其崭新面貌给人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