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四雅｜高建平：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

2018-08-09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中国评协收藏

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

　　2018年8月3日，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班名“骨四雅”)上，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建平研究员为全体学员作了一场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

授课专家高建平和主持人周由强

　　学识渊博、风范儒雅的高建平老师，从当年改革开放的急迫感、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和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学理论40年来的变化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划分为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中国文论随之发生了三次转向。

高建平研究员

　　新时期：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的倾向

　　高建平老师追溯了“新时期”文学和文艺思潮的精神起点。新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它的起点是从精神上走出文革，从思想上走出文革的思维。其实中国人从精神上走出文革，还是要回到文学艺术上来;“文艺总是一个时代的报春花，她实际上是预示这个时代，她比这整个世界的发展要早、要更敏感。”1977年底1978年初，毛主席给陈毅的一封信，重启了“形象思维”讨论。这场讨论反映了新时期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调整，逐渐引发了80年代中期“美学热”的涌现。在这种热潮中，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钱钟书和杨绛等著名学者围绕美的本质、美的规律和美的尺度等美学的核心问题，做了大量的翻译和创作。在美学热、新方法论热和翻译热的三种热潮中，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英美新批评在合流，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逐渐出现了“向内转”的倾向：重视文学本身、重视文学文本、重视文本细读的倾向。这给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打开了一片天地，做出了种种探索，都是非常可贵的。总的来说，“新时期”思想解放，新的观念的形成，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大转型。

　　在“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发展演变，也出现时尚化和浮躁化的倾向，人们不断地追新弃旧，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到人性和人道主义讨论，从美学热、“新方法论”热，到翻译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在80年代中，西方百年的各种理论，走马灯一样在中国重演一遍，又不断地被宣称过时。学风浮躁，只抓话题，而不去做扎实的研究，跟风现象严重。

听课现场

　　新世纪：文学理论领域的学科建设，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扩容现象

　　“新世纪”的主题有这样几点：第一是学科建设，纠正前一个时期的那种浮躁风气，努力克服对时尚的追逐，强调要有扎实的研究，有一段时间对一个主题的持续关注。学科间的分工逐渐形成。

　　第二点是全球化。世纪之交，出现了研究全球化的热潮。学术要与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要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反映出来。在这一时期，高建平老师也参与了由杨义和叶舒宪等一共七位学者编的一套全球化丛书，写了一本《全球化与中国艺术》。

　　第三点是继续对西方美学和文论著作进行翻译。中国的美学和文论翻译经历了三代人的变化。朱光潜、宗白华、缪灵珠等老一代人，翻译的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者，翻译了20世纪前期的一些西方美学著作。90年代后期的翻译，有了新的选题取向，开始翻译一些西方同代人的作品。这种对同代人的翻译，具有强烈的对话意愿，也使真正的面向一个共同世界的对话成为可能。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立场，利用中国的资源，考虑怎样加入进去，进入到美学的当代对话之中，并向世界提供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新时期”末期，美学在慢慢地衰退，越来越不被人关注。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内部，学科进一步分化，各自为政，不同的学科之间，进一步小圈子化，没有超越学科分支的更大的关注点。因此在新世纪，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文学研究要跨界、要扩容的倾向，从而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一派。在新世纪之初，文化研究的声势甚大，形成了一个群体，出版了一些刊物和著作。做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吸毒群体和同性恋问题等社会问题。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事情，这些人群中的事情，是不是文学都要研究?都要进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一派的涌现，成为“新世纪”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中颇具话题性的事件。在走上学术前台的人中，也出现了代际变化。老一代人中学俄语的人比较多，这一代人则是以学英语群体为主体。当时所谓的全球化，所谓的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跟西方世界，跟美国发生密切关联、以美国为焦点的全球化和国际化。

　　即使如此，90年以后，学科的分化也是非常严重，并且理论和实际相脱节，搞理论的人从理论到理论，琢磨着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说了什么，思想不断在理论的圈子里自我循环。其理论兴趣不能也没想到解释中国的现实，好像根本不记得我们的时代。这是新世纪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中所遗留下的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还存在。

　　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与文学艺术生存相关的重大问题

　　“新时代”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当然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思想理论发展到今天，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新世纪有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大家也看到了。在这个时代里，理论主流是什么呢?

　　高建平老师追溯了2015年在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昵称“骨一滇”)上，他讲过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他在“骨四雅”学术报告中进一步说，这个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之间来建立我们的话语体系。究竟有没有我们的话语呢?这一点中国与日本有近似之处。日本的古代是中国的，近代是西方的，至于是不是有并非古代中国、也非近代西方、属于日本自己所独有的东西，一些日本人也在怀疑。我们有一个古代，有一个西方，但是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现代，是个问题。外国汉学家们常常认为，20世纪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没有独特性。这是很奇怪的话。原因是我们对于自己的20世纪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没有很好的整理和总结。

　　与这些对中国现状了解甚少的汉学家们的想法相呼应，不少中国的学者也这么认为，对现代的中国不了解，没有研究的兴趣。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只有西方加中国古代。

　　这几年，出现了很多的讨论，例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转换，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潮所带来的强制阐释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一个现代的中国在理论上是否存在?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建立?应该吸取什么样的资源?当下的建设应该怎么做?这实际上是文论讨论这些年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我们发展中国文论的关键。

　　关于文论和文学的关系，也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提倡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到理论。另一种是空谈“接地气”，以此反对理论，用文学批评代替文学理论，甚至把文学理论等同于时文写作。

　　我们需要写时文，需要写报纸文章。但学术研究必须背后要有理论的厚度，如果没有，就只是做对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某种即时反馈。理论要有理论的品格，理论也要接地气。理论有理论自身的连续性。马克思就说，理论要以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我们要了解实际的情况，关心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情况，及时地来研究新的问题，及时地把一些新的思考容纳进到理论中去。要调整理论和批评之间的关系，要关切同代人、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基础上，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有自己植根于中国的学术品格。我们需要有各种文化研究的理论，但这不能取代文论研究。我们还是要深化文论的研究，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

　　比如说，网络文学和网络新媒体出现以来，文学受到了挑战。我们该怎么看待媒介及新文体对文学的影响?网络文学会怎么发展，它会永远维持一个这样的局面，让你消费，给你一次性的阅读，读完了就完了么?按我们过去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作品是要值得反复读的，现在还要不要了?值得反复读的那些书还存在不存在了?未来文学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这些年，在美学中也有一些新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东移的现象，仿佛是出现了西方美学的衰落和东方美学兴起的现象。我这是指在国际美学协会中出现的情况。多次世界美学大会都是在东方国家召开。东方美学的话语，在国际美学协会中越来越受重视。

　　当然，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在理论的系统性上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

　　在学术报告的结尾，高建平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文学的跨界和扩容的某种极端现象，提出警示：文学理论要回归到文学，反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文学艺术的理论，还是要研究文学艺术。要跨界，但是，超越，还要回来。你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社会学、心理学、接受美学——来研究文学?还是放弃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青年亚文化、同性恋研究?或者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搞文学的人，需要你对什么都发议论么?走出文学之外，你还是文学家吗?文学家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这恰恰是一个正在出现的严重的问题。针对很多不熟悉的学科，进行一些二流的、三流的发言，人家认你吗?你说你研究社会学，人家社会学家认你吗?你说你政治学，人家政治学家认你吗?说的都是一些外行话，但是有人却乐于说这些外行话。所以高老师强调说，回来，回到文学中来。文学是我们的家园，艺术是我们的家园。

　　高建平老师呼吁要重视美学研究。当代美学正在经历了低潮以后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讲美学，讲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讲崇高之美，心灵之美，讲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评判作品。这是时代使然。时代呼唤文学艺术的精品，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要打造精品，流传后世。

　　课后讨论：四个问题及课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