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我国著名导演、第四代电影领军人物之一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公映在全国各地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一部被认为有很高艺术追求的影片，如何在商业化的电影营销模式中走出艺术电影的市场之路?如何在中国电影市场快速成长的今天将观众留在艺术电影的观影席上? 《百鸟朝凤》公映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与电影发行有关的事件和现象说明了什么?

　　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电影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热切关注，基于对吴天明导演的艺术成就的敬仰，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全体学员日前自发要求集体观看该影片，并围绕《百鸟朝凤》引发的热点问题召开了座谈会。这正是以文艺引导社会文化正能量的一次理论践行。

　　吴天明就是永远梦想着“将唢呐吹到骨头缝里面的那个人”

　　《百鸟朝凤》很重要的一个情节是唢呐王焦师傅传声的那一天。师傅决定将吹奏“百鸟朝凤”的曲子的技艺教给游天鸣，并且说：他要选择的接班人，是能够将唢呐吹到骨头缝里面的那个人。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将唢呐的技艺传承下去。所以， 《百鸟朝凤》的主题立意，首先是对艺术以及艺术创造的一种极端忠诚的精神。

　　但是，一种对艺术的忠诚是不是必然能够带来观众真心实意的感动? 《百鸟朝凤》里面的农村，是真实的农村吗?它是否对中国艺术的乡村书写有积极意义的推进? 《百鸟朝凤》所引发的有关乡愁的讨论，是一种有意义的乡愁吗?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铁群等发出这样的疑问。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李清霞认为，吴天明希望借助电影对他一生的艺术创作进行一次反思，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包括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深情注视和由衷敬意。影片中，人物讲话看起来就像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说话，这恰恰是关中农村的现实，那里有大批这样的人物，这也是吴天明对关中农村的认识。取景也如此，影片中那种水草丰美的黄河岸边的农村景象，它都是很真实的。有人认为拍摄西部乡村就应该是凋敝苍凉的，那是对关中农村的误解。

　　座谈会上，有发言者指出影片中所呈现的师徒关系，是一种唢呐技艺被垄断的权威的体现，“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享用《百鸟朝凤》 ，这一功能也超出了艺术本质属性。不过，对于这种对技艺的权威性和垄断性的质疑，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金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立彬认为，这种师承关系是中国各类艺术传承过程中常见的，它代表的也是一种传统的师生关系模式，自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

　　是过度质朴导致的风格陈旧吗？还是自觉选择了文以载道的立场?

　　吴天明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沉的爱意书写了变革中的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内心世界，而且由于他也最成功地介入了新时期电影语言的变革和发展，将纪实美学的理论探讨和语言实验与主题挖掘水乳交融。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最早、最成功地将陕西和山西地区的民间文艺成就带入当代电影的人。但是，在影片《百鸟朝凤》中，有评论认为，感觉不到导演在电影语言和表现形式上的开拓，而且感觉到影片风格看上去有些陈旧。到底该如何理解这种风格上的“旧” ?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宏峰认为，总体来说，影片的语言非常质朴，甚至太过朴素，影像技巧上几乎没有新的东西。故事也平淡，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戏剧冲突。色彩也不够丰富，很难在大银幕上出效果。剧作上面没有真正的冲突，没有人物之间的冲突。苏州大学教授李超德、中国青年出版社高级编辑庄庸等，对该影片的艺术表现力和叙事细节提出了质疑。但也有不少讨论者认为，这恰恰是导演艺术功力的体现。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楚小庆认为，不炒作自己，不玩弄很时髦的技术，深刻而质朴地揭示中国农村和乡村文化所面临的变革，这才是老一代电影人对民族、对艺术最真挚的爱。石家庄学院教授杨红莉认为，吴天明正是借用《百鸟朝凤》这一部影片来展示他的道德情怀，文以载道是他最终选择的艺术宗旨。

　　《百鸟朝凤》是中国第四代电影艺术家心路历程的活化石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四代导演所经历的艺术创作的精神之路，是极为曲折艰难的。他们大多数人在“文革”前接受了大学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本应该大显身手进行创作的时候，却遭遇了“文革” ;“文革”结束，这一批电影人积蓄精力，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又遭遇到第五代导演文化批判、文化反思和形式主义创作理念的冲击;而当第四代电影人在文化反思和自我反思中努力调整姿态时，电影体制的改革又将他们从计划经济的温床抛向了市场。然而，令人敬佩的是，在这样的社会观念变革中，吴天明一直在努力拍摄自己理想中的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认为， 《百鸟朝凤》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文化事件。影片在进入市场过程中的种种遭遇，让这个电影已经获得了超过电影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使得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生动的文化活化石。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赵德鸿认为，影片使用唢呐，其实是用了一个象征的手法，唢呐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现在的旧文化也曾经是新文化，现在的新文化将来也要成为旧文化，都要面临这种不可回避的命运。所以，吴天明说的是一种文化乡愁，他在讲任何一种文化都会遇到的发展轨迹和命运。

　　不过，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结合，而不是一味地悲天悯人?李超德认为，这不仅是《百鸟朝凤》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重要话题。

　　借助“凤朝百鸟” ， 《百鸟朝凤》实现了票房逆袭

　　《百鸟朝凤》是5月6日上档，上档之后按照统计，当时全国有3000块银幕在放映这部电影。但是排片率刚刚超过1 %。5月12日出现方励下跪求排片的事件之后，排片情况在5月14日出现了一个小爆发，从1 . 06 %一下跳到了4 . 4 %， 5月15日则跃升到7 %，几乎已经排在了当时电影的前三。这期间，电影票房也发生了变化。在5月12日的时候， 《百鸟朝凤》的日票房是49万元，累计票房是365万元，到5月15日，一天的票房是868万元，截至5月24日，总票房已经超过6600万元。也就是说，方励下跪事件所激发的关注，显然助推了《百鸟朝凤》票房的快速提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围绕着这一部影片的排片情况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现象?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白浩提出，这部影片督促我们去寻找和认识今天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保卫文化已经是一个中国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展开一个文化保卫战。但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文化问题还没有上升到一个中国问题的高度的话，那当然方励的下跪就只有单纯地推动排片的意义了。

　　上海大学教授聂伟认为，方励下跪求票房的行为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代表了一个分水岭，因为它第一次不再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借助电影内部的力量扭转了市场态势，是一次成功的营销。这一跪的重要性在于，电影行业自觉理解并拓展了中国电影市场文化的多样性。

　　把《百鸟朝凤》放在电影史上，放在吴天明个人创作的历史上看

　　也许《百鸟朝凤》的电影语言是简单的，也许故事的讲述不够复杂，甚至，也许在思想的表达上带有一点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影片放在吴天明个人的创作历程中看，自《变脸》之后，电影语言上的朴素和直抒胸臆已经是他创作方式的一个常态。作为一个经历了新时期电影语言现代化进程的当事人，也许，吴天明导演最后选择的是对美德本身的维护。这正是为什么唢呐王在选择唢呐传承人的时候，首先考察的是德，而非才。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他后期创作的电影观念的隐喻。

　　《百鸟朝凤》在公映过程中经历了困难，而这个困难又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某种解决。这个解决是不是永久的?它是否可以创造中国当代艺术电影发行的一个典型案例?这都需要历史来为我们提供答案。但不管怎样， 《百鸟朝凤》公映的过程所处的语境，是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语境。中国艺术电影遇到的市场问题，已经开始以市场的方式得到解决。这对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在《百鸟朝凤》票房上升的过程中，是千百万电影观众进入了电影院，看到并理解了这一部来自一个虔诚执著的电影人的创造。

　　吴天明深深地热爱他所生活的时代，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他以最生动有力的作品诠释了新时期电影艺术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理解。今天，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王全安，还有更年轻的一代电影导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现实、书写现实，这就是吴天明电影精神的强力延伸。